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流言?《现代汉语词典》将其与“流芳”放在一同解释为:流传;传播。显然,这里成为了一个带有典型中性意义的词汇。而之于当下中国文学所处境遇之描述,可能取其贬义意指来加以概括更为适宜,当然这又要与“流言蜚语”中的流言有所区分,它的所指更为广泛,外延也更为绵长,那么究其真意,我想从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谈起再好不过。当文学适逢其时地不断遭遇某种异质“流言”的侵袭时,恰恰表明了当下文学所面临的一种窘境,及所不容回避的对其内部肌理的反思。该如何面对这些精神“智障者”所蓄意编织的恶意“流言”,成为了当下文学所不能摆脱的切肤之痛,思考一种合理的阐释路径与应对策略,亦成为了横亘在今天每一位当代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颇具开掘空间的课题,其警示与规约作用同样值得我们审视。
一、由“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说开去
时间先行回溯到2006年底,“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1},此语一出,便迅速在文学界掀起轩然大波,顿生一片哗然,声讨声、贬斥声、支持声、赞誉声……多声部混杂一处,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虽然在2008年渐至尾声的时候,这样的声音已渐近衰退,但声音的余响犹在,并依旧回荡在每一位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内心深处,成为铭刻痛楚与伤感的永恒标识,再难以忘却。
其实,这样刻骨铭心的伤感记忆,并不全然由顾彬的这样一次突发言论所致,有关“文学危机论”、“文学终结论”这样类似的呼声早已有之,而在中国曾经以垃圾论来批评当下文学质量低下的学者,亦不在少数。这样看来,所谓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并未有丝毫的新鲜感,无非是换汤不换药,只是在这汤里加上了十足的洋味,又贯以海外汉学家的名头,才使这样的说法成为那一时段当代文坛的头等大事来加以对待,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学者由来已久的“崇洋媚外”的陋习。这陋习固然可憎,但并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范畴,我所强调的却是另外一个层面,有时换一个进入角度来思考问题,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收获,甚至激发出更大的研究热度与兴趣。
仅就这样一句简单的是否判断句而言,可以断定,这并不会全然出自一位汉学家之口,何以见得?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顾彬身上显赫的头衔,他的长者前辈的资历,抑或他的异族汉学研究背景,而只是在于顾彬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保持的持久的凝望与关注,毋需考证与深究,一个有着多年当代文学阅读经验、深谙当代文学场内部运作规律的学者,显然不会如此简易、轻松地下一个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定论,更何况是以是、非一元决定论的极端形式。诚如陈平原先生所言,“汉学家并非都是‘外部观察’,他们也有自己的‘内在体验’与‘生命情怀’,这些,我们同样应该关注与体贴。”{2}此语用在顾彬身上,亦恰如其分。那么,细究起来,就是某些人的无中生有,抑或借题发挥,他们就好似一些歹怨妇人的咒语,尖刻恶毒但却明显地失之真实和令人信服的依据。
