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演变的后果有几个 二十年后再看苏联演变

  今年12月是苏联演变(含苏共消亡、苏联解体两层意思)20周年[1]。20年来,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是很多的,围绕苏联演变原因的探讨尤其热烈。本文就戈尔巴乔夫时期以失败告终的改革的背景、历程、教训、原因以及相关思考,在回顾基础上作一综述。限于篇幅,只能择其要项,谈五个方面。
  
  苏联沦入不改革
  难以为继的困境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济政治管理模式是在没有先例的特殊条件下,于上世纪30年代逐步形成。这种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在战争年代和战后恢复时期显示过动员性强和困难承受能力强的优点,并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有过积极的建树。战后经济增速很快,例如1951年苏联的工业产量比1929年增加了12.7倍,而美国只增加2倍,英国增加1.6倍,法国增加1.04倍。苏联的科学技术也有过迅速发展,1954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1957年先于美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苏联的世界第一个宇航员上天。这些成就在相当长时期内掩盖了苏联管理模式的缺陷。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要命题的时代,苏联模式的弊端越来越突显,表现为思想理论僵化、经济管理凝固化和政治非民主化。赫鲁晓夫时期于上世纪50年代中、勃列日涅夫时期(实际上是柯西金倡导)于60年代中和70年代末,搞过两次三段改革,但都不成功。安德罗波夫就任最高领导人之后,闪烁过改革希望之光,他却匆匆告别了人世。
  从1982年11月到1985年3月,两年多时间内苏联三位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相继逝世。苏联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频繁更迭的老人当政感到厌倦,对国家经济政治生活处于停滞状况深为不满,希望有一位年富力强的领导人带领国家前进。时年54岁、在党内的接班人地位基本确立的戈尔巴乔夫,得到葛罗米柯等实力人物的鼎力支持,战胜了政治局委员格里申、罗曼诺夫等人的挑战,于1985年3月顺利地当上了苏共中央总书记。
  但是,应该说,留给戈尔巴乔夫的遗产是非常沉重的。
  其一,苏联经济处于“危机前状态”。这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经济没有从粗放的发展轨道转向集约化发展轨道,效率低下,经济失去活力。上世纪进入70―80年代之后,主要靠增加人力、设备、财力的粗放型发展越来越困难,粗放化发展的潜力趋于枯竭。二是经济结构长期保持畸形状态。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加紧扩军备战,争夺世界霸权,使国民经济结构带有越来越明显的军事特征。农、轻、重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导致苏联经济发展速度下降。
  其二,苏共本身日趋蜕化。这表现在多方面。一是对社会主义属性及其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认识极为片面,不是借鉴而是拒绝甚至敌视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成果。二是扭曲社会主义的目标和观念,不是审时度势、与时俱进,而是高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成熟性,唯意志论,急于求成。天长日久人民群众产生被欺骗的感觉,对苏共失去信任。三是标榜空头政治,在民主与专政两方面突出专政,甚至践踏民主。忽视经济的基础意义,囿于产品经济观,实行经济生活国家化、经济管理集中化和指令化。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奉行粗放型经济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导致经济结构畸形。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造成闭关自守。四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严重,惯于做“假大空”文章。党的思想建设薄弱,组织建设无力,官僚主义弥漫于党的各级机构。五是混淆两类性质矛盾,无端将思想分歧上升到政治斗争,严酷管制,无情镇压。民主与法制备受摧残,克格勃肆虐造成人人自危。六是民主集中制原则被严重扭曲,从少数人直到个人独断专行。禁锢思想,封闭言路。七是在发展动力问题上,片面强调精神因素的作用;而在物质生活中,又常常无视群众对于民主的精神需求。八是由任命制产生的干部高踞于群众之上,变成从群众中来到官僚特权阶层中去。九是过于突出俄罗斯民族的优越地位,民族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往往脱节。十是国际战略与对外政策中充斥大国沙文主义,口头上宣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实际上一切以对苏联和苏联政策的态度画线,干涉和控制别国别党的内政。
  其三,苏联面临外部严峻挑战。一是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特别是科技迅猛发展的挑战。从上世纪60年代起,苏联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呈递减之势,1966―1970年“八五计划”年均增7.1%,“九五”计划降为5.1%,“十五”计划再降为3.9%,至勃列日涅夫逝世的1982年下降到2.6%。苏联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受到日本的严重挑战。苏联的科技水平落后于西方约15年。二是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挑战。中国改革的初步成效,在苏联产生巨大影响和吸引力。三是匈牙利、南斯拉夫等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势头的挑战。东欧多数国家在改革中注意加强宏观调控与扩大企业自主权,把改革经济体制与促进科技进步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进行,引起普遍重视。
