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曹操 用儒 世族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雄豪并起。在北方豪强中终能“克成洪业者”，既不是“四世居三公位”、“虎视四州，疆盛莫敌”的袁绍，也不是汉家宗室的刘虞等人，而是被侮为“赘阉遗丑”的曹操。深析曹操成功的原因，不可简单的认为是他注重人才，又能“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还应看到陈寿评价曹操所表达的另一个层面即“运筹演谋、惟其明略最优”，暗含他取胜中原的关键不在武而在文。曹操与袁绍的一段对话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聊曹操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也说明曹操已经深入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东汉末年的社会大背景或大趋势是两汉儒学昌盛，儒家的君权正统观念已深入人心，而与儒学相结合出现的世家大族在东汉末年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时期，这些世家大族构成了国家统治的基础，是一股绝对强大的社会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曹操清醒的认识到要想平定天下必须争得这些世家大族的支持。加之曹操的自身特点，曹操在平定中原的大业中采取了“用儒”的政策，其核心在“用”，实质就是打着儒家维护正统、效忠汉室的旗号，争取以儒家名士为代表的世家大族的支持，笼络人心，使其在人才、政治、军事等方面获得了优势，为其成就霸业所用。
一、“用儒”政策得以实行的主客观原因 东汉末年特殊的社会背景是“用儒”政策得以实行的客观原因。东汉末年的处境，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战乱的年代，既不同于周末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诸侯并起，也不与兵强马壮即可称王的五代十国相似。春秋战国所承载的大背景是维系三代的礼乐已崩坏，继之而起的是文化的百家争鸣。五代十国时期的大背景则是各民族文化融合，东汉以来形成的儒家门阀世族力量及其文化理论彻底毁灭时期，经过了黄巢大起义的打击，已是“丧亡且尽”。
分析东汉末年的大背景则是历经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一系列理论成为西汉治国的根本，其忠君、修身、治国、平天下等理论更是在人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这些理论加之汉朝举孝廉的选官制度，和东汉依靠豪强大族建国的特点，使汉朝的国家权利牢牢的集中在一些世家大族手中以至董卓之乱后，一些大世族都闻风而动，纷纷起“义兵”联合击卓。可以反观群豪对儒者名士的态度，更加能说明东汉末年这一特殊大背景的重要性，暴乱不已的董卓秉政后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以从人望”，名儒卢植，虽反对董卓废立，但董卓终因卢植是“海内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当时北方最大割据势力的袁绍也是凭借其“四世居三公位”的大世族声望而吸引了大批儒家名士的归附。刘表可雄踞荆州十余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靠党人领袖“八顾”之一的声望。招揽了众多海内俊杰的归附。董卓之乱后曹操也“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但他势单力薄仅有兵将五千人，无法与其他手握重兵，地盘广大的世族相提并论，但曹操面对这一客观存在的大背景，采取了正确的“用儒”政策。
曹操的家庭出身是其采取“用儒”政策的主观原因之一。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其父曹嵩官至太尉为汉桓帝时中常侍大长秋曹腾的养子，虽然他也是豪强地主，但属于庶族地主的行列。在当时是不可能与世族地主相抗衡的，从其最初起兵后屡受挫折就可以看出，荥阳汴水之战，曹操被卓将徐荣大败，失败后与夏侯悖到扬州募兵，“刺史陈温、丹杨太守周昕与兵四千人。还到龙亢，士卒多判。至、建平，复收兵得千余人，进屯河内。”而且还差点丢掉性命。作为庶族地主的曹操由此认识到要想成就自己的霸王之业、就必须赢得世族地主集团的大力支持。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适应儒家世族的要求举起维护正统、效忠汉室的大旗。
