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研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问题以及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战略,2009年6月20日,由上海市政治学会、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政治学系联合主办的“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理论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举行。来自沪上各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媒体记者50多人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就政治信任与政治发展的关系、当前我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弱化现象以及未来中国政治信任重塑等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政治信任的结构与类型
“政治信任”进入中国政治学者研究视域的时间不长,作为一个政治学概念,其内涵与外延还没有较为一致的认定。与会专家学者对其从多角度进行了剖析。上海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程竹汝教授对学术界关于政治信任的三个基础性问题进行了梳理:在学理上探讨政治信任与政治信仰、政治认同、政治合法性等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区分了政治信任的内在结构与不同类型;分析了影响政治信任的相关变量及对策研究。他指出,将信任这个心理学基本概念引入政治学领域,对于描述和分析政治制度、公共政策、政府当局与社会状态具有深刻意义。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陈尧副教授认为,政治信任从低到高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分别为民众对政治行为者的信任、对政策的信任、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对政治制度的信任。低层次政治信任的积累和增加对更高层次政治信任的建立有重要影响。因此,政治信任的形成应该从低层次的政治行为者着手,怎样确立民众对政治行为者的信任最为关键。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孙力教授认为,在理解政治信任的内涵时,应该对政治信任的结构和来源作出区分和解释:应该将根本制度和机制剥离开来,消除把政治信任建立在机制之上的误区,剥离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建立政策评估的长效机制;应该把制度功能和角色功能区分开来,消除把政治信任置于角色功能之上的误区,区分的重要方式是构建和完善政府官员问责制,这样民众能认识到许多政策失误不是制度的错误,而是角色的错误;应该把整体政权、政府同具体的政府部门做适当的区分,部门的错误不能算在整个政府头上,这样就不会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政治稳定。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曹沛霖教授从制度结构与制度精神之间的关系出发,指出不能将“政治不信任”看作是消极的。他认为,“政治不信任”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和思想:首先,从制度的角度看,任何制度都以不信任为起点,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则人类不需要政府。其次,从权利的角度看,“政治不信任”是公民权利的表现,人们有权对政府的行为提出质疑,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和愿望,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表现。最后,政治不信任是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的显示器,如果政治不信任度上升,则表明现行公共政策已经出现问题,应该作出调整,政府制度需要改革和完善。
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问题
政治信任“脆弱”是转型时期中国政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浦兴祖教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建国60年来中国政治信任的动态发展做了阐释。他认为,政治信任是一种流动的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受政治环境变迁的影响而呈现波动性发展。他指出,当今中国民众对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度依然很高,只是跟改革开放前相比较而言有所下降,这是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分配不公、官员腐败等原因造成的。分析中国政治信任弱化现象,应该将不信任分为深层与浅层、长期与短期、局部与整体、盲目与不盲目。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王向民副教授通过对青年学生政治信任的实证调查分析,认为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结构分布呈现为“哑铃型结构”:在抽象的国家和政府方面,表现出极高的信任和认同,而在具体的制度参与、官员行为和政策制定等方面,信任度却并不太高。他指出,政治信任的“哑铃型结构”表明,当代中国政治信任危机主要是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行为失误、官员腐败和政府效率低下等原因造成的。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郝宇青副教授认为,中国政治信任问题的产生与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理念有着密切关系。他指出,中国的制度设计理念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的,其假设是“政府和官员是崇高的、正确的”。这一假设显然把政府和官员置于一个不能犯错的不利境地。政府和官员也只有时刻保持崇高和一贯正确,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一旦犯错,这种信任就有可能流失。