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文学要捍卫一种生存的尊严，就必须面对人类的美好与丑恶的永久斗争，面对市场中国的恶与人性及历史之间的独特关系。这样的立场会让我们注意到，在市场中国不断爆发迷乱的生活中，在理想与现实、人性与欲望的相互扭结中，一些文学作品不但对不幸和恶欲缺乏梦魇的压抑感与悲剧的痛切感，反而对之充满了兴奋和激赏，并让其与时尚生活共舞而纵情升腾。这样的作品的生活世界中，心灵之火已经晦暗不明，贪婪、权势、欺诈和放纵正在成为主要的描写对象，生存正在一些写作中产生某种程度的恶欲变异。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文学写作有意无意、越来越多地书写着恶欲，并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断为恶欲寻找着合理存在的理由和原因，让这些丑恶情景的描述被误认为是真实可靠的现实、表现了市场中国人们的普遍处境和必然命运。像阎真的《沧浪之水》似乎将池大为人性异化过程中喷涌的恶行与恶欲视为社会的自然过程；何顿的《我们像野兽》中的人物崇拜自己成为追逐利益和欲望的“野兽”；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把贪婪、侵占、暴虐、阴险、迫害等尽情展现；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中九财叔和“我”的恶行所浸没的残酷被有意理解和宽容；莫言的《檀香刑》中通过对酷刑的津津乐道来欣赏人性之恶；王跃文的《国画》中权力欲望、官场阴暗、权术手段的横行让人们绝望和无奈；王祥夫的《管道》主人公由被侮辱和被损害到对城市的疯狂报复似乎情有可原……等等。
阅读这样的情景，常常让人们心里藏匿起或召唤起一种阴郁低沉的刺疼，甚至满足了有些人的恶毒伤害别人的快感。在对这样一些作品进行时代和生存的深入追究时，我们就必然面临市场中国独特的个人与族群的恶欲表现，我们更加会意识到：市场中国作为某种幸福和美好的承担者，也注定是某种不幸和丑恶的承担者，一种欲望解放的同时，引发了一种隐藏的生活之恶以至精神之恶。
欲望与快乐扭结在一起，当欲望越过了人性尺度，就变成了恶欲，这会妨碍以至侵害他人生存权利，当不认识这一点时，自然在文学中出现了一些任意对待他人生命和权利、践踏自由和尊严的情景。当我们把物欲和情欲等同于生命根本、纵情于极度的欲望破坏，就忘却了生命向上的仰视和升华，丑恶也就伴随着获取和满足的欲望愈来愈肆虐、越来越让我们得意。
于是，这样一些恶欲的表现、纵容、实施与得意渐渐成了一个严重而诡异的问题：一个让我们瞠目结舌以至手足无措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恶欲甚至被当成了一种历史动力和人性动力，其价值好像恰恰体现于它对主体束缚进行的超越或者摧毁。上世纪90年代以来，消解生命深度与历史思考的生活风格成为这样写作的理由，理想主义的不合时宜愈益显出欲望的合理与美妙，而所谓更加普遍和广泛的欲望化人性描写中，不辨是非甚至青楼梦好地包藏着恶欲。
整个时代伦理价值观念的混乱导致了文学面对恶欲的诡异立场，也导致了对认识恶欲与历史和人性之间关系的不利。不论在市场中国的生存现象中还是审美现象中，恶欲都似乎与绝对的自由――主张尊重自我欲望和审美自由的绝对权利更容易亲和，而这正好与市场中国现实所激发的、文学更喜爱的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一拍即合。
