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君：在不确定性中的发现与批判 东君的小说创作起始于新世纪，他的第一篇小说《人・狗・猫》就发表在2000年2期的《大家》上。如此看来，东君的创作生涯已整整十年。十年对一个作家来说不算长，但十年的时间却可以看出一个作家的端倪――他是否有可能从事这个行当，或者说他是否“当行”。如果十年还没有悟出一些道理或门道，那么这个人大概就可以做别的事情去了。但是，东君的十年创作却不比寻常，他起点高，小说一出手就发表在名刊上，创作数量不多，但影响甚大。特别是在作家圈内，东君声誉日隆，是时常听到的名字和讨论的对象。当我有机会阅读了东君重要的中、短篇小说以后，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东君的小说境界高远，神情优雅，叙事从容，修辞恬淡。他的小说端庄，但不是中规中矩；他的小说风雅，但没有文人的迂腐造作。他的小说有东、西文化的来路，但更有他个人的去处。他处理的人与事不那么激烈、忧愤，但他有是非，有鲜明的批判性。但更有一种隐秘的、尽在不言中的虚无感。这些特点决定了东君小说的独特性，也是他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重要原因。
东君出道是时的小说，有明显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痕迹，比如《人・狗・猫》，比如《荒诞人》，这些作品明显地受到萨特、加缪以及卡夫卡等人的影响。对生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荒诞性的揭示，是这些作品的主旨。这个路数是许多青年作家介入小说创作的普遍路数。一方面是西方作家的强大的影响力，一方面是我们对生活的普遍感受。东君有一个访谈的题目就是《生活比小说更荒诞》，这个感受从本质上说是没有错的。但是小说家不是呈现荒诞的比赛，谁写得更荒诞谁就走得更远。小说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写出生活中别人没有发现的那部分。东君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开始离开了单纯“追求”荒诞性的立场。但是，我一直认为，是否经过现代派文学的训练是非常不同的，虽然中国当代的现代派创作没有留下太多的经典作品，但是，作为文学史经典他们是永远留了下来。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现代派的文学洗礼，中国文学在艺术是否会达到今天的高度，是完全可以怀疑的。
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带着西方文学的影响和记忆开始了整体性的“后退”，这个“后退”就是向传统文学和文化寻找资源，开始了又一轮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探索是在总体性瓦解之后的探索，因此它有更多的个人性。东君的创作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十年来东君写过短篇、中篇和长篇不同的文体。2008年长篇小说《树巢》发表后，评论界好评如潮。这是一部家族小说，同时也是一部超越家族小说的作品。它的基本元素是本土或地域性的，但它的形式和表达却是多种文化元素融会的结果。最重要的是东君的家族小说打破了“史传传统”的结构，没有将家族盛衰消长与国家民族命运简单地缝合在―起。而是在极具东方情调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不可思议的虚构和想象中，展现出了一个历史时段特殊的生活样态。它非常具体，又是似而非的逼真。或者说，东君本质地把握和理解了中国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