  上述挑战迫使苏联新领导考虑自己该怎么办。
  
  戈尔巴乔夫改革
  曾展示良好开篇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多次表示了改革的决心。据他的夫人赖莎•戈尔巴乔娃回忆,她的丈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前夕,同她在庭院散步时对她说过:看来不改革是不行的。
  戈尔巴乔夫发起改革的动因是明确的,他雄心勃勃地要应对多方面的挑战,想把苏联搞成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强国。他起初遵循比较正当的改革途径,有两大标志,一是1986年彰显改革决心的苏共二十七大,另一是1987年以改革经济管理为中心内容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
  其一,关于苏共二十七大。1986年2月25日至3月6日举行的苏共二十七大,中心议题是经济建设和改革。大会确定了加速发展经济的战略,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的设想和一些措施。大会提出到20世纪末15年内苏联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翻一番的规划。届时国民收入差不多增加一倍,工业总产值增长不少于一倍,劳动生产率将增加1.3―1.5倍,人均实际收入增加60―80% ,每个家庭有独套住宅或独户房屋。据计算,要达到上述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每年要递增4.7 %。这些指标的提出,当时曾引起普遍重视。
  二十七大还要求在思想上实行变革,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一是重新认识苏联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提法是“有计划地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否定了赫鲁晓夫的20年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的冒进口号和勃列日涅夫的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的错误论断。二是批评生产关系自动适应生产力的看法,首次公开承认苏联现行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在粗放发展条件下形成的,现已“过时”和开始丧失刺激作用,强调对经济管理必须进行“根本改革”。三是提出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也应不断调整,强调要大力扶持和发展合作社所有制。四是提出要重视利用社会主义基础上正常的商品货币关系的积极作用,克服对它的作用估计不足和存有偏见。
  大会初步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强调要用经济定额来代替某些指令性指标,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使其转向完全的经济核算,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行处理超额产品;合理发展大、中、小企业,尤其是注意中、小企业的作用;改革价格体系,使之具有更大灵活性。在农业方面,要实行五年一固定的产品收购计划,使农业企业自行处置全部超计划产品及部分计划内产品;广泛实行作业队、作业组承包制和家庭承包制;等等。二十七大基本指导思想仍偏重于集中的计划经济,没有涉及市场机制问题,也未超出两种所有制。
  其二,关于苏共中央六月全会。1987年6月25―26日召开苏共中央全会,中心议题是解决改革经济管理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的决定》和《根本改革经济管理基本原则》;修改了《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草案并提交随后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当时苏联领导人称,这是一次“把改革思想引向实际行动”的会议。
  全会文件提出,“国家经济管理根本改革的实质是,各级都要由以行政领导方法为主转向经济领导方法,转向利用利益管理利益,转向管理广泛民主化和调动人的因素”。其特点是从改革企业管理着手,搞配套全面改革。全会在经济改革上的一些新内容和新构想,曾经令人颇感兴趣。一是实际上取消了指令性指标,代之以长期经济定额。二是对市场的看法有新意,称“商品货币关系是有机地列入社会主义经济系统的。三是提出“根本改革价格机制”,在“企业法”定稿中指出“合同价格和自定价格可以不断扩大”。四是对集中领导的方法要“根本改革”,这比二十七大提出的要提高集中领导的效率,又前进一步。五是规定对长期亏损而无偿还能力、产品无销路以及整顿仍不能提高效益的企业,可以关闭。这实际上是允许破产。还规定要根据部门、跨部门或地区部门原则将企业组织合并,使之联合起来,这实际上包含着不同部门企业“横向联合”的意思。此外,全会还提到要从抓人民的基本需要着手,使群众尽快得到改革的实惠。
  苏共中央六月全会通过的文件和提出的构思,由于执行遇到困难而扭转改革方向,终于使这次全会产生的成果付诸东流。
  
  苏联改革经历了
  逐渐蜕变的过程
  苏联推行改革六年又九个半月,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从第三个阶段开始,改革越来越脱离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轨道。
