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认识起源于对外部事物的感知，而象与数正是先民认识世界的两种方式。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略过形象直认：“‘数’乃万物之源，在自然诸原理中第一是‘数’理，……万物皆可以数来说明。”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的老子亦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认为数是万物化生的途径。至于《周易・系辞》所云：“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及其数，遂定天下之象”，亦说明了数理对于认识世界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数理实乃人类认识世界的根本方式。意境是一个具有哲学色彩的美学范畴，与“道”息息相应，其构设亦具鲜明数理表现。
一、一元化生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实乃万物化生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元，根本，根源”，“元，古代道家学派用于指万物之本”，故《春秋繁露》进而释曰：“谓一元者，大始也。……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元，犹元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因此，中国古典小说意境“一元化生”的形而上内涵是指意境由一个终极本体化生而出。“元，始也”，因而其形而下内涵是指意境由一个(组)人物、一个(系列)事件、一条线索或者一个(系列)因果关系逐渐化生而出并最终归于一个终极指向。因此，这两种含义分别对应着中国古典小说意境的终极本质与具体表现两个层面。
中国古典小说意境的“一元化生”方式，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离交合中具有多种表现。
有由一个具有哲学色彩的主题化生而出，经由“一以贯之”的过程而最终归于一元者，如《水浒传》在引言中就定下了天道循环的基调，叙写由晚唐五代的战乱纷争到赵匡胤平定天下，继而到仁宗朝出现瘟疫，“不因此事，如何教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轰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细推治乱兴亡数，尽属阴阳造化功”，对由治至乱的迹象作了预叙。接着，在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中叙述洪太尉奉诏请张天师，然而却因一己之丑陋习性而渎职，最终导致误走妖魔，其实质实乃是由于人性的丑陋与恶习而违背了道法自然的原则，使天人感应失衡，一个浓缩的原发意境至此而生成。此后，小说意境进入逐渐化生展开的过程。故事情节沿着一条奸逼民反的线索依次展开，叙述了一组(108位)英雄人物顺序反上梁山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之中，文本反复描写了朝政的黑暗、官僚的残酷与欺诈、下层百姓生存状态的严重恶化，其实质是对人性欲望与社会存在本质的深层拷问，以繁富之笔层层点化、渲染，为读者构设了一种哲理美意境。文本随后又叙写梁山英雄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之后最终走向招安，其后经历了征辽、征方腊的过程，最终飞灰烟灭的悲剧结局，重又归于貌似起点的平静的一元。小说以“一元”始，以“一元”贯之，最终又归于“一元”，属于典型、完整的“一元化生”方式。
亦有非完整的“一元化生”方式，即小说起始并无一个原发意境，而是经由“一以贯之”的方式最终创设出一个终极意境，如《聊斋志异-梦狼》。小说写白翁梦入儿子公堂，然公堂之上皆狼，墀中白骨如山，以死人充庖厨。俄有两金甲猛士入，白翁子甲化为虎，其齿被金甲猛士片片敲落。后验知其事，劝诫其子而不听。次年，白甲途中遇寇殒命，虽受父亲祷神之祜“复生，而目不能自顾其背，不复齿人数矣。”这篇小说起始以一个人物白翁为引线，以一个人物白甲为具体承载，叙述了一个官吏贪婪如虎狼而遭报应的故事，最终揭示了一个官吏贪婪残酷、百姓生存环境恶化的现实社会状态，营造出一个发人深省的深刻意境。在中国古典小说范畴，这种以完整的单篇小说“一元化生”意境的表现方式是一种普遍存在。此外，在一部或者一篇小说中的局部，某一人物描写、环境描写或者某一事件的叙述均存在意境的“一元化生”表现，不再赘述。
二、二极共构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任何存在都体现为相互对待的两种因素的对立统一。从形而下的具体现象出发，《周易》对化生万物的终极本体“道”作了更为深刻的理性思考，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即“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着阴与阳这样相对待的两方面，它们相互对立，又彼此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意境亦于“人类现实存在状态与理想生存状态即人道疏离与人道契合的对比张力中实现”。与“道”异曲而同调。因此，存在于“二极共构”中实现，不但是华夏民族自亘古以来的深刻认知，亦为中国古代小说家有意运施构设小说意境的普遍思维。
