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 1948―)是英国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思想史家和社会学家,是英国“文化唯物论”的重要开创者和积极实践者,也是一位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英国新左派理论家,在当代西方人文学术领域和左派政治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多利莫尔强调在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双向建构的动态关系结构中,以独特的“政治文化”视角,探究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意识形态、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文学批评和研究中,多利莫尔的“政治文化”视角是一种强调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双向建构的动态的结构式思维方式,这种动态关系结构的核心主要体现为政治文化对主体的影响和主体对政治文化语境的呼应。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性实践,生产文本的作者和文本的读者都是他们时代的意识形态影响的主体,也是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等语境的产物。在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构成的复杂的、动态的关系结构中,主体作为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的中介,其主客体关系的形成必然也要受这种关系结构的各种因素的制约。因此,多利莫尔有关“主体性”与“政治文化”关系的论述,既是对其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延续和发展,又充分体现了其“政治文化”批评思想的价值所在,构成了其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多利莫尔在对诸多流派的辩证借鉴中,以政治文化的视野,从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结构中,来考察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及主体与其它因素的复杂关系。多利莫尔认为这个动态结构关系的核心主要体现为政治文化对主体的影响和主体对政治文化语境的呼应,他从两个方面展开了对主体的认识:一是在文学生产活动中,强调文本、作者、读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作家、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文学批评者或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二是强调主体与政治文化结构(即包括社会历史和政治权利结构等多种复杂因素的结构)之间的交互动态过程。主体既要受这个关系结构的制约,在文学实践中也具有一定的能动性,主体与结构之间存在一种双向运动状态。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
一、主体与“政治文化”
多利莫尔强调主体与“政治文化”结构之间的交互动态过程,关注主体与社会历史和权力机构的复杂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对17世纪以来的自由人文主义和传统历史主义的批判上。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将历史看作文学的“背景”研究,认为历史具有文学无法企及的具体性和明确性,他们强调历史具有内在统一性和普遍规律性,文学不过是历史的“附带现象”。针对这种将文学与历史割离的观念,多利莫尔以“互文性”观念审视,首先对历史的“普遍性”提出了质疑,并转向对“个体性”的边缘群体的研究。多利莫尔将文本的文学性与历史的意识形态性联系起来,认为历史不仅仅以普遍性概貌为主,也包括那些在一般性史实叙述中无法获得表现的小事件。多利莫尔认为,这并不是因为它们缺乏普遍性,而是由于它们不符合当时的主导意识形态,因而被强制和压抑。他主张在批评研究中,应该让那些个别的、被压制的历史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诉说自己的历史。他斩钉截铁地提出:“个体乃是人的最重要的素质和关系全部潜力的源泉。”{1}
多利莫尔对“普遍性”历史的质疑主要体现在他的“反本质人”的批判中,这也是其政治文化的文学批评观的核心概念之一。多利莫尔认为,“反本质人”的观念主要是在挑战一种理想,即:“人”拥有某些特定的, 不能改变的本质,那就是让“他”使之为人, 这也是“他的”文化及其超越其生存条件的优先权的根源和基本决定因素。{2}多利莫尔的反本质的人的观点体现出一定的激进色彩。他认为,“人根本没有什么本质的‘天性’,人的一切特征都是在特定历史时刻社会因素的产物”。{3}
