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蠹鱼笔记] 蠹鱼

  同治皇帝碎洋表      夏子松侍郎同善谓穆宗时,常伴读。衷一计时表,私视之。为上所见,询是何物,侍郎直对。穆宗取而碎之,曰:“无是物即不复知时耶?”又谓穆宗以热河之耻,切齿恨洋人,尝命太监制洋人偶像,排列案上,以小刀斫其首,曰:“杀尽洋鬼子,杀尽洋鬼子。”(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
  【蠹鱼案】鸦片战争以降,大清帝国屡遭外侮,同治皇帝很有些骨气,恨洋人恨得要死。可惜他那满腔仇恨并没有化作疆场杀敌的行动,只是叫太监弄些木头人来充当“洋鬼子”,让他用小刀削割以解其恨。同时,恨又恨得极不理性。夏同善(字子松)把洋表拿出来玩儿,同治皇帝看见这么一个“妖物”,气就不打一处来,马上将表踩了个稀巴烂,教训说:“难道没有这玩意儿,就不知道几点钟了吗?”没有洋表,白天可以靠测量太阳的影子,晚上可以靠漏壶滴水来估算时间,甚至还可以点上几炷香,一炷一炷地数,可它们有时钟便利和精确么?这种偏执的、“愤青式”的“爱国主义”,不要也罢。莫说他在慈禧太后阴影下,不能有所作为,即使能有作为,我也不看好。
  
  赫鲁晓夫说脏话
  
  尼克松说,西方国家的人民在短短的数百年间,通过勤奋创业,在18世纪中叶就已经基本消灭了贫穷和饥饿。而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人们仍生活在贫穷之中。……赫鲁晓夫当时就坐在尼克松身旁,他狂怒地握着拳头,不时地嘟噜:“放屁!放屁!”――有一篇报道写道,他当时还轻声地骂了一句:“操你奶奶的。”(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
  【蠹鱼案】1959年7月,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前往莫斯科为美国的一个展览会剪彩,之后应邀到电视台发表演说。展览会主要展示了美国在科技研究和物质建设方面的成就,其中包括美国普通工人居住的一个样板房的复制品:“地上铺满了地毯,客厅里摆放了电视机,有两个厕所,装有中央取暖空调,厨房里还有洗衣机、滚筒式烘干机和冰箱。”尼克松在演讲时,自然也没有忘记向苏联人介绍美国人的富裕生活。凡此种种,激起了苏联人的愤慨。一家报纸评论说,美国普通工人根本不可能过上“如此奢华的生活”,这些只不过是“美国政府的宣传”;赫鲁晓夫则尤为失态,不但情绪激昂,而且满嘴粗言,仿佛他的脏话具有无穷的魔力,可以使美国沦为地狱,使苏联变成天堂。美国人的展览会和尼克松的演讲,无疑是一种宣传,甚至可以说是炫耀。不幸的是,深受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之害的苏联人,无法正视这种基于现实(至少并没有过分夸饰)的宣传与炫耀,反而用另一种虚假的宣传来捍卫自己的尊严,举国上下都沉浸在自欺欺人的迷梦之中。待到梦醒时分,竟已为时太晚。
  
  读书人对专制主义的矛盾心理
  
  韩非生于危弱之韩,故其政治思想在致其国家于富强以成霸王之业,其坚持尚力,吾国人当今日,尤当奉为导师。(熊十力《韩非子评论》)
  【蠹鱼案】史称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所谓“法”,主要是指刑法;所谓“术”,则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权术。在韩非的理论体系中,“法”和“术”是连用的,两者都是“帝王之具”(《韩非子・定法》),而“术”比“法”更为重要。也就是说,“法”是服务于“术”的,法律不能脱离权术的股掌。因此,韩非的学说在本质上是属于专制主义的,所以深受嬴政赏识。虽然嬴政听信谗言干掉了韩非,但仍然以韩非的思想作为他统一天下、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熊十力先生对韩非的学说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韩非之独裁思想,吕政已试验之,终以毁民性、害国命,祸延二千余年,而夏人不复振也。”他甚至还把韩非和希特勒相提并论,认为韩非比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熊先生又对韩非多有嘉许。韩非主张以“霸王之术”致使国家富强,熊先生认为其“爱国”之情令人敬佩,“使韩子生今日,余为之执鞭,所欣慕焉”。《韩非子评论》(原题《正韩》)作于抗日战争时期,熊先生对韩非学说的矛盾态度,是读书人躬逢乱世时的一种复杂心理。在山河板荡之际,人人都希望国家统一富强,希望出现一个“铁腕人物”救民于倒悬,韩非的专制主义学说恰好迎合了这种心理,所以引起了熊先生的共鸣。当包括读书人在内的普通大众不惜饮鸩止渴的时候,独裁者往往就会以“救世主”的面目降临人间。
  
  人吃人的理由
  
  汉末有管秋阳者,与弟及伴一人,避乱俱行。天雨雪,粮绝。谓其弟曰:“今不食伴,则三人俱死。”乃与弟共杀之,得粮达舍。(马总《意林・傅子》)
  【蠹鱼案】管秋阳兄弟俩带着一个仆人(所谓“伴”)外出躲避战乱。天下起了大雪,干粮又吃光了,管秋阳就说:“把仆人吃了吧,不然大家都得死。”结果,这个仆人就成了兄弟俩的干粮。管秋阳吃人,是出于一种功利的“计算”:三个人身陷绝境的时候,吃掉其中一个,可以救活另外两个;否则,大家都得死。但是,为什么牺牲的一定是仆人,而不是他们兄弟之一呢?孔文举先生――就是七岁让梨的孔融,说出了一番大道理:“好朋友吃好朋友是不对的,比如管仲就不能把鲍叔牙做成干粮。这个仆人不是他们兄弟的好朋友,只是一个会说话的鸟兽,所以他们吃掉仆人,就好比是狗咬死了一只狸猫,或者狸猫咬死了一只鹦鹉。”孔先生的高见,深刻地揭示了“仁义”的本质。所谓“仁”,就是“二人”。也就是说,只有在两相对应的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才谈得上“仁”。孟子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这里列举的“五伦”,就是传统中国最基本的五种两相对应的关系,也是考虑“仁义”问题的根本出发点。管秋阳和他弟弟是兄弟关系(“长幼”之伦),兄弟当然不能吃兄弟;而仆人呢,和他们什么关系都没有,连朋友都不是,只是“能言鸟兽”,所以活该被吃,不存在道义上的问题。可见“仁义”是要讲关系的,不是一种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