更深入的问题在于：对恶欲深入日常生活、深入文学写作，人们普遍表现出惊人的无视甚至钟爱，恶欲横生所蕴涵的可怕意义未能获得人们重视。对恶欲的写作迷恋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们沉醉在现实的歌舞升平和审美的水月雾花中而自我蒙蔽。比如，程青的《织网的蜘蛛》和韩东的《双拐记》那样的作品，缺乏一种坚定而可靠的价值判断立场，在相当程度上，对故事中人物在人性之恶控制下的种种恶行呈现一种饶有兴味的态度，并且在叙事语言中带有一种娱乐把玩的倾向。
这使对恶欲的写作像古希腊神话中的水仙一样自我迷恋，也表明恶欲是一种深水炸弹，它深入我们的心灵和现实去深度摧毁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立场和审美立场。当人们将恶欲作为一种正常欲望推广为人之秉性、自动将其蔓延于生活风格和精神区域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同某种提升人自身的生存价值为敌。
恶欲通过文学表现为一种审美现象时，其最容易产生的危害就是它常常如同生活本身的模样重新在现实中现身，这样的拟真幻觉走向现实，就被作为审美的一种隐喻、精神的一种镜像。对于深刻的生命隐喻和镜像，生活并不仅仅是外在形式，而是有更内在和更深入的本质，这种本质隐藏在我们所看到的丑恶情景之下。
同时，对于恶欲的表面描写，恰巧也需要隐藏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一方面，进步有时必然表现出对某种神圣事物的亵渎；另一方面，人的恶劣欲望有时就成了推动历史的力量。但这并不能成为文学将恶欲作为生命的根本隐喻与镜像的理由，对恶的盲目性和破坏性的警惕，才可能深度构成历史与人性的审美隐喻和精神镜像。
事实上，市场中国的一些丑恶写作借审美现象的发生而强行把丑恶当成了生命本原和生存动力，似乎人类没有丑恶就不是在真正生存、就无法生存下去。这样的作品在比拼谁丑恶谁文学、我肮脏故审美。有时它们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美好的就不深刻、不本真，只要丑恶就深刻、就真实。这样的丑恶写作以真实深刻地展露生活本相的名义，将生命和世界的典雅高贵剥离掉。
但这样的立场未必得当，它们可能在剥离了审美外表的同时，也剥离了审美的内核。问题不在于人类天生有恶欲，而在于怎么面对恶欲；也不在于文学能否写丑恶，而在于怎么写丑恶。文学的审美本质在于清除和抵制生活中的丑恶，因为人类的生存本质是要战胜丑陋邪恶，控制欲望（恶欲是欲望的极度扩张）而提升灵魂。人性之恶与生活之恶需要表现，但更需要的是对其进行思考而追求人类的理想生活。当丑恶写作偏执而表面地书写欲望之恶与生存之恶时，似乎在以某种方式洞微烛幽地深入时代与生命，实际上，是更强烈地以丑恶来吞噬生命的血肉灵魂，因为它们常常没有真正寄寓文学对人性精神的追求。
虽然市场中国的文学的恶欲表现试图以“恶之花”为自己正名，但是它们并不能像伟大的波德莱尔那样在垃圾中翻捡出闪光的东西，因为波德莱尔心中仍有人性美、德性美和理想主义的照耀，这让他去发现和对比生活中的美好与丑恶。而市场中国的文学之手拽出了最污秽的生活却并没有放在阳光下，而是把它们置于更阴暗的地方，这些生活本来由于人们的羞耻感或表面的堂皇而压制着、而藏匿在最隐蔽的角落，现在它们就像蟑螂一样四处流窜。
二