中国古典小说意境构设的“二极共构”方式有两层内涵。其一是指在某一完整自足的意境内部，作者设置两种对立的矛盾以使小说意境得以创生的构设方式，即“二以成之”。然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二”又是万物化生的一个环节。当小说意境由“一元”化生以后，“一”又“生二”，“二极共构”又成为“一元化生”之后小说意境构设整体链条上的延续，因此其第二个内涵是指小说意境构设的“二以变之”。“二以成之”与“二以变之”结合起来共同组成了“二极共构”的完整内涵。
在文本的现实层面上，这一方式常常表现为人类美好理想的弱势与残酷现实的强势。仍以《水浒传》为例，当文本中叙述洪太尉误走妖魔形成最初的“一元”原发意境之后，便转而设置了以高俅为代表的丑恶力量与王进为代表的遭受丑恶迫害的对立矛盾。高俅本为一泼皮无赖，屡做无行恶事然却因朝廷权贵的提拔而摄居要职。当其发迹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借口报复曾经教训过自己的王成的儿子王进。王进身为军队教官，虽良善奉母亦忠善为人，却无法躲避恶人的欺压，只能无奈逃亡而远走他乡。这则奸人当道迫害良善之士的故事，实质反映了因社会正常选拔制度的失控，使得人的恶性因失去约束而膨胀，导致了恶欺压善的社会现实存在状态。高俅是恶的代表，王进是无辜的符号，小说以恶的强势激发读者对人与社会存在的深刻反思，进而产生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因而在善与恶的对比中产生心理张力的激荡，哲理性意境在二极的对立中化生。此为“二以变之”与“二以成之”构成小说意境“二极共构”方式的完整形式。
亦有“二以成之”的单独形式，主要体现为起始缺乏一个原发意境的小说或小说中的局部意境。如《聊斋志异・促织》，小说写老实迂呐的成名被滑胥报充里正役以征促织，家财荡尽费劲艰辛仍无法完成任务，又不幸被官府严刑折磨。苦闷欲死之中，得神卜启示而捕得一促织，然又因儿子的粗心而致死。其妻悲愤欲绝之下责儿，其子因恐惧而投井自杀，其魂魄化为一促织。因善斗，成名一家与其上司均因其而发财升官。这篇小说虽然以喜剧结尾，然因朝廷的一时喜好与官吏的贪残而导致的成名一家的悲惨遭遇，仍能激发读者之意对人类现 实存在状态的深刻思考，创生因恶欲欺压良善而形成的悲质意境。
三、三而一成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实为“道”化生万物过程中的重要枢纽。它既是从无到有化生链条上的暂时终结，又是从有化生万物的开端。先民以数理认识世界，有“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之说，虽然其中的玄妙后人已难以详解，然亦可见“三”在万物化生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到了汉代，司马迁又有“数起于一，终于十，成于三”之说，而董仲舒则作了更为详细的逻辑推演，于《春秋繁露》中日：“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规，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时，三时而成功。寒暑与和，三而成物；日月与星，三而成光；天地与人，三而成德。由此观之，三而一成，天之大经也，以此为天制。”由此可见，“三而一成”是万物生成的重要方式，已深入华夏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意识积淀。
作为中国古代人文的律度，“三而一成”也是中国古典小说构设意境的普遍方式之一。具体而言，其实现方式又可分为三位一体、三大版块与三变节律三种形式。
(一)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有两层内涵。其一是指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通过写人、叙事、绘景的有效结合实现小说意境构设的方式。如《三国演义》就以诸葛亮为中心，通过写人、叙事、绘景的有效结合构设出一个浑融的大意境。文本首先通过对卧龙岗自然清雅的景物与古朴清隽气质的描绘，对诸葛亮清雅高逸志向远大的形象进行烘托渲染。然后又通过人物对比虚写诸葛亮的才高一世，给读者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此后，又以“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草船借箭”、“借东风”以及“三气周瑜”等叙事系列，对诸葛亮的形象进行实写，塑造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军师形象。以“白帝城托孤”为转折点，诸葛亮的形象叙事在“七擒孟获”中开始出现失败的影子，最终在“六出祁山”之后走向败亡。在“六出祁山”的繁富叙事中，文本继续展现诸葛亮的才华和谋略，但同时也逐渐叙写诸葛亮捉襟见肘的情态，衰败之势渐渐凸显，最终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而导致失败。“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日：‘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作者通过写人、叙事、绘景的有效结合，运用虚实结合对比描写的艺术表现方式，并以叙事结构为单元，完成了线形流程的诸葛亮形象的塑造；与此同时，也实现了有关诸葛亮形象的格调不同的小意境的营造，并在这一动态过程中最终实现了悲质意境的完形。