东君被谈论最多的可能是中篇小说。比如《阿拙仙传》、《黑白业》、仔虚先生在乌有乡》等。这些中篇小说应该说当下最好的中篇小说的一部，它们曾获得各种奖项、选人不同的选本已经证实了小说的价值。因此，我想集中讨论东君的几部重要的短篇小说。东君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有特点并且好看。他在借鉴西方现代小说技巧技法的同时，对明请白话小说甚至元杂剧的神韵和中国古代文人趣味都深感兴趣甚至迷恋，对文人生活、边缘性、自足性或对中国古代美学中文人“清”的自我要求等都熟悉或认同。古代文入阶层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他们迷恋琴棋书画，纵酒好色，在边缘处清谈，视功名如浮云等。艺术趣味对颓废、伤别、风花雪夜等情有独钟。同时处世清高，同功名利禄分子绝对划清界限。东君对古代文人的这些内心要求和表现形式了如指掌。比如他写洪素手弹琴、写白大生没落文人的痴情、写“梅竹双清阁”的苏教授、写一个拳师的内心境界，都有六朝高土的趣味和气质。
白大生在书桌前坐了下来，……书桌上有一个白
瓷碗，里面盛着清水，不是用来喝，也不是用来洗笔
砚。这一钵清水，关乎心境。心烦意躁的时候，他常常
会注视着它，让心底里的杂质慢慢地沉淀下去。心闲
气定之后，他拿起了笔，荡去滞墨，在一张白纸上画了
几竿竹子，一下子就感觉两肋生风，心境也清爽了许
多。《风月谈》
顾先生先教徐三白的，不是弹琴，而是斫琴。一开始，顾先生也没有正式教他斫琴的原理，只是让他每天去山里听流水潺潺的声音。徐三白枕着石头，听细水长流，不觉间又醉了。徐三白从山上下来，顾先生对他说，琴和水在本质是一样的。一张好的琴放在那里，你感觉它是流动的。琴有九德，跟水有很大的关系。你把水的道理琢磨透了，才可以斫琴。《听洪素手弹琴》
池塘里边的活水，常年流转不息。一些水生植物
自生自灭，只有菖莆是拳师亲手种植的，并得到了他
的精心呵护。水波清浅、明净，可以看见植物缠绕石罅
的根茎。有几株长在露出水面的石头上。凡是石头上生
出的草，大都需要附点土，但菖莆是例外的。它受不了
一丁点污泥。拳师小心翼翼地刮掉石面的泥土，把石头
沉入浅水。这菖莆，是水与石和合而生。《拳师之死》
作为传统美学趣味的“清”，本义就是水清，与澄互训。《诗经》中的清主要形容人娴淑的品貌，如《郑风・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杨婉兮；在《论语》和《楚辞》中是形容人峻洁品德，如《离骚》：伏清白以死直兮。但作为美学在后世产生影响的还是老子的说法：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
灵。(第三十九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之
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净为天
下正。(第四十五章)
三国魏玄学家王弼注《老子》说：“静则全物之真，躁则犯物之性。故为清净，乃得如上诸大也。”魏晋以后，作为士大夫的美学趣味，日渐成为文人自觉意识和存心体会。东君对清的理解和意属在他的作品中就这样经常有所表现。也就是这样一个“清”字，使东君的小说有一股超拔脱俗之气。但更重要的是，东君要写的是这“清”的背后的故事，是“清”的形式掩盖下的内容。于是，东君的小说就有意思了。“清”是东君的坚持而不是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方式。无论是《风月谈》中的白大生、《听洪素手弹琴》中的徐三白还是《拳师之死》中的拳师，他们最后的命运怎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面对世俗世界的气节、行为和操守。东君对这些人物的塑造的动机，背后显然隐含了他个人的趣味和追求。他写的是小说，但他歌咏的却是“言志”诗篇。
当然，东君毕竟是当代作家而不是旧时士大夫。因此，他对那些貌似清高实为名利之徒的人也竭尽了讽喻能事。比如《风月谈》结尾处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白大生凑集的八百两纹银本想是为素女赎身的， 现在没用得上，就想到了出诗集。这一次，他倒是在自
己的诗集上署了真名，似乎要凭这样一部书让天底下
的人都知道白大生其人。书由郑氏文渊阁刻印，里面
自绘的插图采用不多见的套印法刻印，纸张是那种昂
贵的永丰棉纸。这本书定价五两八钱，比李杜诗选还
要高出二两三钱。白大生的诗集流传到家乡，人们才
晓得，白大生在京城里混出名堂来了。同行中有人表
示鄙夷，说一条狗拉到京城溜一圈，回来后兴许也会
成为一条名狗。也有人不这么看，他们以为白大生现
在理应同贾宝春先生平起平坐了。乡里的秀才常常写
信给他，请他为自己即将印行的书写一篇序或什么
的。也有个穷亲戚，听说白大生与宫里的太监相熟，就
托他到宫里疏通疏通，让他的小儿子去皇宫当太监。
好歹也可以混碗饭吃。
这哪里是写什么古代文人白大生啊!
