在政治气候尚不明朗的1979年1月，香港商人霍英东竟向广东省政府提议，由他出资1350万美元，广东省提供3631万美元，在广州建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家内地与香港合资的五星级酒店。一般商人可不敢做的，霍英东为什么就有如此超前的眼光呢？后来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回忆：“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改变。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这在内地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见《报刊文摘》摘自《意林》2008年第16期）
女人像，成了风云变幻的政治温度表！怎么回事呢？女人真当是祸水因而与革命相悖不该被革命所接受的吗？可是，那些人私底下恰恰又超常地喜欢女人，特别是漂亮女人哪。
真当百思不得其解。不过第一百零一思时我豁然得解了：原来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使然。嘴里高喊革命口号要解放妇女，心里头却看不起女人；心里看不起女人，那话儿又特喜欢女人。就像鲁迅先生在《肥皂》中讽刺的那两个遗老，看到那个女叫花子，一面鄙视她一面又口水哒哒滴，说弄块肥皂把她咯吱咯吱洗洗干净派派用场也蛮好……与之相比，革命的“遗老”一点儿都不逊色。
女人多么需要，但在“革命”的台面上，女人和与女人、爱恋相关的一切得远远走开。电视剧《最后的子弹》中那位干部一再直着喉咙喊：“不到革命最后胜利，我绝不正眼看女人！”1958年（请注意：这是远在“文革”之前），《柳堡的故事》就被打入另册，《九九艳阳天》被批作“黄色歌曲”。当然，红旗招展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女性温柔意象的东西，不过只有那只革命的小虫――“蝶”，“恋”着那朵革命的“花”，借以抒发无限的革命豪情。这仅是由于特殊缘由产生的一个特例而已。
苏联从斯大林执政时起，“左”的东西一直是主旋律，但卫国战争时期，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等着我吧》这首写给妻子的情诗，曾鼓舞了多少红军战士英勇战斗！人家可把女人和爱情当做至高的美来歌颂。苏、英、美、法等国士兵，许多人贴身衣袋里都珍藏着妻子、孩子或恋人的相片，他们的意志因此而受激励而不是被摧毁。
试想一下，一个城市即使再美，如果看不到女人和孩子，那么花似锦也会逊色。女性，是和平的意象。纽约港口的自由神像是个女人；雕像中放飞鸽子的也往往是女人的手……
女性连接着一切美的事物，象征着和平、和谐、宁静。如今沿街的书报亭尽是五花八门的时尚杂志，千姿百态的美女在封面上朝着行人微笑、媚笑、灿烂地笑……我不看这类杂志，但我由衷高兴，因为从这些诱人的笑脸中觉得我们进入了一个和平的、和谐的、人本主义的时代。我绝不希望她们卸去时装，擦去脂粉，换上布质草绿色军衣，别上红袖章，声嘶力竭地朝人间狂喊口号。
刚刚落幕的北京奥运会，出人意料地，刘欢和莎拉・布莱曼以一曲《我和你》颠覆了人们的思维定势，把我们习惯了的奥运会歌曲必须的激昂、高亢、欢快的节奏，取代以和平、宁静、舒展、柔情的调子，虔诚地呼唤着一个“和”字。
我感动，因为这是普世的美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