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自然灾害，特别是那些严重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危害，往往是无法抗拒的。随着社会体制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面对天灾来袭，人类早就不是只能被动承受。尽管危害仍无法完全消除，但预测灾害的到来，减轻其危害程度，已经是人类力所能及之事，也因此在天灾袭来的之前和之后，如果抗灾减灾的举措及时、得当、有力，便能够使天灾的危害由大变小；反之，倘若天灾以外更有人祸，那势必会加剧天灾，万千民众也就只能深陷水深火热之中了。对这种状况，1998年荣获诺贝尔奖的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曾有过精辟论述：“大饥荒不会饿死人，只有人祸才会饿死人。”“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
历史上，能成为上述观点佐证的实例举不胜举。
比如，上个世纪40年代初，河南连年大旱，不少地方粮食绝收，农民在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以后，开始大量死亡。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起初还只是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不罕见。表面看起来，导致这么一场惨绝人寰悲剧发生的原因，是连年大旱，是天灾。但实际上，面对着遭受重灾的河南，从当时的省政府到重庆国民政府，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而且赋税还分毫不减，更不要说免除了，才是给灾民雪上加霜，把他们逼上绝路的主要原因――这不就是人祸加剧天灾吗?后来，河南的灾情由于被美国记者自修德在美国《时代》杂志披露，并当面向蒋介石陈述而引起世界关注。在舆论压力之下，当时的各级政府才开始多方赈济，灾情遂得以缓解。请看，政府的作为和不作为，对天灾造成危害的孰重孰轻，关系该有多大!
类似的情况后来仍有发生。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相交之际，我们曾经历过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2007年8月下旬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有一篇对《定西孤儿院纪事》一书的作者杨显惠先生的访问文章，其中有一段让人读来不胜唏嘘的文字，所描绘的就是发生在那个时候的悲剧中的一幕：1958到1960年，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和河东的定西地区是重灾区。在《通渭县志》(1990年版)第三编中有这样的记录：“1959年冬，饥荒更为严重，一些地方出现人相食现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通渭县是一个28万人口的中等县，3年大跃进过去，仅剩18万人口――7万人死亡，3万人外流……对造成上述惨案的原因，多年来的官方标准说法是“三年自然灾害所致”，但早在事后不久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就尖锐指出，原因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现在，更有专家通过对当时气象资料的研究，得出了尽管有部分地区遭遇天灾，但就全国而言，那三年基本上还可以算是风调雨顺的结论。看来，导致“三年困难时期”出现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在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好大喜功、浮夸吹牛在当时成为时尚，到处横行，那种被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批评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恶劣作风弥漫全国上下(彭德怀因此开罪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致死)。于是，小灾理所当然地变成大灾，地区灾害无可避免地变成全国灾害，中国老百姓无端地受了好几年苦，夺去了许多生命(其中有一些还是幼小的生命)，这不是典型的人祸加剧天灾吗?
由往昔的旧事联想到眼下的新闻，山东华源煤矿发生溃水事件，172名矿工兄弟还生死未卜，一位名叫卜昌泰的专家组组长就已经宣布事件系由自然灾害引发，至于煤矿的管理层以及上级领导机关对这一场灾难有无责任，卜组长则不置一词。而实际上，通过媒体零星透漏的一些事实，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发生在山东的矿难，很可能是一场被人祸加剧了的天灾。为什么对山洪暴发、河水猛涨、决堤淹井没有丝毫判断和准备?为什么在倾盆大雨持续而降的情况下，依然让矿工下井?矿工的生命和煤炭的产量孰轻熟重?在不曾对众多的有关当事人进行充分、深入的调查，并对调查所得进行科学、合理分析的情况下，便急不可待地把灾难缘由一股脑儿推给老天。呜呼，这可真是“天若有情天亦恼”啊!
附带说一句，前些天，美国明尼苏达州密西西比河桥梁坍塌，人家的调查人员说，可能需要18个月时间才能搞清楚塌桥的原因。是美国专家的水平低、办事拖拉吗?非也!咱们这儿的专家，不用认真调查就敢下那种为权势者文过饰非的结论，也没人会夸他们水平高超、手脚麻利。对他们的做派，其实是可以用一句陕西土话来状绘的，这就是：“光屁股撵狼，胆大不知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