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泡沫现象从1991年起开始破灭，各大银行均陷入不良资产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国实体经济也从此一蹶不振，至今日本似乎已经失去了称雄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梦想，也失去了“日本经营模式“优越性的神话，甚至还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恢复元气的自信。尽管日本国民总生产（GNP）或国民总收入（GNI）在这段时期仍然维持在大约3兆7000亿至5兆美圆的规模比较中国为1兆多美圆，美国为10兆美圆，占世界经济份额的13-18（比较中国占6，美国占30），并且每年产生600-1000亿美圆的贸易顺差，在2000年对外纯资产达到1兆美圆以上1，但是，根据读卖新闻最近进行的舆论调查，62的成年人和75的青少年还是对日本的前景持悲观态度2。
泡沫的破灭导致了长期萧条。但是，在此之前，日本的经济曾经出现过持续四十年高速成长的奇迹。许多学者曾经认为，这样伟大的成就不能仅仅归功于技术水平、企业的效率以及国际经济的环境，与国家权力结构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傅高义和约翰逊都强调“准政治性制度“、“独特的组织力、政策以及计划“乃至社会制度对于日本辉煌时代的重要性3。青木昌彦更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日美制度模式的比较分析方面4。然而，如果说经济的成功与某种制度存在着因果关系，那么，在遭受惨败之后就很容易会出现对有关制度条件的重新认识、反思甚至否定。实际上，把泡沫现象导致的经济失败理解为日本制度模式失败的大有人在，与此相应，彻底改造产业结构和国家权力结构也的确成为1993年以来日本社会的基调。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日本的制度模式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评价，这种矛盾甚至反映在同一研究者身上，表现为结论的前后不相吻合5。正因为对日本制度的得失众说纷纭，而经济的泡沫现象又成为褒贬的主要分水岭，所以有必要对泡沫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特别认真的考察。
日本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不妨简化为在明治、大正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时计划经济、以及战后化改革的基础上形成的1955年政治体制和1975年经济体制这两大方面6。1955年政治体制的支柱是1947年宪法以及1952年日美安保条约，在制度安排上表现为一党优势和科层制多元主义协商国家类型，政府与民间形成了围绕化利益分配的复杂的关系网络。而1975年经济体制的轴心则是在劳资和解的基础上形成的准计划经济方式以及企业的部者经营控制，通过主银行（而不是股东大会或政府部门）监控方式来保障资本运用的效率。与此相联系，在大公司股份的构成中个人大股东所占的份额不过10，表现出资本家法人化（奥村宏称之为“法人资本主义“7）的倾向。应该承认，这样的模式比较适合赶超型社会的需要。
但是，以国生产为中心、靠出口创汇而致富的积累型企业活动发展到头之后，必须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促进创造性的风险投资、增加服务行业以及知识产权的比重，并把经济的中心工作从扩大出口转向振兴需。日圆迅速地翻倍升值大幅度加快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步伐，导致放松行政管制、开放市场、致力于国际协调。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有的经济模式开始失灵，企业经营、雇佣关系以及行政指导等各种制度都受到挑战和改正。泡沫现象的破灭以及随之而来的景气低迷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结构改造，迄今为止，日本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这个过程尚未完成。
众所周知，任何国家的经济都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出现股票、土地等资产价格异常上涨（尤其是在基础价格、错误预期价格之外的非理性投机价格的飚升）的泡沫现象。问题是在日本为什么泡沫会达到其他国家前所未见的程度为什么由此产生的巨额不良资产和呆帐不能得到及时处理造成这个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重创的主要原因究竟是政策的一时失误，还是制度安排上的根本性缺陷研讨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更好地认识日本，也有利于正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箭在弦上的现阶段，考虑到美国为了维护美圆作为“石油通货“的地位而发动战争的深层动机有可能开辟出另一条“货币战争“（美圆对欧元、日圆对人民元）前线的较大概率，如何防止IT精密制导炸弹与金融炸弹先后落下的问题更具有非常迫切的意义。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试图对日本经济遭受挫折的前因后果进行初步的考察，进而分析相关的政策失误和制度缺陷，并介绍一些主要的改革举措。
由于泡沫造成的经济失败事关重大，无论学界还是实际部门都非常重视从中吸取教训，日本在这方面的文献资料是很丰富的8。尤其是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的“二十一世纪综合研究项目“对1980年以来二十年间日本经济和政治所进行的深入考察和分析9，提供了详实的素材和精辟的论述，笔者从中获益匪浅，有必要特此说明。
Ⅱ.两个起点国际贸易的巨额顺差和日圆汇率的急剧升值 日本经济泡沫现象的远因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初期。
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使维持多年的1美圆对360日圆的外汇兑换率出现浮动。为了避免日圆升值，大藏省和日本中央银行联手抛售日圆收购美圆，造成巨额货币被投放到市场之中，形成连续两年的资金过剩流动性累积。再加上1972年8月，田中角荣在就任首相前后宣布列岛改造计划，把每年经济增长率高估到10。这就无意之间在物价、地价机制中种下了酝酿泡沫的病根。