市场中国的文学作为历史和个人改变的承担者与见证者，强烈真切地感受到新生活形式的变化，并敏感地表现出来，与此同时，一些古老的生活之恶未加辨明地伴随着新的现实与文学共同壮大。市场中国像从晨雾中突然出现的一艘巨大舰船迎面向我们驶来，中国社会被其轰然的身影从传统文明中朦胧惊醒，文学像生活一样，没有经过过渡阶段和悲剧地带就轻易进入了新生活形式带来的蒸腾感受和写作自由。但是，当国家历史和个人生活被新生活形式前所未有地改写的同时，文学和个人也都被陈旧的生活习性阻碍着，难以敏感到一种传统之恶或习性之恶在新的生活形式中延续着。
这让文学处于时时听到历史深处的恶欲喘息声的微妙境遇，这也已经说明了文学重新认识和对待恶欲的当代紧迫性。我们不能不意识到，在市场中国的欲望与幸福、自由与放纵混为一体的现实挤压下，市场中国的生活并不总是具有合理性和正义性，也并不必然地幸福与美好，而是掺杂着不幸与丑恶。同时，这也必然使文学展开人性关怀、灵魂追问和历史思考具有了难度和迷惑。
当生活之恶的意识在一些文学作品中悄悄行走时，这些意识像恶魔的翅膀一样给大地和生活笼上了阴影，但却以客观真实、历史真实、人性真实以及时代真实为名而显得普济众生。这样的作品很懂得迎合现实，有故意使人的主体性感受陷落于某种肮脏卑劣、崩溃于丑恶生存之嫌，它们可能掩藏着对人类尊严的极大嘲弄和蔑视，却反而以为甚至宣称自己握有了真理、洞察人之本性。丑恶写作把生活的阴暗和畸形以生存本性的名义展示出来时，实际上表达了对生活的劣根性的认同，并试图以生活之恶来代替全部生活和文学发生的本源。
但这并非是必然的和正当的，不论从历史与人性的深入描写看，还是从审美立场的变化看，丑恶写作都是一种应该被强制克服的变态审美感觉和生活风格。实际上，丑恶的存在不能为任何一种恶欲的释放（如强奸、暴力、贪婪、占有、伤害、歹毒等）寻找到张扬或者开罪的理由，正是恶欲的放肆外化带来了历史和人性的恶果，由此可能繁衍为普遍的生活之恶，而一些文学作品正在引导这样的生活之恶走向现实。
因此，我们面临的更严重问题是：恶欲这一问题的难度和疑惑性以至有害性并不在于恶欲本身，而在于恶欲在市场中国的现实和文学中已经产生的诱惑，在于现实与文学同时可能对恶欲有一种欢欣鼓舞的感受，在于我们对美与善的感受的淡漠或丧失。文学的真实与独特并不在于单方面敞开生活的丑恶卑劣，而激烈无忌地展示丑也并不就是更深刻地颂扬美，如果不表达对丑恶的摒弃和抑制，甚至把丑恶与人本性等同而张扬，那就已经丧失了对丑恶的真实感觉。
正是对市场中国生存真实的荒诞不经与历史生存习性合谋以及连带而来的审美错误，促生了一些文学以传统丑陋为美好、以习性之恶为人性的描写，比如刘庆邦的《神木》和《黑庄稼》、毕飞宇的《玉米》、孙蕙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都有一些钟情于强奸、暴力、贪婪、占有、伤害等的描写。在某种程度上，这样一些作品把乡村人心推入到传统恶欲横生、劣根性四起的情景，乡村里人与人之间流传着阴谋暗算，恶欲与恶行的蔓延被当作生存习性的必然。
这种被放大的文学形象，像市场中国一样，是让中国人自豪而又沮丧的形象：它脱胎于传统中国文化，换骨于市场化时代，又拔萝卜带泥地连带着陈旧的生存意识，然而却避开了对古老纯朴的依恋，也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了对现代灵魂和人性精神的关注，畅快地扑进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时尚生活方式，甚至认贼作父地迎向生活之恶。这样的文学之所以对其自身中不断生长的生活之恶混沌不觉，不但因为恶欲的时尚表现似乎有强大的时代诱因，也因为获得了广泛的传统习性与陈旧的生活风格的支持。