“三位一体”的另一含义是指由作者的宏观创作命意、文本描写以及故事得以展开的时空结构共同完成小说意境的创设。仍以卧龙为例，作者不但在线性时间发展流程中，通过写人、叙事、绘景的有效结合进行了意境的初次创设，而且潜含了自己的宏观命意。“卧龙”与“潜龙”虽字异但理相通。“初九，潜龙勿用”，“象日：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这个象隐喻事物在发展之初，虽然有发展的势头，但是比较弱小，所以应该小心谨慎，不可轻动。而“六为老阴”，是失败和凶的象征，所以“六出祁山”实际预示着卧龙的失败。所有的命意和叙事均在“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宏阔苍茫的历史时空操作意识下，在百年三国的宏大历史时空画卷中展开完成，如同色彩斑斓画卷中的浓墨，慢慢融化开来，弥漫了整个历史时空，成为最耀眼的亮色，但又逐渐消退，给人留下无尽的心理空间，构设出浑厚高远的悲质意境。
(二)三大版块
“三大版块”，是中国古典小说意境“三而一成”构设方式在小说文本结构层面的表现，意指小说意境构设经由小说文本总体内在的三个部分得以实现。如《西游记》，文本总体上可分为三个部分，依次完成三个命题的表达与转换，并最终构设出一个哲理性意境。第一部分为孙悟空出世、大闹天宫。通过对其由天地化生与花果山的环境描写，寓指其纯洁自由的天性。当其拜师学艺之后，意欲有所作为，然现存秩序不能容忍异端的出现，便导致了抗争主体与旧秩序的矛盾。孙悟空虽神通广大，亦无法与联合的三界相抗衡，最终失败被镇压在五行山下。第二部分写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痛苦反思的过程，并交代了唐僧出世，为取经的发生作了预叙。第三部分写孙悟空随唐僧西行取经，历经八十一难，九九归一终得正果。在这一部分，亦有三个内涵。其一，在西行取经的过程中，虽然孙悟空神通广大能够挫败部分妖魔的阻碍，然当其遇到天庭、道教、佛教生灵下世所幻化的妖魔之后，便束手无策，只能求救于三界所代表的现有社会网络。在这一意义上而言，孙悟空是现有社会秩序中失败的象征。其二，当取经四众到达西天之后，却因无钱只能得到无字真经。在以紫金钵盂作当之后，如来佛才给予真经，并且公然宣称“经不可轻传”、否则“叫后代子孙没钱使用”。这对讲求色、空的佛教而言无疑是莫大的讽刺。第三，归于正果之后，孙悟空已然失去反抗的精神，融入现存社会秩序。综合这三个命题，小说表述了一个深刻的人生道理：虽然人类在诞生之初渴望自由意欲有所作为，然而却难以打破现有的社会结构而终被无形社会之网所挫败；痛定思痛之后，找到了新的人生发展切入点，从而转向具有崇高价值人生事业的征途；然历经磨难之后，得到的只是一个新的否定，唯一的结果就是已融入现有的社会网络，然我已非当初之我。这实际上是对人类精神苦难历程的形象展示，对人的现实存在、如何存在、向何处去作了深刻思考。由此可见，小说经由三个版块的转折变化完成了一个哲理意境的构设。“三大版块”并非《西游记》的独有形式，其在《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其他小说中亦有明确表现。
(三)三变节律
“三变节律”是中国古典小说意境“三而一成”构设方式在叙事过程的体现，意指小说意境经由叙事过程的三次变化而得以构设的表现方式。无论是小说中的鸿篇巨构还是单篇小说作品，“三变节律”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形式。如《水浒传》中的“武松打虎”这一故事情节，就是以“三变节律”构设小说意境的典型例证。“武松打虎”故事可以分为打虎前、打虎过程中、打虎后三个部分。打虎前，先写武松喝酒，普通人喝三碗都难以过岗，而武松却连喝十八碗，英雄豪气扑面而来；喝酒后上岗，先写店小二阻拦，接以坚持独自过岗，当其看到提示文字之后，尚认为酒店使诈，“横拖哨棒，便上岗子来。那是已是申牌时分，这轮红日，厌厌地相傍下山。”当其再次看到官府榜文之后，虽稍露退却之心，然却因英雄的自尊心，仍然继续上山，英雄的气场已然氤氲而出。打虎过程中，伴随着大虫的一扑、一掀、一剪，写武松“啊呀一声”，“便拿那条哨棒在手里，闪在青石边。”“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闪在大虫背后”“双手抡起哨棒，尽平生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尽平生之力，只顾打。”“那武松尽平昔神威，仗胸中武艺，半歇儿把大虫打做一堆”，英雄的形象在惊心动魄的打虎过程中形神毕现。打虎后下山，写武松遇到两个装扮成老虎的猎户，“啊呀，我今番死也!性命罢了!”通过细节描写，又还英雄形象以生活的真实感。这一故事情节经由叙事的三次变化，描写了武松的英雄豪气、天人气概到平凡真实的回归，传奇性渲染与细节描绘相结合，闲趣与紧张相映照，既叙述了惊心动魄的故事，又塑造了神勇威武的人物形象，过程一波三折而又气脉流畅，构设出跌宕起伏的意境氛围。
“三变节律”是为叙事过程中的“三而一成”，“三大版块”是为结构层面的“三而一成”，“三位一体”是为创作过程中的“三而一成”，三者在分合之中又或各自、或共同完成了中国古典小说意境构设方式的“三而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