  从1985年4月苏共中央全会至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其中1986年2月召开了苏共二十七大,属于第一阶段。这一年多时间是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初步形成改革构想的阶段。这个阶段虽然出现政策失误,但是主导思想大体上还是积极的。从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至1988年6、7月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之前,属于第二阶段。如前所述,这期间形成了经济改革的总体方案和一系列配套措施,有一定的突破性。然而,搞了仅仅半年,就推行不下去了。用苏联领导人的话说,叫做“打空转”。究其原因,他们却认为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超前,而政治改革的核心应该是党本身的改革。于是念头一转,把经济改革实际上搁置下来,集中力量去搞政治改革,去折腾党。
  第三阶段,从1988年年中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至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集中搞政治改革,其实成为夺权政治斗争。在党政分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下,改变和取消党的领导作用,实行议会民主、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在形势失控的情况下,又搞起总统制和总统直接领导、主持下的内阁制。从理论上宣扬要学习社会民主党的经验,行动上则积极效法。这样的政治改革整整用了两年时间,一步步地走向斜路,经济政治形势也就越来越恶化。
  第四阶段,从苏共二十八大至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之前,提出了苏联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是苏共以代表大会形式肯定了党的领导地位变化之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激烈较量十分尖锐的时期。民主派势力先后夺取了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七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权,夺取了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几十个重要城市的领导权。苏联领导人公开宣称苏联处在“十字路口”,苏联社会主义在危急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面临改名和分裂的现实危险。苏联共产党处境极其困难,面临组织分裂的严重威胁。经济状况几乎达到崩溃的边缘。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8•19事件”,从而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
  第五阶段,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宣布辞职,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同意解散苏联。从此,“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和地缘政治的现实”不复存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此告终。
  戈尔巴乔夫自己说过:“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是苏联改革中的划时代事件,将改革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以前阶段和以后阶段。”这次会议之后的政治改革如脱缰之马,一发不可收拾。具体说来,主要表现为:
  其一,党内有派,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大致分为三类:通常所说的主流派即苏共行动纲领派(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民主纲领派即所谓激进派(以叶利钦为代表)和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即所谓传统派(以利加乔夫等人为代表)。党外有党的趋势迅速发展,可分类为:一是新建立的党,二是分裂而成的党,三是由政治性组织转化而成的党,四是旧党复辟。
  其二,党员纷纷退党。据苏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1988年退党为1.8万,1989年为14万。1990年头六个月,退出苏共的有37万人,被开除出党的有25万人,还有自行脱党的,几个数字加在一起共计77万人离开了党的队伍,而同时期入党的只有12.5万人。1990年1月苏共党员数为1922.28万人,至6月底即二十八大召开前夕党员数约为1800多万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答记者问时称,目前苏联社会上流行一个说法:60年代如果想升官就应该入党,90年代想升官必须退党。
  其三,名目繁多的非正式社会团体大量涌现。1989年初有6万多个,1990年有9万个。人数不详,形式各异,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其中一些人是想为改革献计献策;还有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兴趣广泛,但虚无主义情绪严重,思想混乱。也有少数人打着支持和拥护改革的旗号,成立某种组织,从事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其四,苏共遭受致命打击。1991年“8•19事件”发生之后,叶利钦签署一系列命令,宣布封闭苏共中央总部,禁止在俄罗斯境内的苏军党组织活动,中止俄共活动,禁止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党组织的活动。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他还签署法令禁止苏共在武装部队、克格勃、保安警察和国家机关的活动。11月6日,叶利钦下令禁止苏共在俄罗斯的活动。苏共垮台随之而来的是苏联国家解体。苏联从1922年12月30日成立,到1991年12月26日结束,历时69年。
  
  苏联演变留下深刻的沉痛教训
