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那个大师如林的时期，胡适先生的学问并不是最突出的，无论是文学、史学、哲学，超过他的都大有人在，然而，胡适先生的为人处世却有口皆碑。 说到胡适先生的为人处世，不能不提他与陈独秀的关系。胡适与陈独秀早年是新文化运动的战友，他们一个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一个写了《文学革命论》，共同向旧文学、旧文化、旧道德开火。后来，由于政治主张南辕北辙，两人渐行渐远。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胡适也依然关注着陈独秀。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遭到逮捕。胡适心急如焚，他利用在京安徽名人与时任警察厅长的安徽人吴炳湘的同乡关系打通关节，同时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披露陈独秀在狱中受到的非人待遇；在《每周评论》上刊登《威权》一诗，抨击北洋政府无视人权的行为。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北洋政府只好释放陈独秀。
1921年10月4日和1922年8月9日，身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两次在上海法租界被租界当局逮捕，胡适知道此事后，请蔡元培等众多知名学者、教授联名给上海法国领事馆发电报，要求马上释放陈独秀。经过多方努力，陈独秀终得以走出牢门。
由于长期坚持反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国民党当局悬赏重金缉拿陈独秀。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工部局逮捕，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当时官方的宣传机器都鼓吹“迅予处决”。胡适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一方面联合翁文灏、丁文江、傅斯年、任鸿隽等好友，请求国民党当局将陈独秀一案由军事法庭移交给民政司法审判；另一方面，他请时任外交部长的朋友罗文干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沟通，并与蔡元培、段锡朋等人磋商聘请名律师为陈出庭辩护。胡适还利用讲学的机会，到处宣传陈独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宣传民主与法治，提醒国人监督政府，保障人权。1937年，胡适赴美前夕，给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写信，请汪出面与蒋介石商谈，释放陈独秀，汪精卫答应了。4天后，陈独秀果然获释。
陈独秀每次被捕，胡适都拼尽全力相救。胡适是一个特别宽容的人，他曾给陈独秀写信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容忍异己的态度。”但最根本的还在于胡适先生具有一种“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现代民主情怀。陈独秀从来没有干过杀人越货、坑蒙拐骗、偷税漏税之类的事情，北洋军阀政府、租界当局、国民党政府之所以要逮捕他，无非是因为他宣传了自己的政治主张。特别是他被“罢掉”共产党的官后，成了一个普通公民，按照现代民主理念，更是没有道理来剥夺他的各种权利的。
因为种种原因，胡适的书我读得不多，但胡适先生那种超越个人恩怨，着眼于公民共同命运的现代政治眼光及其胆魄，足以让我们动容，更让所有犬儒哲学的践行者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