随后多利莫尔开始将目光投向被剥削压迫和排斥的附属的边缘群体,他大声呼吁:“让我们来想一想那些处于劣势地位的阶级、妇女、受帝国主义统治的第三世界国家”。{4}自20世纪60年代起,不少学者开始转向对此的研究。他们由以往的关注重大事件、皇亲国舅、达官贵人、英雄人物而转向关注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诸如宗教信仰、礼仪风俗、婚丧嫁娶等社会“小事件”,力求探寻、发掘那些被湮没者和被边缘化者的历史,甚至进一步去探究使其变成如此的原因及过程,即他们“如何变得如此默默无闻以及在当今社会是什么力量在主宰他们的沉浮”,{5}这种观点在揭示和展示历史的“丰富性”方面值得肯定。多利莫尔认为,以边缘视角审视文学研究,会发现文学与历史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界限,这有利于我们在文学研究中动态地把握文学与历史关系问题,将文学与历史、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置于“互文性”关系中加深理解。例如,他对莎士比亚作品《第十二夜》等的阐释就是通过文学文本与社会非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批评模式进行的,通过符码解读,揭示出过去一度被人忽视的历史事实。《第十二夜》中薇奥拉穿上男装当上了公爵的侍从,《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扮成男律师惩治了高利贷商人夏洛克,《安东尼与克莱奥佩特拉》中埃及艳后喜欢穿扮成男性君主,在当时的戏剧演出中,女角也都由男性童伶扮演。多利莫尔认为,在正统思想中,男女两性的区别是上帝确定的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男女服装上的区别就反映了这一原则,而戏剧却打破了这一原则的神圣性,这就“意味着宗教上的一种极端破坏性的混乱”,它“惩罚性地置换了对社会变革的极端恐惧以及性别和阶级的等级制度所发生的动摇”,同时“对妇女低于男子的传统价值观发起了挑战”,“向社会秩序的形而上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6}
多利莫尔在阐释主体与“政治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时,既看到了政治文化结构对主体的制约和限制,又认识到主体在实践中的能动性,强调主体与结构之间双向的动态的复杂关系。
首先,多利莫尔认为主体是受结构制约的,即结构不仅制约着作家主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也制约着读者的阅读活动。正如一些学者所说,“主体自身从开始似乎就不是那么自由。人不过是社会(结构)中权利关系的思想意识的产物”。{7}对多利莫尔来说,“政治文化”结构是社会关系、文化网络、政治关系和权力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复合。多利莫尔指出,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文化学中,“文化”是一个做分析用的概念,它“旨在描述完整的意义系统――社会或社会的某一部分通过它认识自身以及同世界的关系”。{8}可见,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包含了人类的物质实践和精神活动,甚至可以是人类自身。同时,多利莫尔又强调文化的政治性,认为“政治”是这个关系结构的核心,政治是一种权力结构。按照福柯的说法,权力是一种关系,它在社会机体中无处不在,权力构成社会的种种关系,使人成其为人,并且把他们分配在这些关系的位置上,也就说,权力就是与社会机体共存的关系的多样性。在权力关系的网络中,又到处出现多样性的抗拒功能,权力和权力的反抗是共生的,这就构成了多样性的统一。多利莫尔认为,主体正是这种复杂动态的政治文化结构的产物。
其次,多利莫尔指出,主体在文学实践中具有能动性,主体与政治文化结构之间存在一种双向建构关系。多利莫尔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关于摹仿概念的认识,旗帜鲜明地反对摹仿论。{9}他认为主体就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分子,他既为整个结构所制约又积极地参与这个结构。作家以自己的行动和方式参与社会实践,从社会中得到材料并进行组织加工生产出文学文本。文本通过读者的阅读活动影响读者进而影响社会,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存在复杂的双向运动过程。
多利莫尔就是在主体与政治文化结构双向运动的关系结构中来阐释主体的。我们从他对蒙田(montaigne)的分析中可以全面了解他的辩证分析方法。多利莫尔认为蒙田在揭示人类和社会的关系方面做出了重要思想贡献。蒙田认为,“我们往往认为良心的法则来自于自然界”,事实上“它来自于社会传统”。{10}多利莫尔认为,“蒙田提醒我们,那些被认为天生的和绝对的法则,实际上只是被主观化了的相对价值观”。同时,多利莫尔又发现,蒙田自身也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矛盾:
一方面他寻找本源性真正自治的自我:“我的写作并不是我的行为,而是我的自身和本质。”但是他永远找不到自身,因为他的激进怀疑主义破坏了其自身赖以存在的思想框架。他不仅拒绝接受意识形态,甚至在他挑战的时候无意间揭露了那一思想的根本牵动力。一方面他宣称,至少有一些“趋向”和“情感”是天生的:“天生的趋向通过组织的帮助得以增强,但它们既没有被改变也没有被超越。”但是在文章的其他地方,他又有完全相反的自我体验:“我不能完整简洁的表述,也无法使自身不存在困惑、无序、混乱……”更重要的是,“我越是频繁的探索我自己,我就越不能了解自己”;事实上,“任何故意观察和思考自身的人,都将会发现自身的混乱”(二卷)。有趣的是,在蒙田追寻其本源自身的时候,他把本原优先和行为的关系颠倒了过来:“我所描述的不是本原,而是一种变化。”蒙田所指的是环境引起的变化,并不断强调环境和物质存在条件的塑造作用:“我们如同野生动物一样,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颜色……,一切都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我们不是自己在动,而是被携带:像一只小船,一会慢慢地滑行,一会剧烈地运动,像水一样,一会暴风骤雨、一会非常平静”。他更加明确地说:“你昨天看到的勇敢的冒险者,明天或许就变成了胆小鬼……,环境对他起了作用:不同的环境给他带来的变化,这没有什么好奇怪。”蒙田最终放弃了寻找本原自治的自我,人的本质被认为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缺乏一种本质而且只能通过与其他事物的对照发现自我:“啊,人类,没有谁比你更肤浅、空虚、贪婪,你想要得到整个世界。”简而言之,人类被置于和自然界其他生物平等的地位,蒙田说:“没有任何特权和本质上的优越性”。{11}