东君的小说写的似乎都当下没有多大关系的故事，或者说是无关宏旨漫不经心的故事。但是，就在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暧昧模糊的故事中，表达了他对世俗世界无边欲望滚滚红尘的批判。他的批判不是审判，而是在不急不躁的讲述中，将人物外部面相和内心世界逐一托出，在对比中表达了清浊与善恶。比如《拳师之死》中的“雪满头”、拳师女人、小胳膊男人；《苏静安教授晚年谈话录》中的的“夫人”、保姆等。这些人或是粗俗不堪的武林恶人，或是为家族仇怨“卧心藏胆”以求一逞的女人，或是欲望无边见利忘义的“家人”，这些并不见得都是面目可憎的人，但他们的阴暗阴险却在机关算尽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他们的出发点是仇怨和欲望。东君在小说中不是要化结这些，而是呈现了这种文化心理的后果，是以“清”的美学理想关照当下红尘滚滚的世俗万象。在人心不古的时代，表达了东君对古风的想往和迷恋。如是看来，东君是站在“清”的―边看浊和恶，或者说，没有浊和恶就没有清当然也就没有文学。因此，东君着意的还是对红尘的冷眼与批判。
当然，东君的短篇小说也有问题。他小说的优点是叙事紧凑不拖沓，内容复杂而丰富。但问题同样出在这里，他的短篇小说大多是中篇的结构，内容过于复杂。内容一复杂，叙事就不大注意张驰节奏，过于密实。就像一张国画，闲笔留白不够，因写得太满余音韵味就差了些。他走的是周作人、沈从文、废名、孙犁、汪曾祺的路数，但是，当我们读过沈从文《学吹萧的二哥》、《萧萧》；读过废名的《桃园》、《菱荡》；汪曾祺的《桥边小说三篇》或《大淖纪事》等作品之后，总会觉得东君与他们相比缺了点什么。缺什么呢?缺的就是东君正在追求和希望得到的东西，他向往的高远、淡泊的意境，仙风道骨乃至六朝高士的趣味风采，在在紧锣密鼓的叙事中是不能如意完成的，叙事的紧张是内心紧张的外在反映，他的叙事节奏不能有效地掌控，不能随心所欲的松弛，恰恰是内心绷得太紧的缘故。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的时代生活也未必不复杂，看看他们的命运就知道。但他们知道删繁就简，知道表达的要义，所以话才没有那么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东君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作家，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
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当下的小说创作，也写了很
多评论文章。但是，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所知甚少，越来
越不敢轻易地以“断语”的方式对当下创作做出评价。
这也是我说过的“犹疑不决的批评”的原因之一。但更
深层的原因是，我没有可能整体地把握当下的创作，
总有一些优秀的作家不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因此，我
的评论事实上也总是在自我否定之中，因为我又看到
了以前没有看到的好作家。这种困惑是宿命式的。就
像作家又看到了更好的小说一样，体验到了更深刻的
感受一样。因此，不确定性是我们从事当代文学创作
和批评的宿命。当然这也是中国现代性在我们身上的
反映。
二、劳马：轻喜剧中的危机与隐忧
小说家劳马在大学任职，他是一位校领导，但他首先是一位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这样的身份又写小说，劳马就非同一般了。我们可以在有这样身份的人身上看到性情，看到他在关心什么，看到他站在哪里看社会又看到了什么，他是什么态度。劳马已经出版了三部小说集，除《傻笑》是中篇结集外，劳马多写短篇、特别是微型小说。这里集中发表的八个小说，也是微型小说。劳马的小说写得是人间万象，是官场、机关、交际场合和日常生活中的各色人等。小人物是劳马观察和书写的对象，而他小说反映和折射的则是一个大社会。因此，劳马的小说大体属于社会批判小说。但劳马的批判又不是金刚怒目、怒火中烧、月黑杀人风高放火式的仇恨。他的批判都是寻常人普通事，他是用讽喻、调侃、漫画式的笔调书写他的人物，因此他的小说有人间轻喜剧的味道。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看到劳马善意的人生态度和他的小说立场。