所谓无知者无畏,他们无知,可能连一篇真正的当代文学作品尚未翻阅过,更毋需谈阅读经验与对当代文学整体的介入与评判,但他们却擅于捕风捉影;他们无畏,可以肆无忌惮地夸大其辞,无节制的编造事端和谣传,将原本带有善意的真诚言论作恶意的曲解和篡改,从而力求引发相当时间长度、空间广度上的恐慌和不安,以求带来难以企及的轰动性效应。显然,这是媒体惯用的伎俩,以一种最具爆炸性的一手新闻来适时牟取最大限度的话语资源暴利,然而,却从一个侧面让我们见证了“流言”的膂力。媒体在不断地公然制造着虚假、夸大的信息“流言”。然而,此种“流言”的蔓延与传播也并未局限在媒介领域,它的意旨正在无限地肆意扩大,以一种病菌感染的方式渗透到普通受众者的脑神经,控制了他们的思考能力与行为方式,更纵容、诱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堕化为后继“流言”的生产者与散播者。
《满城尽带黄金甲》尚未公映的时候,有朋友就豪言立断:垃圾,不值一看!问其缘由,说情节完全照搬《雷雨》。尔后低语问道:《雷雨》是怎样故事?我愕然。《白鹿原》要拍成连续剧的消息一经传来,一种声音不绝于耳,“这样优秀的作品,拍成连续剧就没法看了,怎样也不如小说来的真实!”可实际上呢,说这话的人又有几位真正细读过小说,可能连碰都未碰过一下,只是道听途说拜“流言”所赐罢了,还要借此显示一番自己的艺术品位,这就是当下的现实,一种自欺欺人似的“流言”承继者与散播者,正在尽情地“享受”着病菌感染过后的精神失常与话语癫狂,“流言”的恶果在此彰显无疑。
没读过一篇小说,但不影响他评说当代小说尽是肉体、欲望和金钱的肆虐与狂欢,人家说身体写作,他也跟着随声附和,动辄即拿“性”来说事,可除了几个代表性的人名和书名之外,他又能说出什么呢;没读过一篇当代诗歌,但不妨碍他评说当代诗歌充斥下半身的骚情与造作,让他真正诵读一首,又只能默默无语;没读过一篇散文,但不妨碍他将当代散文比作“发情期卖弄风骚的婊子”,跟风人家人云亦云地以“滥情”妄加品评某某学者的散文。
这就是当下文学的现状,其实说当代文学出了问题,毋宁说是当代文学所处的生存环境出了大问题,特别是这一二十年间,愈加地令人悲观甚至绝望,特别是由那些不同的“智障者”群体所蓄意编织的恶毒“流言”与虚假谎言交织在一起,共同合谋加速了当下文学恶化、腐朽的进程。静观这些群体,他们或在不经意间抑或是出于某种目的诉求而有意为之,但都参与了“流言”的散播与普及,并呈现出不同的表征形式,我想,对其加以深入的探讨与深究,是可以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理论成果与学术洞见的,最起码也可以引起警示与疗救的注意,再不其然,全当聊以自慰之用,也对得起我的这份良知与诚心了。
二、智障者群体的“流言”表征
显然,流言的迅速蔓延与恶毒传播是加速文学堕落的一个重要的“因子”,那么,话已至此,本文所命名之“流言”,其真实注解已彰显无遗,首先它的发出者即施众者至少包括三个群体,文学体制之外的人,包括媒介人士和文学的普通爱好者、受众者,他们或压根不懂文学,抑或一知半解;还有就是混迹于文学体制之内,靠文学吃饭的一批专家、学者、作家们,当然,其各自的表征方式、思想诉求又是不尽相同的,但总体传播指向及所抒发的情感诉求都是大谈特谈文学的夭折、溃烂与速朽,这些精神智障者编织的看似善意的“流言”和谣传,虚假、荒谬而又妄自菲薄,其目的也是昭然若揭的。
媒介人士无非是出于猎奇心理与取得轰动性效应,而把对当代文学的痛击与贬斥作为噱头和爆料编塞进某某报刊、传媒的文化经济类栏目大加标榜,以作吸引眼球和引发口水的材料,事实是他们取得了难以预想的成果以及丰厚的利润回报,这让他们更加的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可以作一个离奇却又合理的猜想:“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那篇报道初稿是德文原稿报道真实性的1/2,一改稿则变成了1/3,而这还嫌不够,然后这样的比例迅速地猛降,1/4,1/5,……1/100,1/1000地被无情地改写,然后终于合情合理地朝着顾教授猛烈“开炮”,肆意地将其原本真切而语重心长的话语表述反其向而行之,并把这位可怜的老人推向了曲高和寡的境地,成为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终于把一篇偏于中性的有关文学情状的探讨作为负面的具有爆料的贬义文字而刊登了。
而文学体制之内的那一批靠文学吃饭的专家、学者们,更是助长了这一“流言”的传播进程,何以见得?在这一群体中情形看似较为复杂,充斥着各自不同的利益、价值诉求,故要区别开来对待,他们当中有的是出于利欲熏心的需求,通过主动地奉承、追捧、跟随媒体的语调方式来强化、树正自己的言说方式,已全然不顾一名人文学者所应当坚守的操守与立场,随波逐流,其终极旨归并不在刻意降低某位作家的地位、抑或贬低文学的价值,而纯粹是为了得到媒体的认同,进而得到身份、地位、价值、权利等全方位的进阶与提升,这往往是媒体可以在瞬时间实现的,又恰恰是以一种新的“流言”方式得以促成。这批人实则是正以一种流言的方式来促成某种“流言”的传播,而最后又被一种新的流言所包裹、重塑,从而实现流言所带给他们的恩宠,他们是完全受益于“流言”的,一种彻头彻尾的虚荣心意义上的满足。当然也不排除事与愿违的情况,这看似有些悖论甚至有些荒谬,但事情的情形确是如此。
