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怀土,小草恋山。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方魂牵梦绕的土地。“乡土情结”是指对乡土的固有深情和无限眷恋以及心灵深处对乡土的深深向往。也就是说，具有“乡土情结”的人们对乡村、土地总会表现出固有的依恋，心灵深处总会对乡村、土地怀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深情，并作为一种心理趋势在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乃至潜意识。德国作家措特勒曾提出过“呼吸故乡”和“头脑故乡”两个不同概念。“所谓‘呼吸故乡’应该是指‘生存故乡’，也就是地理位置上的故乡；而‘头脑故乡’，我以为就是‘梦幻故乡’、‘精神故乡’，这是作家头脑中，具体说是创作思维中的故乡，它是作家主体活动中的梦幻般的世界。”可见，文学意义上的乡土，既是一种客观物质存在形态，更是一种精神现象，是一种文化象征与文化信念。因此，乡土作为我们的物质、精神家园，成为任何人也摆脱不开的精神纠缠，成为人类永远的文化情结。乡思，乡愁，乡情，乡恋，成为一代又一代作家不倦的诗情源泉。
铁凝，生在城市，长在城市。18岁时在河北博野县张岳村做一名农民。来到农村，并不是她顺应潮流，当时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尾声；也不是被迫无奈，而是自己主动性的选择。因为她相信一位老作家的话，中国作家来自农村。她要实现当作家的梦想。在农村，铁凝以她质朴、温厚、坚忍的的天性很快融入到农民的生活中。她对农民不是简单的理解同情，而是内心深处对农民生活的归依。她试图在这里找到生活的根，在这里找到心灵的依托。她的文学创作至此才真正开始。铁凝后来在谈到她的创作感怀时说过：“一个中国作家，要描写、叙述、表达你对这个民族的理解，对中国人的理解和认识，我想还是应该对中国的农村有所理解。”“不真正的了解中国的农民、中国的乡村，就不可能真正把握、理解中国这个民族。虽然你的故事可能讲的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市生活或者是没见过乡村的一个城里人的故事，但如果你有了这种了解作底，那作品就不一样了……”是的，终日以土地为生的农村生活，最接近人类生存本真的状态。文学也只有观照这种最本源的生活境像，才能抵达人类的精神之根。本文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试图从以下几方面剖析铁凝的乡村情结。
一、从单纯的咏唱到理性的审视
一个从小在城市长大的青年，来到反差极大的农村，是很难做到将其身心融入其中，正如众多乡村人始终把知青视为乡村生活的客居者一样，知青们也把农村视为客居之地。因此，在知青文学的叙述视角中不是俯视，就是仰视，不是声讨、委屈、诉苦，就是哺育、拯救、感恩。而难能可贵的是，铁凝在与农民共同生活中，以较强的生活能力和朴质温良的心性，克服了生活的差距带来的心理上的障碍，将自己的身心完全融入到农民生活之中，并因此在创作中获得了一种平视的视角。她说：“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的质朴本身就能够给我很深的触动，让我很难产生居高临下的感觉。”
平视的视角使铁凝在早期的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华北这块沃土的洁净与纯美，她以浓郁的抒情意味和轻灵明丽的笔调，勾勒出了一幅幅浓墨淡抹的写意画。《哦，香雪》通篇仿佛是从诗泉里流淌出来的涓涓细流，滋润着人们的心灵。难怪老作家孙梨说：“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诗泉了。”香雪的心灵苏醒不免使人心生酸楚，然而这种因匮乏而渴望，其痛苦的诗意，不正是一首净化人心灵的歌吗？