劳马笔下的人物我们并不陌生。比如地产公司联络主管白丽、生意人老鬼、公务员小张、班干部王广田、乡长老曹、科级干部老赵、处级干部老史、司级干部老庄等。这些人物就这样构成了劳马的“社会”，对他们的书写，也就是劳马对社会的面面观。有趣的是，劳马的小说是围绕着当今社会--的“中心”――官场展开的。他从小公务员一直写到司局长。两个与官场无关的生意人白丽和老鬼，他们的性格塑造也是在官场和世俗生活中得以完成的。这个场景是世风最典型的场景。庸俗不堪的交际花，在交际场合的资本就是自吹自擂的“旺友旺夫”，那些不断附和的“麻友”是何等人物不言自明。小说几乎是对白构成，不但处长、博士科学家都在证实“白姐”的神奇，“反正凡是与白美女见过面的人，事后要么升了职，要么赚了钱，要么分了房，要么出了国，个个都沾了光。就连老赵的小孩也说白姨救了他的命，有一只吃饭让鱼刺卡住了嗓子，正好碰上白姨到家里串门，他一看见美女姨姨不知怎么着，这鱼刺就下去了。”这是“白姐”神奇功效的基础，它助长了“白姐”“旺友旺夫”的自我膨胀。但是，就在一次送醉酒“白姐”的路上，“我”出了车祸。在医院面对重伤的“我”，“白姐”仍然夸耀说：“你说你多幸运，要不是我在你身边，你早就给轧成肉馅了。那辆车都撞报废了，你还能活着，简直是奇迹!而且，撞你的是―辆新款宝马，多有档次!我这个人就是旺友，总会给周围的人带来运气，这回你信了吧?”已经重度脑震荡的我居然觉得她说得“有一定道理”就在当事人康复出院后，“我瘸着腿一步一拐地走在路上时，又不时地怀疑白丽女士的说法――我因跟她在一起而发生了车祸，撞成了终生残疾，这怎么会是一种幸运呢?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若那天不是她在身边，我会不会一下子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呢?”这当然是一个反讽。一个经常处在幻觉中的人，也会使正常人产生幻觉。这个小说貌似简单，但就是这个简单的故事，却让人唏嘘不已――那是我们经常见到的熟悉的人物。
当下生活中颇流行“潜”什么――潜规则、潜话语……《潜台词》是“潜”生活的一部分，“潜台词是一种表达艺术，在某些特定场合和特定人群中普遍流行。它指的是不明 说的言外之意。俗话讲‘敲锣听声，说话听音’，就是让你去用心体会弦外之声，话外之音。”老鬼是研究“潜台词”的，因颇有心得而深得上司欣赏和信任。但“潜台词”的学问因人而异深不可测。他从领导的“你这条领带挺漂亮”开始，先送领带，然后是衬衣，然后是西装皮鞋。但领导的一句“这种衣服我平时也没机会穿”，将他送的东西全部否定了同时也暗示了老鬼新的行动。他迅速组织了“企业家考察团”陪同处长赴欧洲各国考察，并要鼓励儿子到德国留学。老鬼一口答应处长儿子留学的事情包在自己身上，老鬼的“大项目”也终于尘埃落定。劳马发现的是，权钱交易也是一门艺术。
《脑袋》、《重要情况》、《老史》、《佩服》、《初一的早晨》，都是写官场的。官场小说从九十年代末期至今长盛不衰，其中的隐秘并不复杂。官场腐败既是一个现象，也是一种奇观。作为现象对其批判是政治正确；作为奇观又满足了读者窥视欲望，潜在的市场有可以预期的剩余价值。这两个因素是官场小说前赴后继的重要原因。但是，这么多年的官场小说在美学意义上与清末民初的“谴责小说”相比，除了时代背景的差别外，究竟提供了那些新的审美元素，我是怀疑的。那里除了勾心斗角、贪污腐败、权钱交易、情妇情夫就很少再看见什么了的官场，一定是想象的“官场”。但在劳马的小说中，我们看的是另一个官场。这是一个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官场，是一个情理之中的官场。官员并不是每一个都居心叵测青面獠牙，都在等待送礼美女上床。就像《潜台词》一样，交易是一门艺术，它是在日常生活中体现的。比如《脑袋》，局长生病了大家都要到医院看看。这原本也是人之常情，领导也是人，也要交往或关心。如果有人不去看也很正常，就像我们也不是谁生病了都要往医院跑一样。但当下生活中好象不是这样，局长生病了下属没去看，不仅老婆着急，就连打扫厕所的保洁员都着急。这就不正常了。有趣的是，局长连这个下属姓王还是姓张都不清楚。更糟糕的好似，局长得的不是阑尾炎而是癌症。不久人世的局长不仅再没人去探视了，而且准备接替局长的副局长正在调查曾探视局长的名单。世道人心在一个细节里将炎凉写尽，人际关系的全部学问如千年古潭深不见底。但不知所措的不仅是下属，《重要情况》中的赵科长，如何当上科长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东拉西扯的本事足以让再有修养的人忍无可忍。他的所谓“重要情况”无非是告知处长：新上任的厅长是他舅舅。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重要情况”，将赵科长内心的致命庸俗跃然纸上。与赵科长略有不同的是《老史》中的老史，这是一个不显山露水的人物，他得到了体制所有的好处，可以分到最大面积的房子，后来又升任了副厅级。这个人物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他的精明，他把体制的问题和可能得到的好处都看清楚了。因此，他不必请客送礼，不必阿谀奉承也不必低三下四就把事情都办了。老史是好人吗?老史怎么会是―个好人呢。这种人的可怕就在于他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清楚了，然后又掌握了权力。