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启示

  内容摘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乡村建设运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回首那段历史依然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如知识分子的深度参与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本。并为自身成长创造广阔的社会空间:各级政府通过强大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几亿农民尤其是选择留在土地上的农民的智慧和劳动是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力量来源;农村基层组织是推动科学发展、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等。
  关键词 乡村建设运动 新农村建设 知识分子 政府
  
  乡村建设运动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社会运动之一。这场运动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前后持续近20余年,最终因日本侵华战争与内战的蔓延而告终止。这场运动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它是中国有史以来,读书人、士大夫、尤其是近100年来高级知识分子第一次实践“回到农村”、“回到民间”这个口号。这场运动也使人们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关注达到了一个从未有的高度。本文试图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视角,对这场运动进行审视,总结出积极有益的启示。
  
  启示一:知识分子的深度参与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最为丰富的人力资本。新农村建设丰富的生产生活实践也为知识分子自身成长提供广阔的社会空间。
  
  乡村建设运动是在旧中国农村经济日益凋敝的历史背景下兴起的。它的兴起并不是源于政府的主张,而是由知识分子自觉发起并广泛参与、直接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统计,先后有600多个团体和机构参与这场运动,在各地设立的实验区有1000余处。参与的知识分子更是成千上万,其中有不少是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归国留学生,或是大学校长、教授和著名专家、学者等。我们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背景有着质的不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新农村建设同样需要广大知识分子的深度参与,需要他们深入到新农村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去,走向农村,走向民间,为农民的福祉而工作。
  我国目前在很多地区实行的“大学生村官”制度,就是知识分子广泛参与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当然,这一制度与乡村建设运动并不是处在同一政治背景中。但应肯定的是,知识分子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都会为农村建设提供最为丰富的人力资本。所以,在新农村建设中,一定要注重对各类知识型人才的重视,集聚必需的人力资源,进一步增强高校为农村输送人才和服务的能力,办好涉农学科专业,鼓励人才到农村第一线工作,对到农村履行服务期的毕业生代偿学费和助学贷款,在研究生招录和教师选聘时优先。保障和改善农村教师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健全农村教师培养培训制度,提高教师素质。健全城乡教师交流机制,继续选派城市教师下乡支教。通过多种形式,不断为农村输送知识型人才,从而使知识在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方面发挥最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从目前我国知识分子群体自身来讲,依然要学习黄炎培、陶行知、粱漱溟、晏阳初等人面对国家内忧外患,民族风雨飘摇,人民生活极度困苦时的精神境界。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践行着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忠贞的爱国热忱。他们放下优厚的工作待遇和安逸的生活环境,走出书斋,到艰苦的农村工作,指导农村改造,推行各种重建乡村活动,进而引起中国社会大变革,从而形成了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一次文化大躬耕。他们这种坚定的信念和执著的探索精神,在今天看来,弥足珍贵。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参与到新农村建设实践中来,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知识分子自身成长的需要,新农村建设丰富的生产生活实践一定会为他们自身的成长提供最广阔的社会空间。
  
  启示二: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同时还应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知识分子、农民等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
  
  从内因来看,乡村建设运动的最终失败,主要在于广大爱国知识分子试图在不变更既有社会生产关系的前提下,探索农村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出路,这反映了乡村建设运动领袖们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在这场运动中,尽管也有政府的参与和作为,但是,总的来讲更多是一种民间的、补救性的、相对消极的应对。而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深刻认识的基础上,通过政府的作为,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所做出的一种自我调整和完善,通过改革达到基本矛盾的相互适应,从而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所以,更多是政府的、事先性的积极主动出击。实践证明,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必须发挥最为充分的主导作用,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最为强大的行政和财政上的支持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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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乡村建设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工程,仅靠政府的作用也是不够的。在乡村建设运动的初期,建设者们认为,可以不通过政治的力量,而靠学术的、示范的力量就可以将经过实验所获得的制度、方法推广开来,最终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但这种理想在经过长时间的实践之后,他们发现实际推行改良的过程远比他们所想象的通过“实验室”的方法复杂得多,如果不把推广工作变成一种政府行为,仅靠自身的力量他们也许永远无法达到预想的目的。
  在这种认识下,不断投入乡村建设运动的不仅有一些民间的机构和团体,也有一些政府机关。它们“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背景。有的是社会团体,有的是政府机关,有的是教育机关;其思想有的‘左’倾,有的右倾,其主张有的如此,有的如彼”。其复杂性较难区分,大致可以从其社会属性来看:有教育部门即大中专院校、学术团体,有地方实力派政权,有国民政府机关等。由于属性不同,它们的经费来源也各异,有的是政府拨款,有的是自筹,有的是来自国外资助。其政治倾向也各不相同。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或者说殊途同归,其主要目标是为了“改造乡村,改造中国”,并以此达到“民族自救”或“民族再造”的目的。正是由于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这场运动历时十几年之久,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全面抗战爆发,运动才被迫中止。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在当下所进行的新农村建设,也必须动员各种主体的积极参与。
  
  启示三:广大农民尤其是留在土地上的农民是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主体,必须通过教育和技能培训,高度重视和全面提升这一主体自身的素质。
  
