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走出中世纪》及其二集是朱维铮教授有影响的学术代表作，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我们要从其诞生的社会环境和学术背景去体认其思想内涵和学术价值。“坚持以历史本身说明历史”，是作者重要的治史理念和研究方法，也是其得以学术创新的动力源泉。
关 键 词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 方法 意义
作者 朱政惠，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062）
继《走出中世纪》初版之后，20年后的今天，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先生的《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和二集也出版了，笔者有幸拜读了两本著作。笔者谨从自己研究的方向出发，特别留意其关于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国际汉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发现其中的许多重要阐述和见解，对我们深入这些领域的研究有重要的学术启迪。
《走出中世纪》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1989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有10个年头，但由于几十年“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一些旧的条条框框还未完全打破，史学家的思想多少还受束缚，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等几大块的研究模式影响还相当大。《走出中世纪》就是针对学术界这些前行尚还迟缓的现象提出变革呼吁的。朱先生在书中强调研究方法改革的重要性，认为对晚明至晚清的300年历史研究，应该多角度探讨。他说，社会历史本身就是个整体、时空连续体，所以再现这个过程，只从一个角度理解，即使钻研得很深很细，“也只可能反映一个侧面，一个局部”，因此一定要有变革。他认为文化史是一个不错的视角，只要注意从古代和中世纪一般精神的高度去俯视那些时代各个领域的精神文化及物化形态，很快就会“出现若干突破”。他认为自己的成果，原先也毫无想写的意思，但结果“时常大出意外”，貌似小事的后面“大有文章”。他强调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十分重要，“要让中国的人文的社会的学术研究，迸发创造力，起码的条件是不受非学术的压力和干预”，权威和真理不是一回事。所以，《走出中世纪》是特殊历史背景和学术环境下的产物，是一个从新的思考点反思中国学术及其研究方法的思想作品；而其具体的个案研究，考察近300年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涉及对中西异质文明碰撞等诸多问题探讨，也反映出这一时代转折时期历史学家的前沿成果。
在20世纪80年代末，《走出中世纪》显然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国内学术界眼睛一亮，海外学术界刮目相看。在他们看来，朱先生不只带来中国学术的新鲜成果，还体现了中国学术界的新气象，他们看到了中国史学界变革思潮的涌动。《走出中世纪》出版一年就有英文版不是偶然的，敏感的海外学者注意到了它不同寻常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内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走出中世纪》是朱先生中外学术交流的重要代表作。这本著作使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他向世界推介中国，而海外学者也把它视为了解中国的窗口之一，窥探中国学术及其变革。《走出中世纪》使朱先生成为中外学术交流的重要使者，这一步迈出就没止息，他甚至被德国汉堡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从我们这行去看《走出中世纪》，首先注意的就是这样的大背景和大思考。
朱先生在《走出中世纪》的序言中强调，自己是个教书匠，研究的主要领域是晚明至晚清，关注这300年间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多种课题，之所以扫视如此广泛的历史田野，除了与对文化史分类的认识有关，“也出于为专题研究作准备的需要”。他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和这样的学术目标紧密联系，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他对这一时期传教士和海外汉学的研究，注意从本国学术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从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发展去认识传教士工作和海外汉学在中国的变异。这就使他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有特殊的学术审视和研究方法。《走出中世纪》及其二集的一些论文显示了这种独特的思考内容。比如《利玛窦在中国》，他在研究利玛窦在一些地区大获声望的原因时，主要探讨这些地区的思想文化和人文环境。他认为利玛窦的成功，正在于文化交流与中国国情结合，手段和目的倒错，虽然传教收效不算大，但中西交流成果巨大。再如二集的《基督教与近代文化》，朱先生在研究晚清在华传教士的成果时，也提出这样的问题，认为他们实际上继承了利玛窦的路线，李提摩太、丁韪良、林乐知等人所做的工作合于中国人希望了解西方文化和社会的需要，从而得以引进五光十色的欧美思潮，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产生的影响难以估量。这些见解，是他在长期教学科研实践中觉察出来的。在此过程中，朱先生的史学识见和国学功底起了关键作用，使他得以洞察和把握中外文化交流发展的关键细节。《走出中世纪》及其二集的研究告诉我们，对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海外汉学的研究，是一种双向的学术考察，不能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业内专家一定要注意自身学术素养的提高，而这是长期的修养和锤炼过程。