老史与老赵是一种人的两种表现，他们的话语方式不同，但背后的目的没有区别。如果对这种人物没有长期的观察想写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佩服》中的“庄领导”是―个典型的“喜剧”人物，讲话时嘴角有两堆白沫卷起，这个细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京剧中的“丑角”。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居然能够将秘书作为备份的另外两份讲话稿一起读下来，一样的稿子他读了三遍还浑然不觉，只是抱怨秘书将稿子写长了。对这样的领导除了“佩服”还能说什么呢。《初一的早晨》是一个过于离谱的早晨。大年初一乡长带了一干人马给村民赵三柱一家拜年，乡长不是每年都来这个村民家拜年，今年的拜年只因赵家出了“中央领导”。赵家二儿子不过是一个在国家机关工作、工龄不满四年的青年。春节返乡探亲在乡长看来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敲锣打鼓”三百九叩，第二天县领导还要请吃饭，只是他们请的不是村民赵三柱，那些煞有介事背后的诉求昭然若揭。
如果说劳马写得那些官场场景带有轻喜剧意味的话，那么《班干部》就显得有些悲凉了。―个几十年不见面的初中老同学千里迢迢、带着两箱成鸭蛋来找“我”，不是为了叙旧，不是为了少年时代的友谊，只是为了证明他初中时当过“班长”然后填进“干部履历表”里。一个即将退休的人，一个是否当过“班长”同学都是似而非的人，执意证实曾经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笑话。但在王广田看来，“他这样做不为了提拔，也长不涨工资，只是为了荣誉。”这个不可思议的“荣誉观”透露的是当今社会的“价值观”：“班长”也是“干部”。它深入人心可追溯到初中阶段。过去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必须是“学而优则仕”。这个传统在今天确实被夸张地光大了。对社会、对个人，具有支配力量的价值观才是“核心价值观”，如果“官本位”的价值观有如此的支配力量，它对于社会和未来意味着什么呢?劳马的担忧当然不是杞人忧天。
对世风描摹目光的老辣，在貌似轻松中的深刻，在并不复杂也无一惊一咋的风浪中表现官场的生活，是劳马的工力。劳马的工力就是四两拨千斤，就是从容淡定中望穿秋水。这就是绵里藏针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在人物塑造上，劳马是白描的笔法，寥寥数语、几句对话一气呵成，性格面孔和盘托出跃然纸上。这种工夫现在的小说家已很少顾及，更多的是钟情于更复杂、更有“技术含量”的手法，看起来技术成熟了，小说也复杂了，但是就是看不见人物。小说如果写不出让人记得的人物，大概就有问题。多年来，我们总是说如何受到俄苏文学的影响，但那是整体文学方向、文学观念的影响。在写人物方面我们大概接受得还很有限。在俄苏作家那里，比如契珂夫的《小公务员之死》中小文官的卑微、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中阿尔连采夫的阴谋家嘴脸等，都因写得生动而令人过目不忘。这些经验在当下的小说中已经很少看到，但恰恰是这些细部的描写、刻画，帮助小说完成了人物的塑造。我们当然不能说劳马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艺术高度，但他的人物塑造显然有效地汲取了这些经典作品的艺术经验，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更重要的是，劳马的小说在轻喜剧般的戏谑中，隐含了他深切的隐忧。他对官场日常生活场景的捕捉和提炼，表达了他鲜明的批判立场。在那里，没有路线斗争，没有方向错误。但是，就在那习以为常的日常状态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真正的危机或危险：这就是没有敬业、没有责任，人浮于事心不在焉得过且过，官员只有“身份”要求。如果这种“身份”建立的只是等级社会而不是责任，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可想而知。当然，劳马的风格选择似乎也让我感觉到，为了文学，他牺牲了尖锐；为了善意，他选择了轻喜剧。但是，他书写的生活已经令人惊心动魄，那里隐含的惊涛骇浪足以摄取人心。
三、余一鸣：不二的男人世界
