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始成分 我家土地改革时被划为上中农，土改前三年我家的经济情况是：有6间土顶砖房(三间正房和三间厢房)，有七亩半地；家中7口人，父亲1946年参加革命，我爷爷解放前夕掩护过处于地下状况的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解放后被誉为“革命老人”；全家人中。因为只有我母亲是青年劳力，这样在麦收和秋收时就必须雇个短工。土地改革我们虽然是上中农，但还是分到了地。因为我们村当时人均土地3亩，我家分了10亩地(我父亲吃商品粮)。当时我们全家对共产党是非常拥护的，村里干部经常到我家研究工作，算个“革命堡垒户”。可是。被爷爷掩护过的那个县委书记调走后，我们家在入社后生活穷困。新的干部没有人到我家来了。尤其是1960年，我爷爷和两个奶奶都饿死了。父亲40元的工资不足以养活6口之家，我们的生活就陷于贫穷了。加上上中农不吃香，我们实质上已经处于农村的底层生活线下。看着当年在我家走红时天天踢破我家门槛的那些干部，此刻见到我们家人连忙背过脸去，我们感到世态炎凉。
二、工作队让我们斗争
1964年，我们地区开始了“四清”运动，先是通过“扎根串连、访贫问苦”查找“四不清干部”。我父亲是教师，我是高中学生，放假时，回乡要参加“四清”运动。因为我们有点文化，就成了工作队利用的目标，非让我们当积极分子不可，不然在档案里给你鉴定“不革命”。于是，我和我父亲都参加了“革命”――被当做批判“四不清干部”的枪。我们虽然对某些干部有不满的地方，但是。面对面批判还是拉不下脸来。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亲。有点缺点错误应由上级有关部门去处理。怎能由老百姓出面，这不是让人记仇吗?可是当时讲群众路线，处处发动群众，让群众去互相揭发批判。工作队让我们用当时政策去给“四不清干部”上纲上线。比如这个干部没有什么明显的贪污，工作队就让我们问他抽烟用什么纸。他说用报纸。那报纸不是公家的吗?给在外的亲属、朋友写信用没用过公家信纸和墨水?这都是“贪污”，都是“四不清行为”。“纲”上到这个地步，我们问的人都不能接受，可是你不这样问，就说你“和敌人划不清界限”。工作队每天在背后导演的就是怎么“挑动群众斗群众”。让你把话说得越厉害越好，恨不得都把他们说成“阶级敌人”。可是，被整“上楼”的干部认为“土地改革”又来了，怕“劈柴炖肉”(指用粗木棒打人)加到自己身上，就每天深夜到能发言的人家去活动――千万别给他揭发批判上纲。这使我们愁得没有办法，说，伤了乡亲；不说。在工作队那里没法交代。直把个温情脉脉的乡村弄得四分五裂。把平时见面开口笑的乡亲们弄得派性林立，仇怨丛生，整人的和被整的都担惊受怕、忧心忡忡(现在“四清”与“文革”时产生的仇怨仍然存在)。
这些“无限上纲”对被批判的人是很不公的，也是残酷的。可是这是当时的政策呀，你不这样去革别人的命，别人就要革你的命。现在看来这是制造矛盾，把所有人都推向战场，不允许你当中间力量。整个极“左”路线就是靠制造矛盾。促使人民内部互相斗争。
我们因为有点文化，不幸被工作队绑在这个互相倾轧的斗争机器上。当了不得不当的斗争工具。即使我们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原则话”，比如父亲常说的：你们也是贫下中农出身的苦大仇深的人，怎么掌了权就忘了本，弄不弄就打自己的阶级弟兄?父亲绝对没有给他们胡乱编造什么不实的材料，只是对他们打骂百姓的作风批评一下。可是这也是伤人呀。
三、我家成了全国最穷的地主
很快，随着那些因用了几张纸和几瓶墨水成为“四不清干部”的人的“下楼”(当时管挨整叫“上楼”。解放叫“下楼”)，我们家灾难就来了。“下楼”后的村干部，对奉命批判他们的人心存怨恨。于是，开始“阶级复议”时，他们互相串连。一口咬定给我家当过长工。这样，我家就被“复议”为“漏划地主”了。
七亩半地的地主，土改分过地的地主，解放前积极参加革命的地主，仅能糊口生活的地主，这样的人划成地主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我们当然不服。于是，工作队采取“熬鹰”的办法，整夜不让父亲睡觉。他前几天还是积极分子在会上发言，现在却成了被整的囚徒，必须被打入敌人阵营进行残酷的专政了。父亲当然死不承认。他们就软硬兼施，一会儿说你是恶霸，一会儿说你土地改革划中农是拉拢贫下中农的结果。现在是想钻进无产阶级队伍中对贫下中农打击报复……总之是罪恶越来越大。但是，我们父子俩把当时的土地改革政策倒背如流，就是坚决不承认。于是，工作队改变了方针，笑嘻嘻地对父亲说：“这回不给你复议了，你还是中农，你按个手印回家吧!”被困倦折磨的父亲听到此话，大喜过望。不辨真假就按了手印。第二天，我们就被定为“漏划地主”了，那上报材料上有父亲鲜红的手印!