采取“用儒”政策的另一个主观原因就是曹操的个人才能和其为官的成就很早就得到了当时社会名士的认可。一是早年得到了当时的儒家大名士桥玄的称赞，“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士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并以妻子相托，又“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旧许品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由此名声大振。二是曹操虽属于宦官集团，在东汉末年宦官一手遮天的情况下，不与宦官为伍，在任上能打击宦官势力，秉公执法，如造五色棒，击杀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的叔父，“迁为济南国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禁断淫祀，奸究逃窜，郡界肃然”。这些义举使曹操更加知名于当世。得到了一些世族地主的认可，为其日后采取的“用儒”政策减少了阻力。
二、曹操何以“用儒”以定中原 董卓之乱后，“名微众寡”的曹操还没有袁氏兄弟那样代汉自立的势力，但他采取的“用儒”政策却已开始实施，在劝说袁绍、张邈等人攻打董卓时，他认为“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军何疑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曹操早已看出“汉室已不可匡正”，“群后举兵而意在谋王室”，仍主张举义兵，指出是以顺诛逆，并首启戎行讨卓，目的在于“因乱假义”，举着维护正统的大旗，运用“用儒”政策来为自己扩大势力。曹操的采取的这一政策。在他平定中原的过程中的表现可以归纳为人才、军事、政治等几个方面。
一是“用儒”政策的推行，使大量人才归附于曹操，这些人大都是儒家名士，不仅能为曹操出谋划策，重要的是他们的归附证明了曹操赢得了当时社会最强大统治阶层即世族地主的认可和支持，也证明了其政策的正确性。在此以较早归附的荀或为例略做论述，荀或所出的颖川荀氏世为冠冕，世代为高官，知名当世，史书称“或德行周备，非正道不用心，名垂天下，莫不以为仪表，海内英俊咸宗焉”，可谓当时的名士之首，“或明有意数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曹操在东郡，或闻曹操有雄略，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初平二年，乃 去绍从操”。曹操亦把他与张良作比，初平二年正是袁绍立刘虞为帝，又胁迫韩馥取得冀州之时，而作为“怀匡佐之义”的苟或面对一个反正统的袁绍和一个举着维护正统大旗的曹操。他必然会“去绍从操”。作为名士之首的苟或弃绍从操。为以后大量人才归附曹营有很大帮助。仅他荐举的人才就有十数人之多。其中包括著名的苟攸、钟繇等人。加之后来曹操发布的“求贤三令”大量人才流向曹营，可谓“天下忠正孝实之士咸愿为用”。同时也看出了群雄之间的人心向背。
二是“用儒”政策在军事方面的表现，现以曹操初起时在缺兵少将而且没有统治地盘的情况下是如何拥三十万青州兵和得兖州为例来分析。对此我们先来看一下此时其他“共举义兵”者的表现，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虞、韩馥等人在汉献帝被劫持的情况下，仍为抢夺地盘而内斗不止，如公孙瓒表绍罪状曰“绍既兴兵，涉历二年，不恤国难，广自封殖，乃多以资粮转为不急。割剥富室，收考责钱，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网他们显然都毫无匡复天下，为君解忧之意。而此时的曹操却正以维护正统、效忠汉室的名义讨黑山贼农民军，又击匈奴于夫罗。皆取得了胜利。与群雄内斗相比曹操的一系列“义举”得到了当时社会的认可，“用儒”政策在初平三年在军事方面得到了回报，初平三年青州黄巾百万入兖州，兖州牧刘岱被杀，鲍信等人便迎“命世之才”的曹操领兖州牧，曹操得兖州后又取得了对黄巾军的重大胜利，“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万余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至此曹操有了自己的地盘和强大的军队，得以与群雄逐鹿中原。
三是在政治方面“用儒”政策的最好体现莫过于“建安元年九月迎天子都许”，造成了“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局面。获得了政治上的极大优势，逐渐成为群雄中维护汉室的“正统”。荀或的分析可以充分说明迎天子都许后的优势“昔晋文纳周襄王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
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为累，明矣。”史书载“太祖迎天子都许，收河南地、观众皆附”政治优势迅速化为实力优势。从此曹操得以充分利用汉献帝这一政治资本“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拥有了东征西伐的主动权。
东汉末年曹操在中原争霸的过程中。制定出了正确的“用儒”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曹操得以从一个“名微众寡”的争霸者成为问鼎中原的霸主，实现了他“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的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