  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目前有70%的户籍人口生活在农村,即使再经过10-20年的城镇化发展,到总人口达到15亿时,仍可能有半数以上(约为7-8亿)的人口无法彻底地离开农村。因此,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几亿农民尤其是留在土地上的广大农民,必须激发他们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农民自觉,乡村自救,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所以我们说的乡村建设顶要紧的第一点便是农民自觉”。
  发挥农民的自觉性,必须提高农民的素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即 是一知识分子领导民众完成文化改造之活动,其主要内容为经济建设,其功夫始终全在教育。故乡村建设必自教育始”;乡村建设“即为培训社会整个进步,开出一新文化之时,非运用教育不能完成”。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乡村建设运动中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农村教育,如晏阳初的四大教育、三大方式连锁进行;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和梁漱溟的知识分子下乡传授知识等,以促进农民素质的提高。通过这些形式的教育,培养了有一定知识力、团结力、生产力、强健力的新型农民,从而构筑了农村社会改造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也应大力办好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此,应进一步巩固农村义务教育普及成果。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完善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和经费保障机制,保障经济困难家庭儿童、留守儿童特别是女童平等就学、完成学业,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状况,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农村高中阶段教育,重点加快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并逐步实行免费;大力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加强远程教育,及时把优质教育资源输送到农村等。
  除此之外,要提高农业生产力,就必须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在乡村建设运动的过程中,很多试验区都把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作为一项重要的培训内容。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提出:“我们并不满足于仅仅教人们阅读,我们还想帮助农民实现农业现代化,引进先进的农业方法和提高中国农民的生产效率”。中华职业教育社也认为:农村教育,就是“教他们练成会做工、会做公民的技能习惯”,“增加许多农事上的知识技能”。基于这样的认识,这些组织既给学员提供学习农业科技知识的实验场所,又向农民推广先进的农耕和畜牧技术,力图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民素质的现代化。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更需要农民掌握大量的生产技能,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所以,技能培训理应成为提高农民素质的重要内容。
  
  启示四:必须贯彻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不断培育各具特色的产业优势。以土地流转、集约、规模经营为依托,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
  
  乡村建设者们认识到:科学若不与乡村发生关系,科学在中国就不会成功;没有科学技术,中国便不会进步。基于这样的认识,当时的许多乡建组织,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把工作重点放在引进科学技术于农业生产,推行科学耕作、科学经营、科学生活。例如,“中华平民促进会”引进棉花良种,引进猪种改良本地猪;邹平试验区则用来杭白公鸡改良本地鸡种,5年就使邹平境内变为来杭鸡的鸡种区,还培育了小麦优良品种邹平洋麦。乡村建设运动中进行的各种尝试,让我们看到了科技的力量和成就。
  21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更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要顺应世界科技发展潮流,着眼于建设现代农业,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不断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建立农业科技创新基金,支持农业基础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力争在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加强对公益性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的支持;依托重大农业科研项目、重点学科、科研基地,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培育农业科技高层次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稳定和壮大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开展农民技术培训等。
  从各地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一个村子要尽快发展起来,产业的带动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每一个村子必须努力探索适合本村特点的产业优势,以此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当然,各地在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对后续产业的开发和培植,从而形成主导产业和辅助产业互补的产业格局,为农村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而且,一定要以土地流转、集约经营、规模经营为依托,探索适合本地发展的新路子,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
  
  启示五:必须搭建积极向上的基层组织基础,使基层组织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
  
  农村基层组织,对上直接关系到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对下联结着千家万户,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试验中,逐渐认识到乡村建设必须“先从乡村组织做起”。“先讲乡村组织,次讲政治问题,又次讲经济建设,末后讲我们所可成功的社会。”他认为,农村衰落的主要原因,“不外有两大缺乏:一大缺乏是团体组织;一大缺乏是科学技术。”要克服这两大缺乏,就要从团体组织入手,而这团体组织就是他所说的乡村自治。他设想将西方的民主政治和中国的贤仁政治相结合,在基层政权设置乡民议会,乡民议会虽然没有立法权,但可以听取汇报,发表意见,以训练中国人参政议政的能力,培养民主意识。
  晏阳初在领导中华贫民教育促进会过程中也认为,乡村建设要达到目的,就必须借助乡村政府的力量。但是原有的乡村政府只知道剥削农民,因此要进行乡村建设,首先就要改革乡村政治。他指出:“一方面地方政府在那里剥削农民,另一方面我们帮助农民增加生产、改良品种或组织合作,增加他们的收益,可是这种受益有限,而地方政府的剥削无穷。所以,从消极方面说,如果单以县为单位而帮助农民,纠集农村,则非改革政治不可;从积极方面说,要把我们研究试验的结果――教育的内容及乡村建设的方案――推到民间去,亦非利用政治不行。”从构建基层组织人手,从而构建整个中国社会组织,这就是乡建运动派乡治思想的内核。
  新农村建设也必须重视基层组织的建设,使基层组织充分发挥领导核心和组织保障作用。具体表现在:以领导班子建设为重点、健全党组织为保证、三级联创活动为载体,把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改革和完善农村基层组织领导班子选举办法,抓好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领导和支持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共青团、妇代会、民兵等组织,以及乡镇企业工会组织依照法律法规和章程开展工作。创新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形式,推广在农村社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和产业链上建立党组织的做法。健全城乡党的基层组织互帮互助机制,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
  乡村建设运动从根本上讲是一场发端于民间、由胸怀救国之志的知识分子领导、采用非激进和平手段的社会改良运动。虽然这场运动主要因战争而终止,但乡村建设派为改造农村社会所作的各种努力,依然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理性的光芒,提供给我们智慧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