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也日益频繁，但现实传播的最终结果有时却与沟通理解的愿望背道而驰。由于各种复杂原因，不同群体之间的误读与偏见愈来愈激化而频繁，甚至呈现固定化的趋势，在跨文化国际新闻传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马赛尼斯在跨文化传播的领域内对“偏见”的解释是：“偏见就是对一类人僵化的不合理的概括，以至于人们在只有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直接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持有僵化不变的态度。”偏见的可怕之处在于，人们带有偏见的心理变化进而会影响他们的行为，从而产生对异质文化群体的不公正待遇与歧视行为。从西藏“3・14” 事件开始，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是否有偏见引起广泛讨论。偏见的存在已经过确凿的论证，但如果放任偏见任意发展，或者用过激的方式对西方进行另一种“偏见”化，后果是令人担忧的。
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分析偏见产生的原因，思索如何尽量减少偏见的发生。本文以西方主流媒体对西藏“3・14” 事件报道为例，分析偏见产生的原因，以及东西方从这次事件中应有怎样的反思与改进，探讨在未来出现类似突发危机事件时，如何能更有效地进行沟通。
一、偏见产生的原因
西方主流媒体在对中国的报道中，产生“傲慢与偏见”的原因是复杂多元的，在西藏“3・14” 事件的报道中，本文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西方、中国、藏独。
（一）西方的原因
今天的西方已经对掌控了60余年的自由、民主价值，有了独特、执着的关注。一方面西方有着领先于东方的优越感，从而坚定地认为他们的自由、民主一定是普适真理，是适用于全人类社会的，代表着人类历史进步的大方向。他们习惯于用自己的标准体系去对不同民族国家指手画脚，当然也包括中国。就像在北京工作的美国记者Josh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所说：“西方记者在西方长大，自然会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在潜意识中会对中国的制度有所不满。”另一方面，保持民主价值，并在全球推广，这并非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需要，在西方世界，这意味着从政策理念、政治资源到民众信仰的全方位的“内在冲动”。所以，从价值理解的角度“修理中国”，或者说要顽固地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心态，却是普遍而又深刻的。
其次，新闻偏见产生的重要社会心理机制即“安全性需要”。跨文化交流中最基本的障碍之一便是“对他者的恐惧”，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的不同使人类产生恐慌与排斥，并通过坚守自己原有的刻板成见，对并没有接触过的其他群体继续保有偏见。出于对自身价值的确认，西方的刻板印象实际上也等同于他们在认知中对自尊的保证以及对安全感的维护。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曾在2007年胡锦涛主席访英时含蓄而清晰地表达了西方社会为什么对中国的崛起存有戒心：“中国的发展备受全球瞩目和钦佩。但是，我们很想知道，中国人民究竟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他们又将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国际社会如何看待它们的新角色？”
第三，人们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习惯了用简化的方式建构世界。要充分认识变化纷繁的外在世界并适应它，就必须学会“范畴化”，即通过特定的话语将事物分化、簇合成团来组织、梳理世界。西方新闻媒体长期建构的中国负面形象早已在西方受众和媒体工作者心中转化为范畴并固定下来,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对中国有一个长期的切身的深入了解，不肯或者说不能来重新认识当今的中国现实，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和社会所取得的进步。美国记者Josh说：“最大的问题是西方媒体总部的编辑。许多人长年在本国生活，只来过中国一两次。于是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驻华记者写了一个报道，可能立场比较公平，但编辑却不同意。”由于媒体了解受众预期会读到中国不好消息的心理，市场竞争的压力又促使它们为了迎合受众口味，而更加放大中国的阴暗面。从而导致了西方从媒体到受众对中国误读的恶性循环。
（二）中国方面的原因
从中国政府方面来说，首先，一般如果负面信息由境外媒体率先披露，那么当事人扭转局面的可能性就已微乎其微。所以，抢占舆论先机是实现“成本最小化，影响最大化”的关键环节。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22日发表文章称：“暴乱发生之后，中国本应抓紧时机，在第一时间就邀请外国媒体记者亲眼目睹现场，使暴乱真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但令人不解的是，西藏地方却封锁现场，送走境外（包括香港）记者，几天之后才公布暴乱真相，使西方媒体得以抢先发出歪曲报道。如此迟疑的反应，说明中国还缺乏一套符合信息时代高速高效要求的危机处理机制，难以在危机事态发生时占有先发制人的主动地位。”新华社高级记者熊蕾就指出，在一些问题上，有关部门因为觉得“不好说”，放弃了发表意见的机会。