在这一群体中还有一批人是在不经意间来参与流言的制造与散布,但这不经意不是说他们没有一丝的价值诉求,而是要强调他们没有主动迎合、与媒体联姻的意愿,但他们并不是被动地参与到这一进程当中,相反,他们甚至会出于一些更加不可告人的秘密,包括出于个人恩怨,评论家与评论家、评论家与作家、作家与作家……由于某些利益关系、分配不均、职称晋级等结下的梁子放到流言当中来加以排遣、消解,通过编造、夸大、颠覆甚至某些神经质的变态方式来达到对“流言”最大程度的蓄意粉饰与炫耀,进而达到对其对手、敌人的彻底打击的目的,有时起到的效果甚至是致命性的;而作家与作家之间也存在着由于艳羡而上升到妒忌、嫉恨,甚至恶语中伤,最后通过某种极端的方式,当然以暴力的形式在当今时代不太现实,于是他们中的一批人同样选择了散播“流言”的方式,这种隐形的卑劣行径在深彻地透析出某些中国文人心胸之狭小外,无辜的受损害者却是我们的当代文学,文学的净土在此已一去不返。
同样是这个颇具学术专业性质的群体,同样是我们的学者、批评家们,这次他们没有主观的思想诉求在里面,可情况依旧糟糕,“某种意义上,媒体‘炒作’的方式已经影响了批评家的判断,他们无法在比较的坐标上来抵制和抗拒媒体的声音,因为他们不比媒体阅读得更多。”{3}此语可谓切中肯綮,其“炒作”一词无异于本文所定义之“流言”,批评家们的不经意参与“流言“的传播多少让人有些感伤和无奈,恰恰因为他们的“无知”,深在文学场域之内,每天耳濡目染的都是文字编码及其组成的篇章字句,可学问做的却是粗糙至极,堂而皇之的一笔带过,可能不仅是阅读量少的问题,甚至有些名家从未用心地去精读过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却大义凛然的妄加品评,动辄万八千字的长篇大论,竟然脸不红、心不跳,还坦荡荡地以一种高瞻远瞩的姿态总结式地断言:中国当代文学无救了,当代文坛生产出的作品质量差得要命,每年都在不断地生产垃圾……没有应有的呵护与关怀,却是无端的诽谤与贬斥,他们正在以一种不负责任的姿态扼杀着当代文学本应呈现出的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当代文学的生存境遇由此变得愈加的脆弱不堪。
我所提到的第三种群体是那些文学的普通爱好者和文字的一般受众者们,他们似乎更加的“可歌可泣”,表面看上去他们很无辜,在丝毫不知事情原委的情形下,被莫名地纳入到流言的传播、宰制与规训当中,并自觉地充当了蔓延、扩大“流言”散播、整合能力的“刽子手”,传媒适时地认准了他们的无知与无畏,并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不断地加大着宣传的尺度与力度,作为人数最为广泛的群体,本身又具备盲从、跟随、意志不坚定等诸多特性,秉持着“无知者无畏”的高雅姿态异常轻松地被媒体顺利“招安”、纳降,在经过一系列程序化的洗脑处理,终于彻底丧失自我判断与思考的能力,并在瞬间转变为最为可怕的流言散播者与新一轮的流言制造者,其可怕之处就在于人多势众往往能迅速形成声势,不光光停留在对文学外部的打击上,它可以进一步侵蚀到文学肌体的内部,造成某一部位感官的麻木与缺失,甚至整个文学官能的瘫痪与衰微,无疑,这一群体的“流言”表述对当代文学的打击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致命的,近年来文学在普通民众间的公信力与感召力普遍下降的罪魁祸首,就在于此。
事实证明,“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论定显示了某些局外人、部分局中人的不知轻重的武断与恶毒。可这样的论断为何还要借助西方汉学家之口而出现呢?这既显示了我们对待本民族文学的自卑,同时又是无根感的外显。而以这样一种流言的方式来进一步对我们的民族文学进行无情的打压、贬低,我情愿称这些人(包括我所提及的三类群体)为严重的“精神智障者”,智障在于他们从未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当下文学,它今天所处的位置与境况。