与这种诗意乡村一致的是人性的美善、淳朴。《东山下的风景》如一个长镜头，在平直铺叙中展现东山下连云册的淳朴民风，同时又如连云册的地形一般层层叠叠凸现了村民们的真性情，大爷和聋大娘对待“我”一个年轻的记者犹如对待战争年代的司令官；《杯水风波》里，面对城里人的鄙夷和谎言，乡下老人依然温和真诚的微笑，宽厚地包容这一切。山野的拙朴造就了他们特有的生存方式并由此形成了他们自己的道德感和人文关系。
温厚的品格并不意味着思维的不敏锐。平视的视角使铁凝感动于乡村的智慧。“我觉得农民身上真正有大的智慧，非常狭隘的和非常开阔的东西极端地纠结在一起。从一个乡村的最普遍的妇女身上，会看到她们的文化和教养，我不知道它们从哪儿来的，但我自己感受过，所以不能居高临下地做一种判断……”当全家背起烙好的饼，走几百里山路只为了照一张合影，得到的照片却是一个陌生的姑娘，山杏只好撒了个善意机智的谎言，“那是她未来的新嫂子”（《意外》）；大妮子以精明的讨价还价挣来足够的钱买“神往已久”的大披肩，却又不买了，因为她觉得围上披肩，就好像“要往一个男人怀里扑一样”，“我得留着点我自己”（《大妮子和她的大披肩》）；《来了，走了》里的二舅、三舅，《三丑爷》里的三丑爷，《老丑爷》里的老丑爷，我们已无法用“落后”、“迷信”之类沾染了城市现代文明思维色彩的语词去解释他们的行为。铁凝所要展现的是一种生命状态的敦厚之美，这种敦厚中包含着人类失落已久的纯净。这种纯净并不等于单纯，而是指人之本――仁、善。
随着生活经验的增长，入世的渐深，铁凝并不止于审美的发现与表现，她开始以审丑的眼光，理性地对农民文化心理进行深层的剥离与冷静地审视，在乡俗生活、乡俗文化的叙述和描写中，显露出了批判的锋芒。铁凝在《埋人》中以埋人这一在乡村中重要的文化习俗为背景，为读者展现了个体生命多样的运动状态。从这些人生真相的透视中，我们看到了存在于当代农村的人性弱点和现代文明的异化。《秀色》则撕扯掉诗意的面纱，用冷凝的语言展示了贫穷带给乡民的另一方面――尊严的消释与信念的失落，深刻地展示出当物质条件不足以维持起码的生存时，人的情感就会发生变异，甚至会逐步丧失。
铁凝对农民人性的理解已从热情澄明的咏唱走向矛盾本真的呈现。她渐渐以冷静批判的目光审视在传统与现代、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农民的生存窘境与人格断裂。《逃跑》中农民工老宋带着同事捐助的一万五千块不辞而别――“逃跑”了，他的携款逃跑也是从约定俗成、牢固无比的一种“施与-接受”的关系定式中脱逃，“逃跑”终于使老宋成长为真正的主人公，一种足以与传统意识相抗衡的独立意识产生了，尽管它并不自觉。但是在老宋的内心深处还是认同老夏们的传统标准的，视自主的选择为耻辱。或者说，老宋的意识原本就是分裂的，一半是自我，一半是老夏，其分裂的结果便是老宋的再一次逃跑。
二、乡村、城市的文化两栖状态
铁凝的创作是不被划归到表现乡村生活的知青作家群里的，她与这些知青作家有很大的不同。很多知青作家表达的是城乡文化两茫然的流浪者精神状态，他们痛苦于农村生活对人性的压抑、扼杀，重返城市面对新生活时，又产生精神的隔膜，甚至成为身居城市的城市弃儿。因此，知青作家的作品中大多都是悲壮的倾诉甚至控诉。而农村留给铁凝的并非是创伤，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铁凝讲道：“当我在雪地上行走时，每一小块褐色的泥土都使我感到生命的顽强和丰富，使我想到18岁时走过的那些村路，它宛若大地的臂膀，只因联着泥土，才永不孤独，我不能不沿着村路走下去，但愿怀着执著的热情，走得更加充实、深入。”这里的“走下去”恰恰是铁凝朴实、深厚的心灵世界的展示和回归。