  苏联在二战后发起的第三次改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失败,而是万劫不复的结局。20年过去了,回过头来可以看得更清楚:戈尔巴乔夫时期如果从1987年开始的经济改革认真地坚持下去而不是半途搁浅,孤立地去搞那种破坏性的政治改革;如果当即奋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把食品消费品生产放在重要位置,而不是在原先非常畸形结构基础上推行仍以重工业优先的加速战略;如果听取许多人的建议早抓农业改革,并且在国际石油价格下跌的情况下不惜付出一定代价大量进口食品以丰富市场,在给人民群众带来经济实惠的同时逐步放开价格;如果在保持生产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有步骤地实行渐进的、适当的所有制变革,而不是要么迟迟不触动所有制问题,要么在缺乏思想准备和未经试点的情况下企图用几百天时间完成私有化和非国有化;如果不是盲目地频繁更换干部,造成党内离心离德倾向滋长和党的队伍涣散,一批打着支持改革旗号、别有用心的人乘机钻进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因而加重了党的危机;如果民主化和公开性掌握适度,而不是将其作为万灵药方加以滥用,破坏稳定的政治环境和造成激烈的权力之争与民族冲突;如果正确地总结历史教训,认真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并切实纠正种种错误,而不是诋毁社会主义历史、丑化共产党并取消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执政地位――如果这一切本可避免的重大错误(不是指一般错误)得以避免或者及时纠正(包括重大错误),那么,后来促使事态恶性发展的“8•19事件”也就不会发生,苏联的形势和结局很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从宏观上展开来讲,我们可以从苏联改革失败中得出几点基本教训。
  一是改革必先认真抓好经济。苏联的改革一直是在不断破坏生产力和削弱综合国力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尚未形成新机制的条件下,加速战略仍然是建立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甲乙两大部类生产比例失调和积累过高的不合理的结构基础上,其目标依然主要是增强同美国竞争的地位,因而从一开始便忽视了如何解决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食品和消费品短缺问题,如何尽量给人民带来经济改革的实惠的问题。尽管加速战略被迫中断实施,但是急于求成的思想又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当经济改革遇到困难时,不是从经济方面寻找原因并及时加以调整补救,相反却将其搁置一旁。结果表明,从发起改革时苏联人民的生活已经达到小康水平,变成国家解体时苏联人绝大多数人相对贫困化,相当一部分人绝对贫困化。
  二是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关系务须摆正。苏联主要领导人不是在经济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逐步推进政治改革;不是将政治改革同经济改革有机地结合,而是以政治改革冲击和破坏经济改革;在政治改革中不是设法改善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而是降低、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结果摧毁了改革的核心和中坚力量,导致社会崩溃。如果说赫鲁晓夫时期的教训之一是失之于在搞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政治改革,那么这次的状况恰好相反。两次改革从不同角度表明: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处置恰当,可以相互促进,反之,则会起干扰破坏乃至摧毁作用。
  三是民主化公开性要把握适度。苏联主要领导人曾作为主导思想提出,要“在民主化进程的范围内,去克服那些在社会革新过程中遇到的和将会遇到的错误立场乃至直接的对抗”,认为公开性是对毫无例外的一切管理机关纠正缺点的强有力杠杆。实践的结果,在舆论工具摆脱了党的政治领导和政策约束的情况下,形形色色的政治反对派利用民主化和公开性大造反共反社会主义舆论,歪曲、丑化和诋毁苏共的历史,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价值观念。所谓“民主化”和“公开性”成为反对派利用来把自己队伍搅乱直至将自己打倒的武器。
  四是对待历史应持科学态度。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评估历史遗产的原则、方法和结论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因此在舆论失控的情况下,终于造成对近70年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几乎全盘否定,从而给各种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进攻提供了可乘之机。社会主义的整个理想和信念,苏联全部现存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几乎无例外地成了否定和批判的对象。在改革一再失误的情况下,苏共内部和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大大减弱。事物发展的进程越来越远离改革发起者预想的轨道,而落到十分悲惨的境地。
  五是对国际环境要认识清醒。改革需要有良好的国际环境,外交政策应为国内改革服务。苏联领导人肯定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而否认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笼统宣扬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而无视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的严酷现实,还将国家间关系超越意识形态分歧混同于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当时这些做法不仅在苏联自己国内,而且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运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苏联领导人的思想主张、政治观念和具体政策与策略反复无常、变化多端,导致改革举措失当、危难丛生,最终不得不败下阵来。
  
