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刁民”的中国老百姓，大多属于弱势群体。他们无钱无权无势，在有理无处诉，有冤无处申的情况下，放起“刁”来，多半是一种被迫的自我保护下策，不得已而为之。拙著长篇纪实文学《万山不许溪奔》（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中，记述了一个叫刁老三的小人物，其父解放前任本地天文台台长，解放后先是留用，后说是国民党潜伏特务，被投进监狱，死于监狱，他家便成了“反属”，刁老三也便成了“黑崽子”。在那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刁老三为自我保护，就施过不少“急智”，今择记二则于下（《万》书中未述及）：
1962年，17岁的小刁被安排到铁器社做学徒，师从李培德学打菜刀。“李培德菜刀”在解放前就是本地响当当的一个品牌，能在这样一位名师手下学艺，小刁自然乐意。可不久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令发出后，铁器社党支部书记觉得，让小刁这样的“黑崽子”跟名师学艺，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问题，一声令下，将小刁调离菜刀组，派他去捶焦炭。这纯粹是一种体力活，小刁人瘦小，干了几天便觉得手软力乏，很累；更令他烦心的，是专干这种毫无技术含量的笨活，学不到手艺，将来有什么好前途？小刁便三番五次去找书记，要求调回菜刀组，书记都以“工作需要”为由，一次次拒绝了。这天，小刁又去书记办公室找书记谈调工种的事。书记很不耐烦地训斥他一通，见小刁死乞白赖待在办公室不走，便动手推他出去。书记手一推，小刁便就势躺倒在地，高呼“救命”。旁边办公室的人闻声奔过来，小刁仍躺在地上，指着自己的脖子说：“我来找书记反映问题，书记把我打倒，又掐我的脖子，要把我掐死。”众人一看，小刁脖子上果然有掐痕，还有出血点。其实，这都是小刁倒地后自己掐出来的。有人把小刁扶起来，小刁又去拉书记，要书记陪自己去医院检查。书记又气又恼，说：“我没有掐过你，也不跟你去医院，你不服，可以去上面告我。”小刁说：“我脖子的伤痕现在大家都看见了，过几天出了大问题，我肯定会告你。我现在先去派出所备个案。暂时请三天假回家养伤。”
三天后，小刁来到社里，又要去找书记。社里一个干部叫住他，说书记今天开会去了，走前留下话，让小刁仍回菜刀组，这三天算伤假，不扣他的工资。小刁此后便稳稳留在菜刀组学艺，后来果然学到了一手打菜刀的好技艺。
1964年秋，本地开展“四清”运动，各单位每天下午或晚上都要开会学习。小刁所在的居委会规定，晚上7时半至9时半是居民必须参加的开会学习时间。小刁的母亲是居民，自然也不例外。刁母无业，长年在家帮火柴厂粘火柴盒。当时一盒火柴才卖2分钱，粘一个火柴盒酬金微薄得很，刁母从早干到深夜，加上小刁的三个弟妹放学归来也帮着粘盒子，一家人辛劳一天，也挣不到一块钱，可这却是一家人维持生计的主要经济来源（小刁月工资只有15元）。刁母去开过几次会后，便不愿再去了，一则是嫌开会耽误了粘火柴盒的活儿，二则是工作组在会上那些火药味很浓的讲话，她觉得有不少是冲着她这类“反属”讲的，她听起来心里窝火。小刁便给母亲拿主意，叫她不必去开会了，一切由他来对付。每当居民组长来叫刁母去开会时，小刁两句话就把她顶了回去。
一天晚上，工作组组长（男性）只得亲自叫刁母去开会。小刁家在一个大杂院里，是一个廊房，连大门也没有，只挂了一张布帘充当房门。工作组组长挑开布帘进入刁家，刚说明来意，小刁便手握一把菜刀扑过来，吼道，老子今天跟你拼了！工作组组长见这架式，返身便往外跑，小刁提着菜刀在后面追，边追边喊道：“你这流氓竟敢偷看我妈洗澡，老子不饶你！”小刁这一路追喊，把几十户人家都惊动了。直到工作组组长跑出了天后宫，小刁才停了追赶。
从此，无论是居民组长还是工作组的人，再也没有谁来叫小刁母亲去开会了。那一晚发生的一幕，也不知工作组组长事后是如何向人解释的。想来他是黄泥巴掉进了裤裆，是屎也是屎，不是屎也是屎，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