乡村是铁凝心中的家园。《村路带我回家》中乔叶叶，一个不惹人注意的城市女孩，娇弱和气，在东高村经历了重重叠叠的悲欢之后，她学会了辨别钟声，学会了间苗、整棉花，学会了看水、改畦。她完全融入了乡村的原野，即使回到城里母亲家里，也是“光作浇地的梦，还说小猴住在棉花地里”。面对宋侃多年的等待和承诺，乔叶叶断然拒绝，返回到乡村，从此“扎根”在乡村。我们且不论她的选择是否理智或冲动，也不论她的选择是否带有某种悲剧性，有一点可以肯定，她的选择是遵从自己的内心，乡村使她的心灵得到些许安宁，尽管这种安宁也许是暂时的。乡村的点点滴滴构成了她生命依托的所在，这里有她熟悉的气息，柴草灰味儿，初秋时节庄稼地里散发出的那种清甜味儿。也许这正是飘拂在铁凝心中弥久不散的气息。
《远城不陌生》中的郁南妮只为“鸡蛋那么大”的栗子，只身来到太行小村饮马峪，在九月婆婆的关怀与抚慰下，南妮渐渐习惯了这个离北京四百里开外的石头世界。于是她发现“河里升起了碎银般的光华”，“生活亦如虹霓般灿烂”。它深知说着粗俗语言的支书却有着一颗率真的心，她用满是血泡的一双手和一身汗赢得了饮马峪乡亲的信任与喜爱。
一方面，铁凝以饱满的乡恋情感，表达了知青在无可奈何地离开城市后，又心甘情愿地扎根农村，在土地中吸取生存的养分，把农村作为自己从物质到精神具有实质意义的家。这是人类在城市乡村之间的漂泊中，对本然的生存状态的回归。另一方面，铁凝又以诗意的笔调，写出了世代生活在乡村里的人们对城市文明的向往。《哦，香雪》中，香雪和同伴们“每当列车疾驰而过，他们就成帮搭伙地站在村口，跷起下巴贪婪、专注地仰望着火车”。你或许看到了一双双纯朴可爱的农村姑娘渴望美好生活探究文明世界的明亮的眼睛；你或许看到了一个腼腆又倔强的农村女学生追求自己希望时的那份勇敢，那种当机立断，那种无怨无悔。香雪用一篮子鸡蛋换回的不仅仅是一个能自动开启的漂亮的铅笔盒，更是换回一种可能――改变台儿沟祖祖辈辈的生存方式，实现一种更开阔的生活的可能性；换回了一种尊严――与同桌平等的尊严；唤起的是一种渴望――超越封闭的生存层面，追求和享受更丰富多彩的生活的渴望。
“住在山里望不出山去，眼光就短，可平原的尽头又是些什么呢？”《孕妇和牛》描述了一个孕妇对平原之外的广大世界，对陌生的文化知识，产生的一种遐想和渴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会问她许多方面的问题，诸如石碑上的字是什么意思？她该如何回答？对孩子，母亲的“俊”是微不足道的。孕妇对文化的认同心理，虽然缘于潜伏在她心灵深处的母爱意识，但也应看到注重文化的时代气息对她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她看到了自己人格不完满的缺憾所在。也许，这一觉醒不会给她本人的命运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对文化的认同，相信她不再会让自己的孩子重复她的命运轨迹。
《他嫂》里一个来自于小山村的年轻女人，以不折不挠、卓有成效的进取心态，走出乡村，成为“装束穿戴绝对领导着时代新潮流”的城里的“先锋小姐”。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当农村女性能够自觉地有意识地挖掘潜藏着的社会生命力，不服输，不认命，不甘寂寞时，同样能够创造出令人刮目相看的生命价值。
铁凝的《哦,香雪》、《他嫂》和《孕妇和牛》三篇作品尽管创作时间不同，主人公的身份也相差甚远（一个是未成年中学生，一个是已为人妻的女人，一个是有孕在身的母亲），但其文本指向却有着不容质疑的相同性，即表现了主人公由普遍追求的求生意志转向求胜意志――渴望城市文明，渴望改变自我，改变个人命运，渴望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读者从这平凡的故事里，不仅看到古老山村的姑娘们质朴、纯真，还能看到她们的生活智慧和对新生活的向往追求，以及为了这种追求，不顾一切所付出的代价。
