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的“金箍”:金箍戒指

  如今,亲朋同事闲时相聚,或是陌生人萍水相逢,评评时政,发发牢骚,甚至放言无忌,说些尖锐的批评之语,已不至于闹出什么严重后果了。这与一时出语不慎,便可能惹下灾祸的年代相比,的确是社会的进步。但国人也只是在非正式场合敢于畅所欲言,享受一下“言论自由”,一旦到了会议发言、接受采访等“正式场合”,即一旦面对话筒,头上就仿佛有一道无形的“金箍”,生怕玄奘先生念动“紧箍咒”而不敢“放肆”。大约20年前,我读张贤亮先生的小说,有一句话至今未忘,大意是“中国人一对着麦克风,就要说假话”。此话虽说是小说语言,却也道出了一部分国人的心态。
  在一些庄严肃穆的会场上,某些官员大谈反腐倡廉,而自己却大肆贪污受贿;大谈端正生活作风,自己却包养情妇或到处猎艳;也是对着麦克风说假话,但这些人只是为了欺骗大众,为自己制造清廉正派的假象。我要说的,是那些一面对话筒便言不由衷,假话脱口而出的人。最近,电视新闻中的几个镜头,令我颇有感慨:现在的房价,明明在飞涨,但一位普通居民,面对记者的话筒时,却说“对房价所采取的调控措施已取得明显的成效,现在的房价已比较稳定”;现在的物价,特别是肉食禽蛋粮油之类,明明在大幅度上涨,但在菜场买菜的一位中年妇女,面对记者的话筒时,却说“现在人民收入提高了,物价涨了点,也是我们可以承受的”……
  国民头上何以会有这道无形的“金箍”?说来话长。早在尧舜时代结束之后,“诽谤”这个原本美好的词,便成了一种罪名,无论臣民,谁若是批评朝政或是帝王老爷,“诽谤罪”的巨帽便要兜头扣下,轻则丢官下狱,重则砍头分尸。周厉王姬胡,为了禁止臣民“诽谤”他老人家,利用卫巫监视臣民,让他四处打探,发现谁背后说他的坏话,立即向他报告,为后世皇帝推行特务政治提供了样板。到了汉代,“诽谤罪”进而发展成“腹诽罪”,即尽管你嘴上没说出来,只是d里对朝政或皇帝老爷不满,或被人认定心怀不满,也要被严厉治罪。西汉武帝朝的大司务颜异,就是被酷吏张汤以“腹诽罪”处死的。这又为后世皇帝以思想治罪提供了依据。三国时期的枭雄曹操,堪称推行特务政治的鼻祖,他设置“校事”一官,以“广耳目,察群下”,即用特务来监视百官的言行,大小官员,说话稍有不慎,便要倒霉,甚至掉脑袋。老曹的儿孙们竞相效仿,大搞特务政治,致使曹魏时期告密成风。曹氏祖孙这一套,后来又被南北朝时期宋、齐两国的皇帝以及唐朝的武则天女士发扬光走。到了明朝,洪武帝朱元璋更是将特务政治运用到极致。他通过锦衣卫和巡检司两个机构,在全国布下一个庞大的监控网络,使得特务像上帝一样无处不在,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无论官僚还是百姓,均处于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因言获罪者不计其数。臣民即使是在家中说话,也会担心隔墙有耳。
  上述种种,我们只能从史籍中读到,而距今不远的“文革”时期,无论官民,因讲了几句真话而遭牢狱之祸、灭顶之灾,或是被戴上什么巨帽,闹得祖孙三代不得翻身,兄弟姐妹侄男伯女皆受株连者,以十万、百万计。这场浩劫,给国人的心灵留下了难以驱散的阴影,有的人至今仍记忆犹新,心有余悸。几年前,我在家乡采访一位在“反右”运动中被无辜扣上“右派”巨帽的老人。不料当我返回北京后,他的老伴竟又打电话又写信,千叮咛万嘱咐,要我把采访录音寄还或就地销毁,说是怕以后再有什么运动,被当做“罪证”。即使在今天,因直言批评领导而遭打击报复者仍不寡见。难怪有的人开口说话时小心谨慎,在自认为不能说真话的场合大说假话。
  国人头上这道自古已有的无形的“金箍”,可谓戴之已久,而国人也对这道“金箍”惧之已久。几千年来,因说真话而惹祸的事例太多,教训太深,所以一旦面对话筒,或是身处什么正式场合,未曾开口,便会下意识觉得自己仿佛处于监控录像系统的镜头之下,生怕言语有失,被人抓住把柄,留下后患,而不由自主地说起假话来。看来,提倡说真话,就要包容各种不同的声音,创造可以讲真话的环境,使国人不再感到共上有一道无形的“金箍”,才能使国人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敢于口吐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