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爱尔兰问题一直是举世瞩目的热点问题。它不仅与爱尔兰和英国的关系息息相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欧洲地区的政治局势和经济状况,对西欧政局的稳定也至关重要。进入1968年,“北爱问题”愈演愈烈,爱尔兰共和军在北爱地区所发生的一系列暴力冲突,严重影响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进入70年代,英国开始对爱尔兰共和军施行一系列政策,均是以打击,削弱共和军的暴力活动以及镇压共和军为目的,并且取消了曾给予共和军的“特别类型地位”。另一方面,随着英国政府的镇压政策的深入,共和军坚决抵抗,坚持爱尔兰民族主义理念,以把英国赶出爱尔兰和建立32郡的爱尔兰共和国为目的,并且誓要夺回“特别政治地位”。最终在1980年至1981年期间,发动了爱尔兰历史上最悲壮的共和军狱中绝食抗议,并导致10人身亡。该次绝食也因此成为北爱问题的转折点,使其由恐怖暴力向和平进程转变,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英国和北爱和平解决北爱问题进程。
从二十世纪60年代末到英爱贝尔法斯特合约签订的1998年,这一期间被习惯地称为“北爱问题”。自从1969年8月12日至8月14日的“八月事件”①开始,北爱尔兰的情形可以说是每况愈下,不断的陷入暴力的状态中。这对北爱尔兰造成了深远和史无前例的影响。伦敦德里和贝尔法斯特,是北爱尔兰种族分离最严重的两个城市,在这两个城市中,充斥着民族、宗教冲突和军事斗争。面对爱尔兰共和军和英国军队的对峙,以及后来和皇家厄尔斯特警察的对峙,英国政府担心这些会对其统治造成威胁。因此,英国在不同阶段对爱尔兰共和军所采取的政策均是以镇压为目的的。从无审判的拘捕政策、无陪审团的拘留政策,再到灾难性的1974年停火政策,以及罪犯化政策等一系列政策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爱尔兰共和军被分别认为是“被拘留者”、“恐怖主义者”以及“普通罪犯”。这些政策一次又一次地使共和军被镇压、被削弱、被遏制。但爱尔兰共和军自己认为他们是正规军,他们不应该被镇压,他们是为了爱尔兰的自由和解放而奋斗的。所以,当共和军的愤怒达到顶峰后,必然导致了他们会用狱中绝食抗议这种极端方式来争取他们的政治地位。
首先,1971年英政府的无审判拘捕行动使得共和军遭受了“不人道,有辱人格”②的待遇,大部分被拘捕的爱尔兰共和军嫌疑人遭受了特殊实验审讯。1971年前半年,共和军临时派的炸弹攻势有增无减,其中共和军临时派射杀了首位英国军队士兵,与此同时,首位爱尔兰共和军成员也在与英国军队交火中身亡。一时间,伦敦方面对爱尔兰共和军的抓捕行动呼声高涨,认为该是大规模拘捕恐怖分子的时候了。布莱恩・福尔克纳接任北爱首相职位后,下定决心把拘捕行动付诸实施,制定了无审判拘捕政策,并认定无论在有效停止暴力活动方面,还是在缓和政治氛围方面,这都是一剂“万灵药”。1971年7月23日,一个代号叫“D行动”的大规模抓捕行动正式开始。上万名武装部队和警察怀揣一份452页的黑名单开始在贝尔法斯特和德里两个地区搜查共和军。依据《特别权力法案》第12部分,恐怖主义嫌疑犯不用被审判即可被拘捕。拘捕行动表面上是以共和军及其他准军事组织为共同目标的,而在执行拘捕行动的4年中,并没有任何新教不法分子被拘,可见其目标直指共和军成员。连福尔克纳自己都说“目前行动的最主要目标就是爱尔兰共和军。”③
其次,1974年共和军的临时停火使得共和军元气大伤。进入1974年,爱尔兰共和军掀起了一股新的爆炸潮流,使1974年成为共和军的“炸弹年”。1月5日和2月4日分别在英国伦敦和曼彻斯特散布炸弹。鉴于1972年的前北爱事务大臣威廉・怀特劳的谈判失败,新任北爱事务大臣里斯,此时重新转向了与共和军谈判的道路。里斯决定创造一种方式可以最大限程度地削弱临时派共和军组织的力量。他认为,迫使共和军停火是最有效遏制共和军的方法,因为停火持续的时间越长,共和军就越难恢复再发起爆炸事件的力量,在这一段和平时期,有利于缓和政治氛围。④里斯与共和军的谈判终于使得停火在1974和1975年成为现实,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英国从北爱撤军的可能性(共和军对停火的唯一要求就是英军从北爱撤出)。在停火期间,仍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不断被杀害,这说明停火并没有发挥如里斯所料的成效。反而削弱了共和军在北爱天主教徒心中的威信,更重要的是使得英政府在这期间可以继续对共和军施行拘捕,而共和军不能发动暴力反抗。但随着最后一批当初被无审判拘捕的共和军嫌疑犯被里斯释放后,共和军对停火越来越不耐烦了,遂重新开始回归炸弹战役。在爱尔兰共和主义者眼中,这次以削弱共和军力量的停火是一场灾难。⑤也是从停火之后,共和军进入了一个更为暴力的宗派杀戮阶段。