怀恋乡村，回归土地；渴望城市，向往文明。这是典型的文化两栖状态。铁凝没有使自己陷入“亦此亦彼”或“两难”的选择困境，作品中的人物也没有内心张力的撕扯。她是以明朗的创作心态，以“对人类和生活永远的爱和体贴”，呈现人们内心深处最真诚最自然最本真的情感状态，以消解这种两栖状态的痛苦抉择。铁凝在《优待的虐待及其他》中说：“小说家对读者的进攻能力不在于诸种深奥思想的排列组合，而在于小说家由生命的气息中创造出的思想的表情以及这表情的力度的丰富性。”“小说可以如苏加诺对革命的形容那样，是‘一个国家宣泄感情的痉挛’，小说家更是应该耐心而不是浮躁地、真切而不是花哨地关注人类的生存、情感、心灵，读者才愿意接受你的进攻。”于是，铁凝对所涉生活的感悟，深化为对生活与生命的总体把握，继而将深邃的思考，化作生命的气息，思想以表情的形式得到具象化的表现。因此铁凝小说带给人更多的是生动的暖意。
三、农村女性爱情的悲观性观照
有人说，女人天生是属于城市的，只有在城市的细致分工中，女人才可以不再依靠纯粹体力去谋生，当然也不必依靠其有强健体魄的男人而生存。但是在农村呢，女性由于天然的生理原因不能胜任以强体力劳动为主的原始农业劳动，在生存欲望的逼迫下，她们自觉不自觉地把摆脱困厄的希望寄托于男性，于是寻找爱情的归宿成为农村女性生存的目的和手段。
在人类的各种情感中，爱情是一种很攫取人心、又很奢侈的一种情感。每一个人不管生自何方，都有爱的权利。在早期创作中，铁凝以饱满的爱心与热情，塑造了一些敢爱敢恨的农村少女形象，表达了自己平等理想的爱情观。
如《小酸枣》中，一个俏丽聪颖，有点近乎泼辣的农村姑娘的形象――小酸枣，找到“我”（来山区写生的学生）说：“明天北城寺过庙会，他准去，我想去……去截他。明明是他心里有我，我心里也有他，为什么不能容我再和我娘商量商量呢？还有他的爹娘，那就叫通情达理吗？”小酸枣终于在河滩上截住了志海。小酸枣胜利了。这时的铁凝是怀着很美好的情愫和热情来憧憬爱情的。
爱情是私人性的，它是男女之间个人情感的趋向与认同。但它又不仅仅是私人性的，人类社会的时代风貌、价值理念以及内心的潜在结构，都在影响着爱情的选择与结果。《那不是眉豆花》中新嫂子和小叔子之间微妙的关系，《灶火的故事》中灶火与女战友小峰的朦胧关系，虽不写爱情，却也流淌着浓浓的爱意。铁凝开始了心灵的探秘。
其实，爱情，在巨大的现实面前，在多重复杂险恶丛生的各种语境中，布满荆棘与艰辛。在生存状态处于极度困窘的情况下，爱情更会脱离主体的意愿而变得遥不可及。随着时间的流淌，铁凝作品中的爱情观越来越趋于生活的本真状态。农村女性经济上不能独立的现实，使基于两性平等的爱情，必会发生畸变，而使农村女性难免陷入一种爱情的悲剧之中。《闰七月》中十九岁的七月白天她给叔侄俩做饭，晚上则是孟锅泄欲的工具。后来有文化的喜山出现了，这个悲苦女人的内心产生了真正的爱的渴望，终于她和喜山私奔，喜山给他更名“闰七月”，希望获得新生。但小说的结尾却是，喜山明媒正娶了另一位清白的姑娘，七月则远走他乡嫁了人。 “闰七月”又回到“七月”没有爱情的生活。生存问题解决了，她依然没有爱情。在菲勒斯中心的男权意识里，女性只是男性的工具。七月在由“工具”变成人，又由人沦为“工具”的过程中，走过了从无奈到无所谓的心路历程。
《麦秸垛》里大芝娘对丈夫百依百顺，体贴入微，然而革命胜利后，进城提干的丈夫变了心，无情抛弃了她。离婚第二天她突然找到离过婚的丈夫说：“我不能白做一回媳妇，我得生个孩子。”在物资紧缺的特殊年代，大芝娘不计前嫌把丈夫一家从城里接回来吃住，还把他们的照片装在镜框里。爱情是两个人情感的付出与互慰，大芝娘只有付出，没有得到。当她所依附的男性要从她面前无可挽回地消失时，她选择了“母性”这根确证自己生存价值的稻草。但是我们不无凄凉地看到：当这种至高无上的“母性”和带有奴性色彩的“妻性”被确认为女性生存的方式和意义后，女性的自我何处栖身？这样的母性和妻性不仅不能丰富女性的心灵，带来的仍旧是悲剧的宿命。没有自我，谈何爱情！铁凝在这里没有一味地指责大芝娘的愚昧和麻木，反而有一种深深的认同、理解和无奈。在这无情的剥夺与压抑后面，不是有个博大、宽厚、善良的灵魂在悸动吗？