在《走出中世纪》中，有一篇关于司徒琳《南明史》的书评。司徒琳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南明史》是她的学术代表作。从这篇书评，也可以看出朱先生对海外汉学著作的体察、研究方法和考量标准。多少年来，外国人写中国历史的著作也可谓汗牛充栋，司徒琳的研究价值何在？意义何在？朱先生不愧为明清史的研究大家，黯熟南明史的研究历史。他首先提出南明史研究的艰难性，康熙皇帝的文字狱，造成这一时期历史研究资料的“残缺混乱不堪”。即使陈寅恪这样的大师，也只完成《柳如是别传》，一直到1957年，才有谢国桢的《南明史略》问世。所以，司徒琳的研究，当然成为国际上罕见的南明史研究成果，颇有“弥足珍贵”之感。他认为《南明史》的重要价值还在于：一是资料丰富，引证详实，而且古今文献严加考证，“注释与正文结合成为相当紧密的整体”；二是研究态度客观，不像有些研究，将满汉间的民族冲突化约为爱国与否的斗争，把南明政权的建立简单说成是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他说，司徒琳把考察的重点放到对政权本身矛盾的分析上，认为内部矛盾招致了抵抗运动的失败和政权的覆灭，这就别开新径。朱先生认为，对于司徒琳这样的研究结论，人们可以提出异议，“但倘若仔细通读全书，便很难否认那是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的一个角度”。他肯定作者对历史研究力求保持客观的态度，避免了对“个别人物和事件作出褒贬式的评价”，使其关于中文论著中常有定论的那些人物和事件的陈述，“经常显得与众不同”。在文章的篇首，他还特地引用作者的一句话：“我宁愿从地缘政治角度对这一丰富多彩的时代作一个精确而又全面的观察”，表明了朱先生对这部著作总的研究视野和方法的认可。这篇书评不长，但读者印象深刻。我们不仅了解到美国这样一位汉学家的代表作的意义及其价值，而且认识了朱先生看待问题的眼力、方法和考量标准，知道应该如何准确地认识、把握海外汉学著作的价值和历史意义。
《走向中世纪》两卷内容表明，朱先生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对晚明以来近300年社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国际汉学研究的积极推进者，他站在学术前沿，做出了很多重要思考。如何深入开展研究？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两卷论著也都有见解。他强调学术科学性的重要性，呼吁良史应该注意的原则。朱先生非常强调对史料的严格考证，他说，自己在编纂《利玛窦中文著译集》时对史料的搜集，不敢说没有错误，但可说下过死工夫，“将可能存在的瑕疵的几率降至最小”。学界都谓朱先生以严谨闻名，对史料要求近于苛刻，这里再次得到证明。他的点滴要求，足使我们惊出一身冷汗。在书中，朱先生还非常强调“坚持以历史本身说明历史”，反对“以论带史”或“割裂材料以拼凑奇谈”。他说：“不能把观念作为理论的出发点”，“更不能把扭曲的观念当作裁量的尺度”。笔者注意到，“坚持以历史本身说明历史”这句话，两书中反复地出现，为什么如此重申再三？窃以为，这是朱先生治史的核心理念，坚决反对任何忽视史料基础或以先验观念取代史学研究的做法。“不能把观念作为理论的出发点”，“更不能把扭曲的观念当作裁量的尺度”，这是对中国史学传统和史家传统美德的维护，也是对几十年来史学界曾经出现过的逆流和恶劣影响的尖锐批评，更是他对史学发展的深切关怀和心底呼唤。从这一思想出发，他还在书中尖锐批评了国内学术界奉“后学”为神明的思潮和做法，他认为任何违离史料的研究都将是虚妄和不可靠的。实际上，在两书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也相当多，注意坚持科学分析的立场。他最担心的是教条主义回潮，玷污历史学的科学研究和健康发展。所以，两书中关于治史一般理论和方法的阐述，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史、国际汉学研究都有重要启示。他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关怀，值得我们学习。诚然，他的有些学术观点和见解，学界也有不同看法，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又另当别论。
《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及其二集告诉我们，在对晚明以来近300年历史的研究中，朱先生对中外文化交流史、国际汉学这些特殊领域的探讨也相当成功。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在于他一辈子的苦读和精湛治学，以及敢于创新、开风气之先的魄力和气度。所以，我们做好自己的研究，也要像他那样，踏踏实实地打好学术功底；要“坚持以历史本身说明历史”，靠可信史料说话；要有大胆改革和创新精神，不能唯上揣摩和投机取巧。朱先生的今天不容易，他说七十“老翁”何所求，唯留真实于汗青。中国要让自己的形象深深印入世界人民心中，需要更多像他这样的学者，扎实地开展与海外的学术文化交流。
编辑 杜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