然而,为了达到一贯正确的崇高目标,逼迫着政府和官员去作假。而假是见不得阳光的,建立在假的基础上的信任是不会持久的。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信任问题是“制度性倒逼”下形成的:制度设计理念助长了政府和官员的失信行为的发生,整个官场弥漫在普遍的失信预期之中,以致于整个社会都生活在普遍的伪善之中。东华大学人文学院黄军甫副教授以俄罗斯的政治信任状况为例,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政治信任的发展。他认为,俄罗斯的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受到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俄罗斯民众对公共机构极端不信任,对官员极端不信任,人与人之间极端不信任,因此,俄罗斯难以承受一系列灾变。他指出,中国的政治文化与俄罗斯的政治文化都属于东方政治文化,具有很多的相似性。因此,转型时期中国政治信任危机问题,与中国政治文化特征密切相关。
政治信任重塑与中国政治发展
政治信任有助于维持政治稳定和推动政治发展,对于如何重塑政治信任,推动中国政治发展,与会学者从各个方面展开了深刻的讨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明明教授认为,政治信任(或者说政治信用)是民众对政府索取社会服从的接受程度,与政府权力的授权体系密切相关,因此可以将中国政治信任弱化现象放在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中来看。他指出,改革开放后新溢出了很多利益,能够攫取这些利益的只有政府和新兴利益集团两股力量,由此形成了权力与资本的共谋,造成了“政府信用”的流失。如果政府信用问题影响到对政治制度的信用,对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来说将会非常危险。所以,解决中国政府信用问题的根本方向是建立现代民主制度,建立起负责任、法治化、服务型的政府。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吴志华教授认为,中国政治信任弱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在由“卡里斯玛型”向“法理型”转变,在此过程中造成了政治权威来源的缺失。他提出,可以从五个层面来解决政治信任流失的问题:一是民众权利意识的培养和市民社会的成长;二是政府官员转变思想观念,认清主权在民;三是现代国家制度成长;四是工具性政策目标应该以公共性为导向,保证社会公平;五是减少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刘建军教授从当下中国社区共同体建设的经验出发,认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重塑政治信任,推动中国政治发展才是适合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他提出了三个基本判断:第一,中国政治发展既不是国家主义(政府本位)立场,也不是民粹主义立场;第二,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既不是建构一个“人治”国家,也非西方意义上的“法治”国家,而要将两者结合;第三,实现这种结合的关键是将传统的“依礼入法”治理方式,改造成 “依法入礼”的治理结构。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执行主编刘昀献教授认为,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状况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党和政府政策得当、妥善应对,则政治信任状况将得以改善,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将进一步加强;反之,将出现整体性政治信任状况恶化的后果。由于政府是社会进步的火车头,因而政府自身的改革与调整对政治信任的构建有着根本性的意义。他指出,为了重塑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最根本的是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坚持社会基本价值,制定公正的社会政策,维护公平正义;推进制度创新,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努力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加强公职人员队伍建设,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罗峰副教授以上海市拆迁为例,认为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表现为“人格化”治理;政策波动性大;官员通过说假话来粉饰政策的不合理性;公众参与有限;政策悬空、脱离实际;政府能力低下,这些因素都造成了政治信任的低下。他指出,解决转型期中国政治信任低下的根本路径,是实现资源的分配由政府“权威式”分配向“市场化”分配转变,通过公共权力理性化、开发民众政治参与渠道、增强政治体系能力等具体措施,建立起一个诚信政府。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姚尚建副教授认为,政治信任的重塑对推进中国政治向结构性民主政治转变有重要作用。他指出,1949年建立了功能主义民主制度,在此制度下,存在人大与政党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双重张力。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利益分化,公民社会崛起,功能主义民主制度下的张力开始增强,政治信任度的急速下降即是一个重要表现。不过,社会层面民主的发展作为一种民主存量,其不断增加会导致民主的增量到达一个界限,最终促使功能性民主制度向结构性民主的转换。
上海市社联副主席王邦佐教授对本次讨论会做了总结。他强调这次讨论会的主题渗透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既具有很强的学术性、理论性,也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他指出,“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的讨论对于当今社会条件下如何实现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都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编辑杜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