接着在1973年后期爆发了石油危机，导致原油价格猛涨四倍，这对严重依赖进口原油的日本经济打击极大，一时出现负增长（-1--2）以及高通货膨胀率（26）的危局。受石油涨价影响的企业只好采取解雇工人的方式来降低经营成本，而无法向产品价格转嫁压力的企业则纷纷倒闭，其结果在1974年出现了破产失业的高潮，劳资纠纷因此激化。当年度日本全国出现的罢工事件达一万数千件，参加人数多至一千四百余万人。为了维护经济基础和社会安定，经过交涉协调，企业、工会以及政府在1975年达成妥协性解决的协议企业保障工人的就业权，工会降低加薪要求甚至同意减少劳动报酬，政府则通过大量发行赤字国债、建立就业资助制度、投入政府资金等方式来提供雇佣后援。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日本逐渐形成了财界、工会、行政主管部门以及自民党议员集团共同组成的利益协调机制，这就是所谓的“1975年体制“。正是这种准社会主义的结构性特征妨碍了对泡沫破灭所引起的各种问题的解决10。
在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进一步采取大规模扩财政的政策，以便刺激经济景气。到1982年，日本发行的国债占GDP的35。与此同时，为了提高经济的效率和竞争力，“1975年体制“也得到加强和改进。不仅以政府保护产业为宗旨的“特定萧条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1978年生效）得到进一步贯彻，而且还通过了“特定产业结构改造临时措施法“（1983年）。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组织出现了“终身雇佣制“、“年功薪金制“以及“企业部工会“等三种有特色的制度安排，政治和社会系统也形成了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各种节能高效的机制。其结果制造业和贸易业的成本大幅度下降，在石油价格猛涨和日圆升值的不利条件下，日本的国际竞争力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倒日益增强，并且在发达国家中最先摆脱世界性滞胀和经济危机的阴影。
由于国际竞争力的强化，日本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而美国一直为通货膨胀所困扰，不得不采取严格紧缩银根的政策，导致银行高利率和美圆升值（日圆相对贬值），不利于美国企业出口创汇，于是形成了日本民间和政府积累了大规模的收支顺差、美国民间和政府都赤字累累的局面，日美经济摩擦日益激化。根据美国商务部发表的统计数据，1983年美国对日贸易赤字有史以来第一次突破200亿美圆大关，高达216.65亿美圆，1984年又飚升到368亿美圆，而同年美国贸易逆差则达到创记录的1233亿美圆。为了改变贸易不均衡的状态，美国和欧洲主要发达国家联合起来强烈要求日本增加进口、扩大需、缓和行政限制措施11。
面临咄咄逼人的国际压力，当时的中曾根阁只好大旗鼓地缓和对房地产的限制、积极投资兴建大规模的公共事业、在不动产开发等土木工程中引进民间竞争机制、提出迁都设想等等，并通过立法和行政命令对不动产投资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另一方面，通过修改证券交易法、放宽企业上市资格标准等举措把民间资金吸引到股票交易市场。这一系列动作导致日本的地价和股价从1984年左右开始上升。特别是日本银行在放贷时片面强调土地担保这一前提条件，而地价暴涨又使得银行贷款抵押物被过高估价，土地担保实际上已经丧失了预防风险的作用。这是促使日本经济泡沫化的直接原因，是泡沫现象形成和发展的第一个起点。
从1985年初开始，日本推行金融自由化，解除对外汇市场的各种限制措施。到这一年9月22日，发达国家五国财政部长会议在纽约达成通过协调行动促使美圆贬值的广场协定，仅过两天日本中央银行就大举抛售美圆、收购日圆，导致日圆汇兑行情出现空前的涨幅。特别是10月24日日本中央银行进行短期利息走高诱导之后，日圆升值倾向终于变得不可逆转。从1985年9月到86年8月美圆兑换日圆的比值从1240下滑到1152。特别是在1986年7月提议扩大需的前川报告（正式名称为“为了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书“12）送交首相之后，日圆更是急剧升值。与此同时，日本中央银行放松银根，不断施行低利息政策，连续五次调低法定贴现率使之从5下降到当时的历史最低点2.5。这是泡沫经济的另一个起点。
总之，在1980年代后期的日本，央行再三采取低息政策导致大量资金流向市场，政府的制度性举措以及鼓励“能挣会花“、“以钱生钱“的大众传媒又为人们利用这些资金购买资产（特别是不动产和股票）提供了充分的诱因和中介机制--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促使地价和股价不断飚升。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税收制度提供种种优惠措施吸引群众对不动产投资，而担保制度则为银行贷款大开方面之门，这两项制度之间共振的结果，就是土地的泡沫化。
与日本经济泡沫化的条件相近的状况也存在于当前的中国，特别是贸易顺差激增的事实和人民币汇率偏低的呼声这两种因素已经显露出来。
2001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831亿美圆，2002年则达到1031亿美圆的新高，远远超出同年日本的700亿美圆顺差13。虽然日本指责中国有廉价倾销的嫌疑，但迄今为止美国并未像当年对付日本那样强迫中国扩大需以维持贸易均势，甚至像没事似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认为中国的经济勃兴现在不仅不构成威胁，相反倒有利于美国企业降低生产成本以及全球化进程14。至于通过国际协调行为促使人民币升值的意见，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最近在七个工业国组织央行国际会议上再次加以提倡，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15，尚未达成共识和决策。
但是，如果不出现意外的事态，预计在三、五年之后中国将很难避免人民币国际化、完全波动行市制的引进以及经济摩擦的激化。而中国银行的呆帐和不良资产的比率也非常高，例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占全部贷款的2616（比较1992年大藏省和央行公布的大银行不良资产金额为8兆日圆、占总资产的1.3，但实际上当年大银行不良资产金额为12.8兆日圆，1999年全国所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总金额为30.3兆日圆17，在会计帐面上还是低于中国的不良资产比率），一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演化成金融危机。到那时能否避免重蹈日本二十年前的覆辙则是我们现在就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Ⅲ.三次决策失误坐失解决经济泡沫问题的良机 日本经济泡沫现象的破灭以及随之出现长期萧条可以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9年末到1991年夏。尽管在1989年日本中央银行连续三次提高法定贴现率，大藏省也开始限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向不动产业和土木建设行业放贷，但仍然不能控制泡沫的膨胀。股价在1989年12月29日升到顶峰，然后急剧下滑。1990年，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