可见,在多利莫尔看来,蒙田的“迷惑”与“挣扎”正体现了主体与“政治文化”结构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鲜明地体现了其批评的辩证性。
二、主体与文学生产
多利莫尔认为,文学是一种动态的实践活动,文学生产与社会历史文化构成复杂的动态关系结构,从这个关系结构出发来考察主体,文艺主客体之间必然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具体来说,也就是作家、读者、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处于双向运动的过程中。
多利莫尔认为,作家主体不仅仅从社会文化中得到材料并将其组织加工成文学文本,他还是实践者,作家同社会,主体与客体之间处于双向建构关系中。多利莫尔指出,正如希尔(Hill)所说,“文艺作者,特别是剧作家,不只是要和‘人类的地位’打交道,和人打交道,而是还要和统治者及其臣属们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所面临的特殊问题打交道。”{12}多利莫尔认为,“近来广泛流行的评论认为身份的观念最主要是由社会形成的,而不是天生就有的,这对于用唯物主义视角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性别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多利莫尔指出,一些学者认为:
莎翁戏剧中的女性角色被认为是对所有女性特质的准确反映,并被认为从莎翁的年代直至今日都是固定的和不可改变的,还认为在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时期,戏剧舞台上对女性的巨大兴趣并没有反映那时女性的逐步解放,而是与那时家长制度对于巨大社会变迁的忧虑有关。并进一步介绍了在舞台和现实生活中对于不守秩序的女性问题的焦虑。莎士比亚对于“李尔王”的研究就解释了女性主义者批判的一个重要趋势,它与其他的性别问题的分析联系在一起:李尔王对于女性的厌恶,来自于将女性认为是淫荡之源的禁欲主义传统,同时伴随着对女性反叛给家庭带来威胁的忧虑。{13}
同时,多利莫尔又指出:
莎士比亚谈到约翰逊时说,用它的普遍形式来描述人类的本性,同时,会忽略了任何一个不同文化表现形式的“特殊行为”。他所认为的特性是人类共性的真实成果,就像世界总是在给予,观察总是被发现那样。他们举例说明“那些有意识激发的普遍的热情和原则以及生命的整个系统是在持续运动着的”。并且,所有这些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诗人准确地洞察了每个民族和条件的不同之处,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会满足于他的人物,而会忽略作画的帷帘。{14}
可见,多利莫尔详尽分析了莎士比亚作为主体与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主体既受社会结构制约,又具有一定的能动性。
其次,在多利莫尔看来,作家主体和文学文本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也存在着互动。社会文化对作家有制约作用,同时作家本身也在所处的历史背景中参加社会文化实践进而创作出文本。文本不仅反映社会,它又通过读者和批评者的阅读过程对社会产生反作用。如多利莫尔指出:
柯尔雷基讲到莎士比亚关注的人类共性的能力的时候,说那是一种“使他作为真正哲学先驱”的能力。如在戏剧《李尔王》中,柯尔雷基说道,它是所有民族、所有时代的男人的代表;我们在其中也发现它是集中和存在于男人内心本真的东西,在过去任何时代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注意把握如何在这两个引文中,复杂男人和单纯男人中表现出来的一致性和共同点,并且,男人的心,是如何承载作为普遍性和个体性的男人感的。{15}
主体与文本的互动过程鲜明体现在多利莫尔对《李尔王》的评析中。多利莫尔认为:
《李尔王》是这几部戏剧中唯一一个承认自然法则的一部,它处处体现出对自然法则的信奉,这和我们确信的原始证据一样的可靠和连贯。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一些人确实认为自然法则顺理成章,也就是一种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合法化,而远非不能充分肯定自然法则。对他们来说 “混乱和机会并不是困惑的理由,而是闯入现实的筹码”。他们的观点所扮演的角色,是对宿命论的强烈的内部的而非来自外部的质疑,也就是说,不是以无神论的观点对于宿命论进行简单否定,而是展现出一种矛盾和内在压力。实际上,他们在主流理念中写下了具有颠覆性的一笔。{16}
多利莫尔从《李尔王》中看到作家在与社会历史建构中生成了文本,文本反映了并颠覆当时历史语境,从而增强了主体的实践性。二者处在辩证的动态关系中。
