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在报纸副刊上写几篇杂文，好像总是会惹麻烦。“你们杂文界最近没出什么‘闯祸’文章吧”？竟至一些好心的，也许还是“隔行如隔山”的搞科学、工程什么的新老朋友，都会这样问。
愈到后来，我却回答得愈有信心了。因为，事情确实在发生变化。比如我会介绍一位作者的两篇文章，那是我翻检藏书《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时发现的。一篇发表在1980年4月20日的《讽刺与幽默》上，题为《叔叔的苹果和实践的地位》，批评某些家长固守“为尊者讳”理念，阻挠孩子直言“叔叔送的苹果不好吃”。以小见大，结尾意味深长：“如果是爷爷的苹果，或者竟是顶头上司和高级长官的苹果，那还了得吗？”另一篇《笑不出声的笑剧》，1978年12月3日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堪称早期反腐败之作。说的是作者陪同外宾乘坐火车，从遭遇卧铺票被“掉包”，到发现列车长以票谋利、局长恃权利己，整个“一场绝妙的讽刺笑剧”。让人想不到的是，前者署名“肇星”，后者署名“李肇星”，均系前外长李肇星当年担任外交部底层官员时所作。
咱写杂文的该有自知之明，切忌“拉人入伙”。虽说兼擅诗文，人家突出的造诣乃在熟谙国际政治，善于折冲樽俎，属于“文坛挽留不住的人”。但是，他写下那些颇具锋芒的杂文，却未妨碍其后来步步高升、一展长才，则为事实。
“写杂文的”真个不再成什么恶谥，表明了当代中国社会对于批评的认同。很遗憾，提及杂文，就想到批评，似乎杂文作者命定的就像苏格拉底自称的“上帝派来的‘牛虻’”。杂文家何以不能当个频传捷报的喜鹊呢？
当然可以。优秀的歌颂性杂文理应提倡。是好文章，一样能传世。不过从既往历史来看，从读者接受习惯来看，能够像长了翅膀般四处传播的杂文更多的显然还是那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瞿秋白语）。此中缘由，曾彦修曾经作过解释：“对先进人物和事迹，新闻报道已有极详细的介绍，各报又多已发过评论，全国或各省市也组织过多次学习。所以各报刊努力组织来的歌颂杂文虽然很多，总没有详细的新闻报道那么感人，因而不易引起注意。”我以为，从文字体裁的特性出发，来认识杂文的主要功能，是对头的。人们所以创造不同的文体，就在于生活具有多方面的表现需求。讴歌、抒情、教育、认识、讽刺、泄愤、幽默……并非每一种文体都可以一肩而挑起全部这些感情诉求。曾彦修说：“谁都知道，漫画与相声也有这个特点，你如果要求他们全改过来，天天画‘歌颂漫画’，说‘歌颂相声’，那怎么办得到呢？”
知易行难。倘若为政者缺乏面对舆论监督的雅量，好理解的事情也就难乎哉。囿于一种线性思维，某些地方或部门的主管者实在头疼“社会的牛虻”，以及什么“设置对立面的好处”之类。批评报道难出，因为指名道姓，具体而微，让人难堪。杂文也难出，不指名道姓，却涵盖更广，一样让“寡人有疾”者出丑。于是，曾几何时，“写杂文的”人们，日子就不好过了。回头来看，从延安时期，丁玲和陈企霞主持《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务，经丁玲的《我们还需要杂文》作出呼唤，艾青、罗烽、萧军、王实味等付诸实践，热闹了一阵，结局是大悲哀。50年代中叶，杂文一度繁荣，然而意识形态领域“左”的指导思想依然作祟，尔后是以写下《电影的锣鼓》的钟惦�、写下《放心・容忍・人事工作》的萧乾、写下《“相府门前七品官”》的吴祖光、写下《“官要修衙，客要修店”》的曾彦修，包括仅客串写下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费孝通等大家，先后中箭落马，“戴帽”告终。到60年代初，还有资本说三道四的文人墨客少了，报刊延请高级官员命笔开篇竟为一时所尚，包括邓拓、吴晗、夏衍、廖沫沙乃至谢觉哉、胡昭衡。虽说不能保证评论家以一个平民身份来判断是非，已经监督乏力；虽说形单影只，高官杂文家的批评实在不见声势，但仍不容于时。到头来除去谢老树大根深，其他都遭“文革”飓风“横扫”而去。
直至新时期开始，民主政治回归，杂文枯木逢春。多少“写杂文的”前辈，走到重要领导岗位上去了。萧乾成为中央文史馆馆长，曾彦修成为人民出版社社长，费孝通当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还有晚一辈受冤屈的，如在《辽宁日报》“戴帽”的杂文家范敬宜当了《人民日报》总编辑，在《长春青年报》“戴帽”的杂文家谷长春当了吉林省委副书记。新时期涌现出的年轻一辈中，据我有限见闻，米博华成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蒋元明成为《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朱铁志成为《求是》杂志编委，陈小川成为《中国青年报》副总编……不仅有“升官”的，还有“获奖”的。鄢烈山杂文对社会弊病鞭辟入里，然而无须担忧“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白居易语），前年还荣获全国鲁迅文学奖哩。
陈旧的传统观念仍在。何满子感慨过：“现状也并非通体透明。非正常手段的阻力不时威胁着杂文。”在一些地方官员的心目中，杂文终究是“制造麻烦”的。令人心酸的是看到一篇文章，为一位杂文作者叫屈――那位杂文作者在单位里表现出色，入党申请却迟迟得不到批准，“就暗中探听消息，得知原因是他经常写杂文，‘思想不能与党保持一致，尽是怪话’。”
正因为存在种种旧观念，才有杂文作者驰骋的天地。好在时代不同了，法治旗帜高悬，发挥杂文批评功能就有了神圣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