在以后的作品里，铁凝更是无情地呈现了农村女性不可逆转的爱情命运的悲剧。
《棉花垛》一个正义的乔被非正义的鬼子先奸后杀，一个非正义的小臭子被正义的国又是先奸后杀，不同的政治营垒，相同的毁灭方式。小臭子至死也不明白，刚才情意绵绵的国此刻何以会将阴森森的勃郎宁枪口对准她。这显示出在男权文化意识形态中女性无法摆脱的宿命。铁凝敏锐的洞察力揭示出了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女性在生存意义上的悲剧，她们永远不会得到爱情的归宿，她们只是男性满足自身欲望的“替代品”，暴露了男性对女性强暴式的占有欲和征服欲，对女性残酷蹂躏的性文化态势。
在铁凝后来的作品中，仍然把农村女性置于悲剧的境遇里。《小黄米的故事》中的小黄米自愿站到饭店门口去拉客，《青草垛》里的轻浮女孩十三苓，在外面世界的诱惑下当了黄米，闯世界回来后成了只知道吃喝的傻子。这些以性为工具来摆脱困境的姑娘，已没有了花儿（《麦秸垛》）的善良，七月（《闰七月》）的可怜，而是甘愿以姿色为资本来逃离既定的命运。这里的性爱已沦为“物质”的奴隶，完全失去了源于生命本原的情感冲动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两性融合的意义，沦为一种获得必要生活资料的手段。在可怜、可悲、可恨的感叹中，谁又能为这些乡村女性找到生活的出路呢？
四、农民境遇的政治性审视
农村是国家政策最终抵达的地方，是最能体现国家权力政治的地方，也是方针政策实施最为敏感、最为直接的地方，农民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写作是一种心灵的表达。铁凝超越了自我内心狭小的视野，并不回避对宏大主题的涉及，而是以一个写作者的胸怀和真诚，执著地追索和思考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与命运、人性与权力的利益趋避等等宏大的创作母题。
对宏大主题的反映在很多时候容易落入简单化的窠臼里，一不留神就会写成时代政治话语的单纯附和，从而造成话语阐释过程中的空洞与虚浮。铁凝以一个作家的责任和良心，以对农民的体察和深厚情感，以人性为切入点，去探寻时代政治风云在农民内心深处起发的波澜与承担。《两个秋天》中写到“去年秋天，凡玉等了三天也没有接上大姨看戏”。因为大姨村里的支书为大儿子盖房，惊动得全村老小去帮忙，大姨被指派给支书家蒸糕、磨豆腐。今年秋天，凡玉再次受命接大姨看戏，一切几乎是去年的重演，大姨村里的支书又在为个头才三四岁孩子般大的老儿子盖房，大姨仍然忙蒸糕。可这一次，大姨竟然在蒸完一锅糕后，跟着凡玉上路了。支书的老儿子不再有被姨夫抱、被姨夫哄的地位。小说写于一九八一年，反映的正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转折性时期。凡玉两次接大姨看戏的不同结局，就是一部袖珍版的中国农村当代史，小说家通过支书盖房时，普通村妇敢不敢看戏，能不能去看戏这样的小事，将农村大包干前后农民的境遇、真实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地分不下来，还是干部们说了算”的年头，农民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言不由衷，行不由己。是土地承包责任制不仅使农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更使人的精神获得解放，农民开始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行动，他们真正有了做人的尊严。