乔纳森・多利莫尔的政治文化批评突出强调文化、文学、政治、社会历史之间的密切相关性。多利莫尔在其马克思主义著作《激进的悲剧》导言中,开篇提出了“相关性”概念,并分析了“相关性”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正是由于对文化、文学、政治与历史相关性的追问和要求,也帮助我们认识这一要求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关注文化和政治、历史的差别性问题。这种存在于相关性和差别性之间的争论促使英国的研究转向大范围的政治文化和跨学科知识角度,并迅速实现了与方法论的、政治的和伦理道德角度的结合。”{17}多利莫尔将“相关性”理论运用到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文本的解读中,并深入阐释了主体、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动态的辩证关系。从多利莫尔对莎剧文本《安东和克里奥帕特拉》的分析中可见一斑。多利莫尔首先批评了那种认为安东尼是纯粹的“个人英雄”的观点,“我想说,这种想法的反面或许是正确的:安东尼这类人的英雄主义行为不可能完全是‘个人行为’,也不可能同‘英雄所达到的目标’或是讨论过程中谈论到的权力的驱动及关系相分离”。{18}多利莫尔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戏剧,他看到了这部剧“令人神魂颠倒的诗性”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历史语境:
在安东尼以及克里奥帕特拉一幕剧中,那些有权力的人所制造的历史仅仅是现存历史时刻的巧合。用安东尼的话来说就是:“时代的需要。”如果这听起来很虚幻,那么在剧情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安东尼并不是向时间投降,而是向现实政治投降。他的政治能力其实是很强的,不仅可以从他与奥克塔维亚所被安排的婚姻中看到,而且在他与李必达与奥古斯塔斯和马克・安东尼一道为三头同盟的成员(公元前 43-36年)和凯撒构成的反对庞培的联盟中也可以看到。{19}
多利莫尔在对剧本的评析中,感受到剧本本身反映出来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他感慨道:“我们永远不可忽略人类对于权力的依赖程度”,因为:
克里奥帕特拉(女子名)在Ⅱ.V中对于信使的回击就是最好的证明。在这一幕结束时,克里奥帕特拉试图对凯撒隐瞒她的半数财产这一细微之处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凯撒对西留库斯提出要求时,她的财富证明了她的屈服,说实话,西留库斯对她的需求不幸反映了她保持了她所宣称的一切,克里奥帕特拉要求他说明事实,而他看了凯撒一眼,回答说他宁愿什么都不说,也不愿说实话。在这里,事实本身就是生存下去的资本。克里奥帕特拉发现这一切时,愤怒了,觉得这不可原谅,诚实改变了她所一直认为的以财富为基础。但是这幕剧对于这一环节的重复极具讽刺意味,同时也展现了另一种前景,这种转移本身就是像她这样的统治者所需的生存策略。然而,这种讽刺性在于,当西留库斯被描述为不值得信任的奴隶,她自身的这种欺骗性被凯撒视为“智慧”,就她所处的位置而言。另外,凯撒声称的“更为高明”在战争中值得注意。奥克塔维亚所说的凯撒同安东尼之间战争的结果似乎是“世界应该是清透的”,这仍是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最本质的修辞在于:建立王国的过程就是剥夺上千人的生命。{20}
由此,多利莫尔在对莎剧文本的审视中挖掘出文本内在的意识形态内涵,并在文本与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相互建构的动态结构关系中对意识形态因素的各种接合方式和相关性进行阐释。正如西方一些评论家所说,“多利莫尔的贡献在于他一直在努力将霍尔的文化阐释精神延伸到文艺复兴文本中去”。{21}
并且作为一位批评家,多里莫尔也必然参与到文本与社会语境之间辩证的建构关系中,因而,在多利莫尔看来,作家主体与读者(或批评者)主体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相互建构关系。读者阅读了作家的作品,受到作家的影响,从而改造了自身。而作者在读者的反馈和评价中审视自己,从而建构起新的主体。可见,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建构关系。多利莫尔认为,这种互构关系就好像:
在文学评论中,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对莎士比亚的解释,这就意味着莎士比亚仅仅是我们来创造的。所以对于我们的时代的解释并没有改变戏剧的意义,而是用没有变的意义来适合改变了的现代观众。唯物主义评论强调的不仅仅是对这些司空见惯的否定,而且是一种实际的政治性效用的描述。莎士比亚的影响出乎意料地蔓延,在一篇举例说明唯物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联系的科幻杂文中,伊莱恩探索了对奥菲莉娅的文化重塑,不仅是在艺术方面,而且是在现实方面,告诉我们有关奥菲莉娅的解释是怎样在女性精神病的理论建设中发挥主要作用的。{22}
多利莫尔还强调,“关于重塑莎士比亚的研究还有霍克斯的关于政治与莎士比亚的评论的关系上有迷惑力的描述,通过描述大幅度的意识形态和历史事件对这些文学评论家的影响,霍克斯指出:文学评论完全是时代的产物”。{23}