此后。我们踏上长达十几年的上访之路，每次都被打成“右倾翻案”而横遭打击。其结果是不允许我考大学，父亲被揪回家改造，妹妹不准升高中，两个弟弟只能上“耕读小学”。到“文革”开始，我被打成反革命小黑帮，挨游斗；父亲被打成“残渣余孽”。天天劳改；两个弟弟被“耕读小学”赶回家。一个二年级。一个四年级。同时，我们被扫地出门，被从原来家中赶出来，轰到支了三根柱子、摇摇欲坠的窄小阴暗的破屋中。
四、艰难的落实政策
我的成分问题是从1976年10月6日始，上告到中央才历经艰难痛苦解决的。我感到那种残忍、虚伪的“革命”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完蛋了，便毅然决然地给党中央写了26页的长信，很快有了结果。中央批转河北省委书记，省委书记批转廊坊地委书记，廊坊地委书记批转县委书记。三级书记批示是大案，县里组成专案组。十天即调查清楚，打印了落实政策的文件。可是这个文件在公社和大队的压制下，一年半后才得到解决。其艰难痛苦的过程我曾以日记形式写了15000字的文章，刊登在2006年第2期《天涯》上。
一个由“阶级斗争”引起的仇恨，一个耽误了我们全家人的青春、前途的错案，落实起来是何等的艰辛呀!我满以为上级同意了，真相大白了。我们就回到革命阵营了，可是，过村党支部这道关。我就走了相当惨痛的一年半。县里拿着打印好的革委会文件，到村里去，村支部不同意，你就没有办法。可悲、可叹的我们可敬的县里落实政策的领导，到我们村去了不下一百次(我永远感谢那两位同志)，村支部书记就是不同意。他信誓旦旦地说：王宏任上告到中央，没有我同意，他白闹腾!他脑子中的“贫下中农领导一切”已经深入骨髓，他认为他的意志就是永恒的真理，这条愚昧的政策繁殖了他这样的人。我频繁给中央领导写信，最后上级下指示。凡是不同意落实政策的领导，一律撤职。于是，他被撤职了，新上的党支部书记上台就宣布我的成分落实的文件。
我永远感谢伟大的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没有他就没有我们这些被迫害的人的生命(当时假如再不能落实，我和我弟弟会因为绝望采取极端手段的，那时一场血案即将爆发)。
五、一点后话
改革开放后，我凭着自己的努力当上高中语文教师，其后到县政府办公室当副主任，县文化体育局当局长、文联主席，现在是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北作协会员、廊坊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妹妹是中国作协会员，在上海工作；弟弟也是河北作协会员，写了不少小说。现在县广播电视局工作。我的儿子大学毕业后靠自己努力到省委工作。我们被扼杀压制了20多年，没有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也没有大多数和我们一样受压制的人的今天。现在的改革开放无论有多少缺点和不足，也要比把人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时代强。况且又是前进中的缺点(绝非官话)。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