作为现代生命和文学写作的栖息场，市场中国的生命和写作疑惑是：包含了太多的传统劣根以至习性之恶。几千年的生活方式和习性不但依然延续着，而且被新的生存条件激发起来，现代生命方式虽然显露出强大的诱惑力，但以市场化假面遮掩的陈旧的生存习性也同时爆发出来。面对依然顽强存在的陈旧生命方式，市场化解放出来的现代写作方式迅速与之结合而妖魔化，轻易就把它们收纳转化为自己在市场化时代写作的核心意识。
实际上，在市场中国，陈旧的生活习性并不能自由地与现代生命意向相和谐，而是由此迅速滋生着新形式的利益焦虑、获取恐慌和欲望压力。上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解放，在上世纪90年代演变蜕化为物欲与原欲的解放，而这些物欲与原欲伴随着中国文化和历史自身的一些秉性，这进一步引发了恶欲的释放，人们从利益争夺走向因利益得失而孕育憎恨，不论现实还是文学，都可能借民间和底层的名目、借现代社会和生命自由的名义释放一些本性的生活之恶，因为这具有最贴近传统也同时最贴近现实的优势。
所以，与市场中国发生的现实可能相应和，出现了大量远离崇高和神圣而进入民间鄙俗和平庸生活的作品。文学描绘出一些时代生活图景，在这些图景中，灵魂的画面和人性的情思常常隐退到现实影像的遥远背面，而更加接近我们、更被清晰描述、更为详尽把握的，是历史中、现实中的贪婪争夺和狂欢快乐，并且，这种影像越来越加剧地接近于丑恶。
进一步说，市场中国的一些文学作品以现实主义和文学真实为名，在应和现实与制造现实的同时，不但迎合恶欲，而且制造人性之恶和生活之恶，这些被制造的恶反过来又加强了生活之恶，给生活之恶寻找到了楷模和理由。于是，在市场中国的文学所描写的权力争斗、婚恋战争、阶层对峙之间，人性光芒日益减弱、灵魂本性日益遮蔽、理想生活日益衰落。文学依附了、也制造了人性溃败和灵魂毁坏的现实，而人性溃败和灵魂毁坏造成了生命之恶。
描写丑恶的作品一方面迎合并制造着市场效应，另一方面迎合着一些读者释放丑恶本性和现实压抑的心理：有些人为获取利益而放弃良心、为利己而制造丑恶，但同时需要为自己去开脱、去找到安慰，使自己不因为羞耻感而放弃对他人的伤害、对人性的戕害，而市场中国的一些文学作品给了他们一片荫蔽之地，引发、启动并利用了他们品性中最坏的一面。
因此，我们现在意识到的恶欲张扬，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市场中国的文学的推波助澜。因为现实中的恶行反而要遮着挡着，那些有恶欲恶行的人在伤害侵夺了别人之后还要显得有德行，在占有物质后还要占有精神，但在文学中他们却可以肆意放纵自己。在某种意义上，丑恶写作中的人物与网络上的恶人一样不显山不露水，那就可以安全地表达自己的丑恶以至罪恶意识。从这样的意义上看，更深入地腐蚀市场中国生活风格的，有时并不是具体的生活之恶，而是市场中国的文学中的恶欲表现，丑恶写作中的恶欲恶行以至恶的形象，比实际具体的生活之恶更深入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因为它们可能正在制造精神之恶。
三
恶欲并非是自动在文学中滋生的，它被某种作家的自我意识所推动。进入一种生活或者反抗一种生活以及描写一种生活，不是出于现实的原因就是出于心灵和精神的原因：作家总有一个面对生活之恶的态度和他为什么这样写作的原因。这使文学家既置身于现实，又不同于普通的人群，他必须找出生活的心灵原因，必须具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才能面对生活之恶去写作。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镌刻着：认识你自己。文学并非仅仅是认识现实或者他人生活的，文学也必须不断认识审美本身或者作家自己的生活。对于市场中国的现实与文学中的恶欲，假如我们不思考、不认识，写作的自我表现就会常常欺骗我们：写作所兴奋的和欣然的未必都是真实而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写作的意识也常常会欺骗我们：黑白颠倒、正邪不分、真假不辨，恶欲可能由此在文学写作中滋生蔓延。