  关于苏联演变原因的争议焦点
  苏共消亡、苏联解体20年来,我国学界本着汲取教训的原则,就其原因不断地、认真地进行分析和讨论。鉴于选择的角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看法多种多样。如今影响较大的代表性看法有两种,一种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苏联模式,另一种认为根本原因是戈尔巴乔夫与赫鲁晓夫一脉相承的修正主义路线。
  观点之一:“斯大林模式不能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体制有所改革和改良,经济有新的发展、民主也有些许扩大,但没有打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这正是苏共丧权、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瓦解、苏联国家解体的根本原因。”[2]“以制度与体现制度的体制作为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3]
  这类论断难免让人产生一些疑问。其一,苏共消亡、苏联解体是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出现的,这里为何不涉及戈尔巴乔夫如何进行改革并一步步导致苏共消亡和苏联解体的历史事实?其二,二战之后特别是进入上世纪60―70年代,苏联面临两大问题,一是不改革不行,二是改不好也不行。苏联模式弊端的严重性,说明不改革不行;而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说明改不好也不行。两者不应错位。模式弊端的存在和滋长固然造成改革的难度,但不能以此当作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理由。也就是说,不应该把体制弊端这一客观存在与从事改革的主观努力割裂开来,把改革难度大与改革必然失败画上等号。其三,应该廓清苏联模式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苏联模式何以能经受住卫国战争那样严峻的考验,苏联模式在教育、医疗和福利保障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深得人心,连资本主义国家也曾加以借鉴。其四,不能否认苏联社会主义管理模式是可以得到改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是这方面的成果。
  原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曾经指出:“毫无疑问,正是戈尔巴乔夫政策的缺陷导致了国家走向崩溃。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在1985年4月改革开始之际,一切都是与此相反!”该书还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并做了回答:“如何理解戈尔巴乔夫那些明显的矛盾声明和实际行动:今天主张社会主义选择,明天又禁止共产党活动?在改革时期完成了一项伟大事业,这就是打击了过去的斯大林主义、专横现象和不法行为,但他又重新走上了破坏宪法程序和破坏法制的道路,这都是些什么――是由于所形成的局势而犹豫不决和逢场作戏,还是伪装,掩盖真实目的?”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 2003年9月20日在接受中国社科院访俄代表团时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争权力、争影响的斗争,在改革的最后阶段几乎成了苏联解体的主要因素,其中叶利钦处于积极方面。民主派的出现,与其说是一种强力的政治运动,不如说是从政治公开性中产生的情绪和倾向。正是这个更多的建立在激进情绪上而不是实际政治力量基础上的民主派,摧毁了苏联和苏共。
  观点之二:“苏联解体和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并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或者概括为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苏共灭亡的根本原因。”[4]在维护这一论断的有的著作中,列举四大理由说明戈尔巴乔夫继承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第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是全面地诬蔑和攻击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而否定党的历史和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是‘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赖以提出和蔓延的条件”。第二,“赫鲁晓夫提出‘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是党的纲领目标,实际上是把人道主义这一唯心史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而这恰恰构成了‘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核心”。第三,赫鲁晓夫提出的否定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民党’、‘全民国家’这一修正主义观点,是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第四,赫鲁晓夫的核恐怖理论,否认在核武器条件下国际阶级矛盾的存在,鼓吹国际阶级合作,这构成了戈尔巴乔夫外交‘新思维’的理论根据。[5]