众所周知,早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曾经高傲的文学就已从云端跌入低谷,逐渐成为了时代的弃儿,在当下这样一个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大盛行的社会转型时代,文学的存在愈发的显得无足轻重,甚至边缘化的命运早已是在劫难逃的事,这个时候的文学似脆弱、柔软的幼苗,需要我们的呵护与关怀,需要我们施以充足的阳光与雨露,可适得其反,恰恰是我们中的部分群体,那些“精神智障者”们不假思索的恶语中伤、蓄意贬斥、造谣生非、妄加定论……把无数的流言杆菌注射到每一个角落,遂使文学处于更加尴尬、难堪的境地。痛定思痛,面对流言,文学该如何面对?亦成为我们必须静下心来仔细思索的问题,它的重要性,不亚于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技术革命。
三、文学该如何面对
“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一论定无非也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不学无术者们总能在最号召民势的地方夸夸其谈。一旦缺少责任感的媒体发起对文学的草率的围剿,总有一些无知者自以为是地觉得自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流言”的力量恰似扔在大街上上了膛的利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攫取实际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异常稀缺的社会里,以“垃圾”的恶名来恶意中伤文学成了无知者们的一种既得的权力,并且这种权力可以用于虚拟的甚至充满暴力的网络空间。
对于一直以来对作家和文学都抱有成见的人来说,这一机会为他们提供了奖赏,对妒忌者,它似乎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愤青,肆意侮辱和诋毁的确是难得的乐趣。
去中心、去精英、去权威带来思想解放、个性张扬的同时,势必也会矫枉过正。去中心,但应该有秩序;去精英,但应该有格调;去权威,但应该有立场,如果理性严重缺位,留下的将不仅是一派胡言,那才是满地的垃圾。无知者无畏,但无知者不知轻重的论断就应该有罪。那么当文学遭遇“流言”,该如何面对?我的阐释亦从秩序、格调和立场这三个层面来展开。
所谓秩序,字面上理解为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况。它首先是一个具备场域性特征的概念,应用到当下,包括媒介场、学术场、民间场、权力场等多个指涉,在这些场域当中遍布着各式各样的臻于文学的“流言”,多数是对于文学发展极端不利的言论,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秩序的失衡、管理的松动、约束的失效,各色人等人云亦云、喋喋不休,相互倾轧、恶语中伤,混乱不堪,对于这些被适意放大的变相的“言论自由”,文学所要做的,依然是从秩序的层面着手,力求建立一个统一标准的规范体系,形成一定的制度约束,对各个场域加以过滤、净化,文学的生存空间才会免于被“流言”所充斥,否则情况只会更加的糟糕。当然,这样的努力需要一定的过程和积蓄来实现,对此,我们还是要对那些原本嗤之以鼻的“中心”,那些掌握话语控制权、指挥权的相关机构、部门、决策制定者们报以期冀与信心。
格调是针对“流言”的制造者、散播者而言,没有权威的时代,人人都成为了权威,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观点、理念,甚至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评判与定论,颇有大师的风范,但缺失的恰恰是一种格调,一种应当具备的风格与品格,孤芳自赏、避重就轻、咬文嚼字、借题发挥成为他们所秉持的表述风格,贬斥、造谣、诋毁、恶语中伤成为他们个人品格的彰显,如果内心的视界得不到有效的过滤与净化,始终延宕在庸俗、乏味的精神缺失情态之下,那么一个人的格调品位将会始终驻留在一个较低层次上,以此类推,上升至整体民众的层面,无疑会是民族的不幸,是一个民族整体审美能力衰退的表征。因此,要遏止“流言”的蔓延与肆虐,最根本的还是从每个群体成员的自身做起,以一种什么样的格调与姿态参与到话语表述和审美实践当中来,成为必须思考的课题,如果能够找到一种自我规约、救赎的有效方式,建立一种崇高、纯净而雅正的情操与品性,那么萦绕在文学周遭的“流言”困惑亦可不攻自破了。