再则,英政府把共和军推入绝食境地的政策则是厄尔斯特化。在英国工党执政期间,对北爱尔兰由政治手段转向安全政策手段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效。里斯热衷于制定更有逻辑的、更可行、更有效的安全政策。而接替里斯的北爱事务大臣罗伊・梅森和北爱皇家警察队新任局长肯尼思・纽曼试图逐渐侵蚀共和军暴力斗争的政治风气,遂制定出厄尔斯特化、罪犯化和常态化一系列政策。在这一系列连贯的政策中,以试图推动治安系统的厄尔斯特化和对准军事组织暴行的罪犯化的政策最为重要,也最有争议性。两项政策,特别是罪犯化为共和军铺上了一条通向灾难的不归路,直接导致了1980―1981年绝食抗议的爆发。
厄尔斯特化是一种类似于美国在越战期间实行的“越南化”政策,以改善厄尔斯特地区的安全体系为目的。实际上,其主要通过重组和扩充北爱皇家警察和北爱尔兰防卫队(UDR)的队伍,与此同时逐步减少英国常规军在北爱的数量,并最终完全取代常规军。⑥北爱皇家警察和防卫队一方面以打击爱尔兰共和军和忠王者准军事组织为目标,另一方面接管了北爱的安全问题,减轻常规军的负担。仅以对付爱尔兰共和军和其他准军事组织的罪犯化,这则意味着将之定为一般犯罪而不论其是否有政治动机,从而剥夺任何的政治地位。
1975年底,无审判拘捕最终以里斯释放了最后一批被拘禁者而宣告终止。伴随着共和军与警察在前线交火重新升温,北爱问题再次被定义为安全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因此最切实可行的方法就是把共和军和其他准军事组织统统关进拘留室。⑦1974年颁布的《防止恐怖主义法案》,为此方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它允许警方在未起诉嫌疑人的情况下,将暴力活动的行为者拘留7天,进行长时间、持续强度的拷问和审讯,最后亦可将其驱逐出英国。随后,他们就会被归为毫无政治动机的普通罪犯。从而实现这所谓的常态化和罪犯化。
英国两部法律《紧急规定法案》和《防止恐怖主义法案》的施行都给英国政府的安全政策提供了坚定的依据。按1973年的《紧急规定法案》建立了特别无陪审团“迪普洛克法庭”⑧,并只用于处理恐怖分子嫌疑犯。这种无陪审员法庭的建立是基于法官迪普洛克在1972年提交的一份报告,报告中重点强调了对嫌疑犯威胁陪审员的担心,并同时提出了废止陪审的建议。⑨除此之外,该法案还涉及到了要求逐渐取消无审判的拘捕,但是允许警方在未起诉嫌疑人的情况下,将暴力活动的行为者拘留7天。⑩1974年《防止恐怖主义法案》的颁布,适时地回应了临时派共和军在伯明翰发动的针对实施《紧急规定法案》的扩大化爆炸行动。该法案提出了一项特别的机制,称其为“排他化命令”,即任何被怀疑是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北爱公民都不被允许进入英格兰、苏格兰或者威尔士,并且将被遣送回原居地且不给予申诉的权力。?�?�?�英国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曾表示“这两种法案的结合在和平时期是前所未有的。我相信,他们的结合是完全合理的,以满足明确和现实的危险。”?�?�?�
新审讯组由重组的侦探,新任命的负责专门收集分析证据的专家,以及训练有素的审讯者们组成。座落于贝尔法斯特东部的卡斯而雷是审讯集中营,在这里准军事组织成员,特别是共和军成员被逮捕后均被拘留于此。他们中的一些最后被认定为行为恶劣的攻击犯。然而,绝大多数的供词是通过对被拘留者身体上、精神上的拷打和虐待获得的。为此,一份临时派共和军的官员报告还谴责共和军是缺少抗击精神虐待的未被醍醐灌顶之徒。?�?�?�据估计,在1976和1979年之间,大约3000名嫌疑人被判为恐怖主义攻击犯。?�?�?�但是自从这种非人审讯方式的实施后,并没有证据显示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行动因此而减少,相反,在北爱地区恐怖和暴力似乎更合理化了。