国家政策的制定是本着使农民成为最大得益者为出发点的，然而二者有时也有出现矛盾的时候。铁凝并不回避这种矛盾，深刻揭示这种矛盾给农民带来的生存困境和人性扭曲。《砸骨头》中村长和会计之间上升到砸骨头的恶斗，是源于贫困造成的无法完成乡里税收的巨大压力，它不是个人恩怨和私利激发下的拼杀，而是内心承受不住税收重压的痛苦排解，共有的负担，共有的压力，共有的贫困，共有的痛苦，使两个共同命运的男人在刹那间成为你死我活的仇敌，在对打中，“直砸得天昏地暗，直砸得眼花缭乱，直砸得赤身裸体，直砸得两个血人突然想搂抱在一起”。这场砸骨头所酿成的不是你死我活的悲剧结局，而是互相搀扶着爬上河岸，在微笑中取得谅解，最终还是在骨头缝里砸出了他们各自微薄的积蓄，准备先垫出来，应付上面的压力。看到这昏天黑地的砸骨头一幕，乡民们体谅了两位干部的难处，自发凑齐了上交乡里的税款。本来交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富有的标志，你交的税款越多，说明你拥有的越多。然而在农村，税却成为农民的负担，甚至给贫困的农民雪上加霜。铁凝以形象化的文学手段质疑当下国家税收政策的完善性。当然铁凝在揭示这种矛盾的同时，不忘点燃人性的希望之光――人心向善。
当然在铁凝的早期作品中，由于时代的局限，不免对时代、政治话语有某些附和的成分。毕竟铁凝诞生并成长于一个容易产生“激情与豪迈”、容易被“崇高”所感动并积极从事于“崇高”事业的时代，这对于一个感受着“美好生活”并试图表现“生活美好”的青年作家而言，无疑有着无可超脱的诱惑力，铁凝不由自主地重复着一些未免“做作”的情感与时代话语，荣巧的泼辣与积极（《夜路》），朵儿娘对“新社会”的见解与感激（《丧事》）等等无不带有“颂歌”的色彩。但是我们都不怀疑那时铁凝的真诚与热情。
铁凝生长、生活于都市，在她的内心深处却始终游弋着一根柔软又坚硬的乡村情结。这不仅仅是出于一个作家的责任与良心，也不仅仅是“生活在别处”，而是在寻索人类之根，中国之根。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个盘桓在世人头脑中的谜题同样萦徊在铁凝的笔下。成长是伴随人的一生的，铁凝在不断的追问中，一步步稳健地成长着。她沿着这些坚实的足迹，走到了人性的更深处。铁凝被称作当代著名作家当之无愧。
写作是作家主体对生活原象感知聚材的结果，感知分为有意感知和无意感知。有意感知是一种自觉的、有预定目的的感知；无意感知是不经意非自觉的一种感知。有意感知之前必然会形成一种“心理定势”，这就容易造成感知过程中的主客体分离，而使主体很难达到物我交融的写作境界。乡村生活对于铁凝来讲毕竟是短暂的，她插队三年，后来又去挂职锻炼一年，这期间她毕竟是以一个“外来者”的姿态进入乡村的。尽管这期间她以最大的努力使自己的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尽可能融入农民的乡村生活之中，但是这城乡之间的“隔”往往是难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弥补的，这种“隔”存在于意识的深处。因此在铁凝的作品中对农民在独特的生存背景下所形成的人性内核、文化品格缺少历史的批判性的审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铁凝的文学成就，铁凝毕竟是铁凝。
注释
①[德]Ｂ・Ｒ・雷宾：《精神分析和新弗洛伊德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