谈及立场,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也是抵制、压抑“流言”散播的根本动力之所在,它强调的是在认识、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抱的态度。立场坚定者,可以任由各种流言蜚语的肆虐与侵袭,唯莞尔一笑,淡然处之,丝毫不会影响到他固有的判断与思绪,反而“流言”过后,却是更加坚定的学术信念与道德操守,焕发出濯濯光辉;立场游移者,即那些徘徊于坚守和妥协之间的不确定群体,时时处在矛盾当中,一方面经不住流言的诱惑与“招安”,渴望加入到流言制造大军当中,做一回大师体验一次充分“言论自由”的福祉;另一方面,又牵扯、顾及到自身的身份、脸面与操守,碍于情面而又一时难于割舍,对自己曾葆有的那份立场与信念还心存一丝幻想;立场不坚定者,本身早已耐不住寂寞,恰如那蓄势待发的离弦的箭一般,随时有脱离的可能,“流言”一来,他们随即趋之若鹜,投入流言所编织的美丽梦境当中,沉醉在温柔乡里不能自拔,坚守亦成为了一种奢望,一种幻梦,无以为继。无疑,答案早已不言自明,如果能够按照第一种情形所言来有效规范、约束自己,拥有足够坚定之立场,那么再次面对“流言”,一切问题皆可不攻自破。
也许,我对文学的处境过于谨饬与忧虑,但未雨绸缪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总比亡羊补牢、事后诸葛亮要强许多,当文学遭遇“流言”只是文学在当下诸种处境表征之一种,可以窥见与预知的困境与症候更不在少数,既然这浮出水面的冰山上的一角已然清晰地凸显在你我的视线当中,那又岂能坐以待毙,任其肆虐横行?唯有勇敢面对,大声疾呼,知难而上,方显英雄本色,这才是学者的真性情之所在。当然,我这里所做出的尝试可能只是提供一种进入问题的角度与路径,秩序、格调与立场的强调与论证亦是深入在场的一种努力,真正在方法论上提供一个完备的解决方案,并进行更加深彻而系统地阐释,还有待后续的进一步研究。
当文学遭遇“流言”,事情并未如想像中那样糟糕。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时才会起飞,因此,我更愿将其看作是一种警示、一种启发,一种文学内部自身孕育反思、蜕变的契机,一种对崭新的文学生命机体的昭示与呼唤。
直到有一天,文学遭遇“流言”不再成为一种问题,更或是有关“流言”的意旨不复存在,那么,我想其它萦绕在文学周遭的问题亦可不攻自破、迎刃而解了。恰因为,我们找到了一把足以应对任何“疑难杂症”的万能钥匙,拥有它,我们从此无坚不摧。我切实地感受到,那一天离我们已并不遥远!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在国际汉学界有着一定知名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2006年底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曾炮轰中国当代文学。当时有媒体报道,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但随后顾彬曾多次声称: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但其并未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句话,是中国某些媒体断章取义地制造了这个结论。虽然很多人认为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不负责任,但某中国网站的民调显示,85%的网民赞同他的观点。
沃尔夫冈・顾彬教授是德国的汉学家、翻译家和诗人,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他翻译过鲁迅等大量中国知名作家作品,把中国当代文学系统地介绍到了德国。
{2}陈平原《视野・心态・精神――如何与汉学家对话》,《南方周末》2007年4月5日第D26版。
{3}吴义勤《批评何为?――当前文学批评的两种症候》,《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