其次，由于大众传媒在当今信息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力越来越强大，善于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对政府人员，尤其是对外工作人员的要求也相应提高。美国政府就曾延揽世界知名公关专家夏洛特?比尔斯和凯伦?休斯担任美国副国务卿。在聘请国际公关公司来帮助和培训后，中国官员在奥运会期间与媒体打交道时虽有了变化，但沟通技巧的运用也尚未到达理想的程度，“例如某些官方发言人有时在面对外国媒体质疑时，用尖刻的语言回应，甚至失态发火。”究其原因，媒体未走向市场以前，是“党的喉舌”，是宣传工具。现在部分媒体逐渐开始了批评监督政府的角色转换后，政府官员将媒体简单的分类化：宣传工具或挑刺揭露者。这也形成了官员在面对媒体时要么是领导指令、要么是防备排斥的心态。然而这两种态度在面对精于揭露政府的外媒来说，更加受之于柄，看似是主动交流的动作，却反而使偏见更深。
从中国媒体来说，当媒体被定位为“党的喉舌”，为官为党言声的宣传，成为在国际上公信力受到质疑的根本原因。而中国缺乏能够在国际上发出声音能被听见并愿意接受的、非政府所属的“独立媒体”。其实《南方周末》对于西藏“3・14” 事件的报道比较客观冷静地呈现了多种声音，影响力却局限在国内，在国际上受到很少关注。其次中国对外传播机构长期以来过分重视正面报道，而对中国发生的负面新闻少作或不做报道。在国际传播中总是发出统一的僵化的声音是不正常的，违背新闻传播规律。中国媒体不报道的新闻，西方媒体正好可以拿来大做文章。德国《经济周刊》驻北京记者Frank Sieren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还缺乏一个能够达到BBC、CNN或者半岛电视台这类国际新闻媒体标准的媒体，这是非常可惜的。作为外国人，我无法从中央9台清楚地了解到中国政府的立场。”
从中国民众角度来说，网民以及海外留学生办了“Anti-cnn”网来纠错打假，自发搞起了独立媒体式的行动。但发展到后来，出现大声叫骂者的蛮横，以及不能允许多种声音出现的围攻。比如南方都市报发表了《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等文章，就出现了对《南方都市报》的围攻，高喊”汉奸媒体的代表”等不理智的行为。其出发点是盲目狂热的，并不是本着就事论事解决问题的目的去讨论，自然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显示出中国部分国民略微过头的、容易受伤的敏感与脆弱。
（三）藏独方面的原因
达赖及其“流亡政府”精于公关，成功吸引了国际媒体和能接近政府与决策层的非政府组织，还拥有绝佳的市场营销能力。德国《名利场》周刊发行的一期刊物，不仅有对达赖的专访，还附送缩写本的《达赖自传》。藏独集团还有专业的宣传网站，很多在西方大报或者大型媒体的网站上有链接。除去形式上的精细操作，在传播内容上藏独也尽量接近西方，用西方乐意接受的方式去自我宣传：倚仗的是其单方面认为的各种主张的“道义正当性”。而这种道义正当性往往脱离了西藏问题的本来内涵，它经过必要的修饰，表现为非暴力、民主自治、藏民人权、文化保存、宗教自由等价值主张，形成某种“软实力”与中国政府博弈。
二、怎样减少偏见的发生
要减少偏见的发生需要东西方都真正的以沟通理解为出发点。
第一，从中国政府方面来说，首先是转变对待媒体的方式，改善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原则就是开放、透明和对话。政府“善待媒体”，媒体也必定会回报政府。这种回报并不是简单直接的宣传，而是从更长远来说推动了社会的良性发展，从而最终有利于政府的管理。在对待国外媒体时，要懂得使用西方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沟通，说话和表达的策略技巧要更加成熟明智。
其次，政府要对专业分工、专业价值进行认可和引入，允许多种声音的存在，也许更能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这一方面要求政府允许独立于政府和大众的“精英一极”的存在，甚至在其起步阶段充当保护者和支援者，允许这个群体的成长。中国目前缺少一个具有国际地位的精英群体，这个群体必须客观且理性，独立于执政党主导的一极和大众一极，懂得国际语言和沟通习惯，有权威和公信力。这样，无论是这个群体本身，还是它的崛起必然附带的“独立媒体”，都能担负起向国内民众、向西方社会发出“第三方”声音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包括政府对民众、尤其是网民巨大力量的信任与合作。
第二，从中国媒体来说，提升自身公信力和传播地位，改善传播方式，用两者可以对话交流的方式进行国际传播是首先要考虑的，逐渐培养出高素质、有国际地位和实力的独立于政府的媒体。其次，在国际报道上，中国媒体应该提供多方面的信息和全面的视角，帮助受众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中的形象有一个真实理性的认知。而非目前的国际报道所呈现的外国对中国的态度要么是批评要么就是赞扬，纯粹两种对立。
第三，从中国广大民众来说，要从态度和心理上有正视偏见、接受挑战的准备。中国如果要崛起，就必然要拿出勇气和理性，去面对世界的各种反应。宽容与自信的心态，是“13亿中国人民的合理意志的表达”，是在各种怀疑、批评甚至敌意的反应中，坚定向前。
第四，从西方的角度来说，尽量摒弃原有的对中国的认识框架，以空白的纸张去重新书写与描画现在的中国。不要仅仅抓住中国的阴暗面不放，并将其人为扩大化。既要批评中国的不足，也要肯定其成就。在报道中国的过程中，选择的角度不应该总是将任何事情都与中国政治问题、中国人权、中国威胁论等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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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洁（1986―）女，乌鲁木齐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8级新闻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