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饮用水的三分之二来自密云水库｡北京市级国土部门在密云明确划定保护区,禁止开采固体矿产,但盗采现象却屡禁不止｡参与非法开采､运输的村民之多,范围之广,令人瞠目｡有矿石的乡镇与村庄,几乎人人上阵非法盗矿｡当地村民说,从一个普通村民到盗矿者,其实都有一个“演变”过程｡(2005年10月25日《新京报》)
“民变盗”是一个怎样的演变过程?表面看,是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让村民为“盗”｡马克思说:“当利润率达到200%时,什么手段都成为必然,甚至甘冒杀头的危险｡”对那些“盗民”来说,只需一块吸铁石,一些简单的挖土工具,每天就能轻而易举地入账几百元甚至上万元,从而摆脱贫困,买楼买车,利润何止200%?
不能否认,趋利是人之本性,超乎寻常的经济利益,是“民变盗”的重要诱因｡但这里的“民变盗”,却还有许多经济以外的原因｡村民开始并不想成为“盗”,他们也曾排斥､痛恨那些破坏生存环境的盗矿行为,曾齐心协力进行过无数次举报与上告,但村民很快发现,告倒“盗矿老板”很不容易｡仇进山的“盗变官”,就颇为典型｡作为一个外来者,仇进山于1999年开始无证采矿｡无证采矿就是盗｡仇进山不仅在二级保护区盗矿,在一级保护区也盗矿｡在政府的多次大清查中,许多村民认为他会被查处,但预测始终没有成事实;相反,他越盗越大,并成为了国有矿山公司的合伙人和主要领导者｡
“别人盗矿在县里买了楼房,开了私家车,当了官,你能干守着那些告状信?”在“盗变官”的示范引领下,本分的村民不再告状了,而是背着镐头走上了“盗之路”｡
“盗变官”是对守法村民的嘲讽,而“官变盗”则彻底摧毁了村民的守法底线｡北京人喝三杯水,就有两杯来自密云水库｡但由于乱采乱挖,水库保护区内的自然景观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环境污染严重,威胁着北京人的饮水安全｡近两年,中央和北京市开始投资,对这里进行综合整治,计划将废弃矿区留下的露天矿坑和裸露岩土陡坡填平或削平,尔后覆盖熟土种植庄稼或树木｡那么,现在是怎样整治的呢?据介绍,“仇进山们”拿着国家的钱,名正言顺地把挖掘机开进了一级保护区,一年间平掉了一座座几十米高尚有植被的山头,把大量矿石取走卖钱｡在当地村民看来,由中央财政参与投资的废弃矿坑综治项目,就是在严禁采矿的水库一级保护区进行“盗矿”,那些“盗矿者”搬走整座矿山,只付出填平现场､种植树木的代价……
那些被“盗矿者”“整治”出来的矿石卖到了哪里?那些巨额收入流向了哪里?没人能说得清｡“盗矿者”盗矿破坏了水土和植被,然后国家拿钱请“盗矿者”来恢复;“盗矿者”拿着国家的钱继续“盗矿”,只不过披上了一个“综合整治”的外衣而已｡如此循环,村民们当然不理解,心理自然也不会平衡｡于是,“盗民”的队伍继续壮大,“综合整治”中的环境继续恶化｡
在一定意义上说,“盗变官”与“官变盗”是“民变盗”的土壤与催化剂｡如果不能有效遏制“盗变官”与“官变盗”的现象,“民变盗”就难以终结｡密云盗矿现象,无疑是一个“民变盗”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