  以上论断中有些说法也难免给人带来疑问。其一,勃列日涅夫基本上否定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行为倒退,变得更加僵化,在国内加强对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对外奉行扩张主义政策,那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路线是不是就正确?其二,对赫鲁晓夫的评价回到当年大论战“九评”的立场,是否实事求是?赫鲁晓夫本质上究竟是一位社会主义背叛者还是一位不成功的改革先行者,不妨继续讨论。当初他站出来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毛泽东评价说他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揭了盖子”属于原则问题,说明做得是对的,必要的;“捅了娄子”属于方法问题,说明做法有缺点,鲁莽,主要是指批判斯大林这样一个涉及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预先没有同兄弟党商量。其三,如果说“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来自于唯心史观,那么如今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念将被置于何地?其四,将“全民党”和“全民国家”仍然定性为修正主义观点,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的性质的表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看来,与时俱进也应该运用到对苏联问题的研究中来。
  笔者历来认为,导致苏联演变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主要的;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原因,现实原因是主要的;有领导人的错误,也有改革本身的难度,领导人的错误是主要的。强调说内因是主要的,并非外因不重要,而是避免将外部“和平演变”万能化;强调说现实原因是主要的,并非低估苏联模式弊端的严重性,而是警惕陷入改革必败的“宿命论”;强调说领导人的错误是主要的,并非否认苏联改革的艰巨性,而是防止无谓地为领导者的罪责开脱。我们不应忽视其中任何一种原因,但又不能孤立地只用某一种原因来对苏联剧变作总体上的解释。如果更概括地表述,那么可以说,导致剧变的各种原因在深层次盘根错节,执政党及其领导者的路线错误与僵化的管理模式弊端相交织所体现的现实内因,则是问题之根本。
  苏共及其领导人的路线错误与苏联模式弊端同属于内因,两者有一个摆法问题。既不能抛开现领导人的路线错误孤立地仅从模式本身去寻找改革失败的原因,也不能忽视长期积累的模式弊端给现领导人改革带来的困境。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毕竟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出现的,因此不能不首先从戈氏的改革历程中审视和探究其失败的直接原因。这并不是追究个人责任问题,而是要弄清是非曲直。
  应该强调指出,就苏联国家解体而论,叶利钦也负有重大责任,他伙同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的舒什凯维奇,暗中策划,直接制造了瓦解苏联的悲剧。历史事实是,苏联原先15个成员国,后来在形势越来越复杂混乱的情况下,表示愿意留在联盟内的相继从11个成员国减少到9个共和国和7个共和国。哪怕只保留“苏联”这个虚名,联邦变成邦联,戈尔巴乔夫当时还是想挽回苏联的。
  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 2003年9月20日在接受中国社科院访俄代表团时说过:戈尔巴乔夫本人从来没有承认过他力图瓦解苏联,也没有承认过他的行为客观上帮助了这场悲剧。他在不同场合多次重复过这句话“我不能承担苏联崩溃的责任”。他把苏联和苏共崩溃的全部责任通常推给叶利钦和民主派,推给国家非常委员会,甚至推给开始由雷日科夫、后来由帕夫洛夫领导的政府。罗伊•梅德韦杰夫认为,对于戈尔巴乔夫而言,苏联和苏共的崩溃从来就不是他的工作的明显目的,也不是他工作的隐蔽的目的。罗伊•梅德韦杰夫说,在对待经济科学、政治科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管理科学方面,在所有这些方面,戈尔巴乔夫都是一个极端肤浅的人。
  最后,值得一提普京的名言:“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普京善于总结和汲取苏联时期的教训,正在引导俄罗斯人民致力于重振大国雄风。
  (作者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际自然与社会科学院院士)
  (责任编辑:丁云)
  [1]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签署法令禁止苏共在武装部队、克格勃、保安警察和国家机关的活动。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通过决议,暂时停止苏联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活动。11月6日,叶利钦下令禁止苏共在俄罗斯的活动,其财产收归国有。
  1991年12月21日,苏联各共和国领导人发表《阿拉木图宣言》,宣告苏联结束、成立独联体(既不是国家也不是超国家实体),这意味着苏联实际上解体。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总统宣布辞职,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落,这标志着苏联形式上解体。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开会,通过解散苏联的决定,这从法律上确认苏联解体。
  [2] 陆南泉,黄宗良,郑异凡.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序二.
  [3] 陆南泉,黄宗良,郑异凡.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序一.
  [4]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3:19.
  [5] 张旭,周新城.苏联演变的原因与教训:一颗灿烂红星的陨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