从以上的分析看来,二十世纪70年代,爱尔兰共和军步入恐怖暴力阶段,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争取共和派的政治地位和实现爱尔兰的民族统一。为此,英国为了稳定政治局势,维护国内的安全,对爱尔兰共和军的政策由60年代的政治政策转向安全政策,把爱尔兰共和军视为恐怖主义者,并对他们实行大规模的无审讯拘捕,促使他们签订停火协议,更采用厄尔斯特化政策把共和派罪犯归为普通罪犯,而非政治犯。英国的一系列政策均是意图削弱共和军的力量,最大限度减少英国国内的恐怖事件。70年代英爱的关系陷入暴力斗争的低谷,英国的政策和共和军本身的思想指导使得双方互相对抗,互相斗争,一直处于镇压与反镇压、暴力与反暴力的循环反复中。正是这种尖锐的矛盾不断激化北爱问题的发展,使得英国国内的政治局势紧张,英国及北爱尔兰地区的人民深受其害,日益饱受白色恐怖,时时担心生命安全,而英国其他地区的社会稳定也很大程度上受到威胁,造成人心惶恐,经济衰败。这种不稳定的尖锐关系,为80年代共和军的极端抗议埋下了伏笔,最终走向了1980―1981年共和派争取罪犯政治待遇的狱中绝食抗议。
注释:
①八月事件是发生在1969年8月12日到8月14日,一帮新教自卫队员和特警猛烈攻击德里市中部的博戈塞得天主教区,并且对居民施以恐怖手段。
②McKittrick, D. and McVea, D., Making Sense of the Troubles (The Blackstaff Press, 2000), PP.68.
③Adams, G., Before the Dawn: An Autobiography (London: Heinemann, 1996), PP. 153.
④Rees, M., Northern Ireland: A Personal Perspective (Methuen, London, 1985), PP. 224.
⑤Danny Morrison’s interview in Bishop, P. and Mallie, E., The Provisional IRA (London, 1987), PP. 217.
⑥McKittrick, D. and McVea, D., Making Sense of the Troubles (The Blackstaff Press, 2000), PP.123.
⑦McKittrick, D. and McVea, D., Making Sense of the Troubles (The Blackstaff Press, 2000), PP.123.
⑧James, L., The Ulster Question since 1945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1998), PP.80.
⑨McKittrick, D. and McVea, D., Making Sense of the Troubles (The Blackstaff Press, 2000), PP.123.
⑩Bishop, P. and Mallie, E., The Provisional IRA (London, 1987), PP.255.
⑾Rees, M., Northern Ireland: A Personal Perspective, (Methuen, London, 1985)
⑿Conroy, J., Belfast Diary: War as a Way of Life (London, 1988), PP.92.
⒀A Hennessey, T., A History of Northern Ireland: 1920-1996 (Basingstoke, 1998).
⒁Bishop, P. and Mallie, E., The Provisional IRA (London, 1987),PP.255.
(作者简介:严露(1984―)女,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2006级硕士研究生,英国斯旺西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