多利莫尔还注意到,霍尔的“接合理论”给人的主体性留下了一定的理论空间。正如霍尔所说:“接合理论问的是一个意识形态如何发现其主体,而不是主体如何认定属于他的必然且不可避免的想法;它使我们去思考一个意识形态如何赋予人民力量,使他们开始对自己的历史情境有所意识或理解,而不会把这些理解形式化约为他们的经济或阶级位置,或是其社会地位。”{24}可见,“接合”概念表明,在意识形态夹缝中,人们仍然有创造明天的希望和力量,这对多利莫尔有重要启发。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意识形态性问题的关注,使多利莫尔将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到历史文化的分析范围之内,并注意到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人集中注意于这种创造历史的文化,另一种人则集中注意限制和激励这种创造过程中并未经过选择的条件。前者承认人的行为有很大作用,特别重视人的经验;后者则集中注意社会与意识形态结构的造型力量,而这两种结构都是优先于经验,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是决定经验的,并且因而可以展现意志自由的整个问题。{25}
多利莫尔力求融合这两种观点,既重视创造历史的主体的经验,也注重社会和意识形态结构的客观的造型力量。这样,就可以在特定的权力关系中研究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的主体形成的历史氛围。因而,一些学者指出,多利莫尔的“文化唯物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文学的文化历史制约和主体的形成过程的整体性研究。{26}
综上,多利莫尔在作者、读者、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互动关系结构中阐释了主体在文学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启发我们必须在主体与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结构的总体结构关系中来考察主体,既要看到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也要重视结构的制约性和影响性,并全面把握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构。可见,多利莫尔有关主体与“政治文化”结构关系的阐释,充分体现了多利莫尔政治文化批评的价值所在,对我们正确理解文艺主客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探究文学的本质特征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2}{3}{4}{9}{11}{12}{14}{15}{16}{17}{18}{19}{20}{22}{23}Jonathan Dollimore,Radical Tragedy,Duke University Press,1984.
{5}John Brannigan, 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6}Jonathan Dollimore, “Shakespeare, Cultural Materialism, Feminism and Marxist Humanism”, Literary History, Spring 1990.
{7}Greeblantt Stephen,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8}J. Dollimore ,“Introduction: Shakespeare, Cultural Materialism and the New Historicism”, Political Shakespeare: New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 eds. Jonathan Dollimore and Alan Sinfield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0}Montaigne, Essays, II.114.转自Jonathan Dollimore, “Radical Tragedy”, Duke University Press,1984.
{13}Jonathan Dollimore, Shakespeare, Cultural Materialism, Feminism and Marxist Humanism, New Literaray History, Vol.21,No.3.1990.
{21}Peter Erickson, “Political Shakespeare: New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Book Review), Shakespeare Quarterly, Vol.37, No.2.(Summer, 1986).
{24}《后现代主义与接合理论:斯图亚特・霍尔访谈录》,陈光兴译,《思想文综》第4辑,第224页。
{25}J. Dollimore ,“Introduction: Shakespeare, Cultural Materialism and the New Historicism”, Political Shakespeare: New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 eds. Jonathan Dollimore and Alan Sinfiel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vii转自王逢振《2000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p218。
{26}王岳川《新历史主义:话语与权力之维》,《益阳师专学报》199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