《不二》在风格上有诙谐、戏谑的元素，因此非常好看。但这只是外部的修辞装饰，它内部更为堂皇的是思想和艺术力量。现在有力量的作品不多，特别是能够切开生活光鲜的表皮，将生活深处的病象打捞出来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 在这个意义上说，《不二》是一部我们期待已久的小说。作家余一鸣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小说从五年前红卫的“二嫂”孙霞的生日写起。那个场景是世俗生活中常见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小说的人物红卫、东牛、当归、秋生、红霞等粉墨登场集聚一堂。这是一个常见的俗艳聚会。但这个聚会却为后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埋下了伏笔。特别是东牛与红霞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聚会的谈话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二嫂”、一个是“研究生”、―个是“师兄”。“二嫂”就是“二奶”，但“这词不中听，不如二嫂的称呼来得亲切而私密”；“研究生”就是不断变换的“二奶”，就像研究生老生毕业新生入学一样；“师兄”是东牛弟兄们按年龄排的序。这种既私秘又公开的世俗生活非常高雅地“知识分子化”了。按说也有道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趣味理应出自―个“师门”，这个“师门”就是“官场”、“商场”和“情场”共同塑造的社会风气和趣味。但那时的东牛事出有因确实没有“二嫂”。也正是因为东牛没有才成全了后来他与孙霞的一段情缘。当时东牛发现这个孙霞并不年轻，起码三十岁了。但他同时还发现：
……这个叫孙霞的女人如果是固城人，一定不是
庄稼地里长大的女人。看她那双拿筷子的手，娇小细
致，骨节紧凑玲珑，指尖捏着筷子夹菜时，那握成的拳
头似乎是一只精灵的小兽，骨节如峰，肉窝似泊，青筋
若脉，一张一弛如奔跑的猎豹律动。倘若发育时节在
地里抓过锄头杆铁锹柄，这手定然是要茁壮长开的，
比如老六秋生带的那个女子，尽管看上去是花苞一般
的年纪，打扮得也新潮前卫，但只要看她那双小蒲扇
一样的大手，你就知道这女子小时候是苦大仇深的柴
火妞。
这就是余一鸣的厉害。这个细节一方面传达了小说人物东牛目光聚集在了什么地方，而且如此细致入微，东牛的内心世界就被捅了一个窟窿；一方面作家继承又改写了明清白话小说专注女人三寸金莲的俗套。小说在诸多细节上都有精彩之处。
但《不二》并非是―部“炫技”之作。作家是要通过这些人等揭示社会深处和人性深处难以医治的病象。但我发现，这些人虽然在情场上频频得手，但他们内心的焦虑并没有得到缓解。小说中有这样一些句子：
“像红卫一样，秋生这五六年身边不乏研究生，秋生却没有找到他要的爱情”；
当东牛的姐夫都在欺骗他时候，“东牛对着屋顶问，老天啊，这世界我还能相信谁?”
红卫到欢场寻刺激时只要姓孙的，第一次没有人姓孙，第二次有多人姓孙。红卫也明白了：“她们只姓一个‘钱’字”；
他们在人性深处的溃败，也导致了内心和精神的溃败。唯一给人以些许希望的是大师兄东牛。作家几乎要将我导向阅读的歧途，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绝处逢生的人物，是一个绝望处闪烁着光的人物。按说东牛确实没那么坏，他和大他三岁的妻子生活成那个样子，但并没有在外招“研究生”。他和孙霞的情感也不能说没有感人之处。孙霞曾评价东牛说：“有的男人只知道给女人脱衣服，可有的男人懂得给女人穿衣服。”“哥，我没看错人，你人在花花世界，心眼儿没坏。”就是这样一些情节将我们导向了歧途，但紧要处东牛露出了“不二”的嘴脸。
孙霞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人物。男人的世界她一眼望穿，她也曾利用自己对男人的了解利用男人。但她内心深处仍有―个飘渺的乌托邦，有―个幻想的“桃花园”。虽然所指不明，但也毕竟给人以微茫的光。这是―个明事理知情义的女人，似乎是一个现代的杜十娘或柳如是者流。她与东牛恰好构成了对比关系：最初给人的印象是，东牛有来自乡土的正派，无论对“师弟”还是对女性，既侠义又自重；孙霞初出头角时则是―个风月场上的老手，见过世面游刃有余。但孙霞在内心深处她应该比所有的男人都干净得多。为了东牛她不惜委身于银行行长。孙霞和行长上楼后又下来取包时：
孙霞说，你现在决定还来得及，我还上不上楼?
东牛说，上。
孙霞甩手一耳光打上他的脸，东牛并不躲让。说，
打够了上去不迟。孙霞一字一句说，东牛，想不到我在
你眼中还是一个贱货，你终于还是把我卖了。
这个情节最后将东牛和孙霞隔为两个世界，人性在关节时分高下立判。因此，如果释义《不二》的话，这个“不二”是男人世界的“不二”，东牛不是“坚贞不二”，而是没有区别，都一样的不二。这时我们才看到余一鸣洞穿世事的目光和没有迟疑的决绝。有直面生活的勇气和诚恳，面对人性深处的溃败、社会精神和道德底线的洞穿，余一鸣“不二”的批判或棒喝，如惊雷裂天响遏行云。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