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祭_遥祭柏杨

  4月29日中午,忽然接到柏杨先生女婿曹长安打来的电话,告诉先生已于凌晨仙逝――这位20世纪的杂文大师,就这样和深爱着他的众多读者永诀。   当然,柏杨从来不曾以“大师”自居,他曾坦诚而深刻地表示:“我始终没有觉得自己就成为什么‘大师’了,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我只是个游击队员,我只是指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病在哪里,却没有能力去治病救人。”无独有偶,生前屡遭敌人和“朋友”明枪暗箭伤害的鲁迅(那个时候,非但国民党统治当局,就连左翼文化界,也没几个人承认他是大师),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也曾指出:“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柏杨和鲁迅,两个从不以大师自诩,且饱受磨难、历经坎坷的文化人,最终之所以能被历史定位为大师,其实不过是因为他们俩一生的文学实践,都在坚持“指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病在哪里”,都在坚持“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当然,柏杨和鲁迅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们以超人的见识、巨大的勇气和生动形象的表述,长期而系统地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糟粕进行了看似极端、偏颇,实则深刻、准确的抨击。在过去的100年里,像他们二位这样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大智、大勇、大仁、大义者,可以说是再无第三人。
  对告别尘世而去的柏杨,我们应该以怎样的一种姿态来纪念?那天中午,当得知柏杨逝世的消息时(我相信,在西安,我是较早通过绝对可靠的渠道收到这一噩耗的人),本想转告几位相熟的记者,但一想到眼下一些媒体的浅薄和浮躁,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很快,发现果然有不少媒体只是把柏杨逝世当成一个明星事件来炒作,而对柏杨精神中最应该张扬的内容,却有意无意地加以屏蔽;所幸的是,还有一些让人赞叹的好文章,如《柏杨走了,中国人依然丑陋》,《我们比20年前更需要柏杨》等,让我在摇头叹息之余受到了鼓舞,看到了希望。
  柏杨曾尖锐指出:“长期以来,你们所看到的,多是虚骄的中国人。”这样的中国人,在100多年前的义和团时期、40多年前的“文革”时期颇不乏见;现在还有这样的中国人吗?怕是没有人敢给出否定的答案。为什么邓小平生前曾反复强调要“韬光养晦”?在我看来,就是因为他切准了中国人的传统病根。不信请看:在多元文化共存共荣已经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被广泛认同的今天,竟然有人宣称“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和“文革”时让什么占领全世界的喧嚣有什么区别?而如此的谬论竟然被一些人、一些媒体津津乐道,这恰恰印证了“我们比20年前更需要柏杨”的论断!
  我和柏杨先生曾经先后在西安及台北有过两次会晤(其中一次还进行了较深入的交谈),并承蒙先生多次馈赠他的著作。柏杨和鲁迅一样,都是我做人和作文的楷模。自古以来,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总免不了“货于帝王家”的依附宿命。然而,时代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终于使知识分子能够脱离对于正统的拘泥和对于权力的依赖,而以独立批评者的身份屹立于天地之间,从而真正成为一个大写的“人”。尽管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如柏杨一般付出巨大的代价!
  “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的独立批评者柏杨已经走进历史,现实生活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