比如，盛可以的《心藏小恶》中的主人公对于自己得不到的女人，放了她家烟土的水以图快感；对于横刀夺爱、仕途得意的兄长，则任由其自养的牛穿透他的身体。小说在煽动性的恣肆语言中，让阴暗心理驱使下的险恶如调侃般出入其间。肖克凡的《毒药》讲述小妾偷情、奸夫嫁祸、富商杀人，故事的语言、节奏和结构都非常的精致，可就是这种精致却淡化了小说对人性恶欲的警惕与揭露。这两篇小说都在一种轻松的叙事中娓娓道来生活中的一些恶行，恶行叙述完，故事就结束了，仿佛是一种茶余饭后的调笑谈资，把玩着一件很有意思的传说轶事。
文学作品对生活中丑恶的描写应该有一种精神导向，不能因丑恶的真实存在，就以真实为名而大肆张扬甚至夸示丑恶的力量，从而把现实导向更加丑恶的意识。市场中国的文学应该保持对人性和生命的敬畏，不能将恶欲以敬畏人性和生命的理由加以赏玩和张扬，使其变成某种生活之恶的表现。虽然文学无法彻底清除人性溃败，但文学不能无视和助长这种溃败，因为这种溃败助长了生活之恶。
以个人写作为名义的丑恶写作实际上是非个人化的，文学家没有权利借个人之名而占有人类精神资源去纵容个人化的丑恶。由于作品本身包含的必然的个人性，市场中国的丑恶写作虽然以民间化、底层化、个人化等等现象遮蔽着，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个人对丑恶现实的一种改写，这里面渗透了个人意愿和个人潜意识，而种种文学现象则可以掩盖个人的不被明确标识出来的、具体的丑恶意识。
丑恶是一个公共的写作命题，并非是一个私人的话题。在进入这个命题时，作家动用的不仅是个人资料，而且在享用或动用具有公共性、整体性、人类性的诗学原则，他并非仅仅靠个人诗学遐想来完成这个文学命题，况且也不可能形成纯粹属于他个人的诗学原则，因此，所谓丑恶写作被看作个人化的重要表现时，其实是个人在具体地运用非个人化的写作材料。
一方面，对市场中国种种欲望化、丑恶化、利益化、庸俗化情景的适应，可能是让自己心灵麻木或获得实际好处的理由。另一方面，有些人本性深处可能藏匿着丑恶和卑劣，它们被以描写生活真实和苦难为由、以深入探究生命为由而释放出来。
文学家不论创作或批评，都要面临和动用个人经验与自传材料，这既是写什么，也是怎么写的问题。这也是丑恶写作的一个写作动因，不少写作者有过与丑恶为伍的经历，但写作者可能并没有深刻地理解这种个人经历与写作的关系，也没有一种经历丑恶之后的博大心胸，而是变成了一种狭隘的受虐心态，他们反过来可能成为施虐者，把自己经历过的丑恶加大剂量注射给别人，而这种加大剂量的方式可能被单方面地赞颂为艺术感觉和诗性表现。
可以由一些作品内容猜想，写作者经历过一些与作品内容相关的经历，并深知这些经历下面所隐藏的恶的意识，而这些意识的骇人表现会引起意识和经历的相似者的共鸣，并且，在市场中国这个充满了卑琐气味的时代里，可以满足许多人的受虐感、施虐感和窥视感。这样，他们就“恰当地”处理了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个人化和底层化、欲望化和身体化、偶像化和消费化都可能成为丑恶写作的理由，因为令他们自豪的，既因为这是他们写作个性和个人自由的发挥，又因为他们这样写作代表着底层、时尚、群体，而底层是谁都不敢对之持反对意见的。似乎唯一能被置疑的是真理和正义，但因为谁都不能代表真理和正义，而且这种追求常常被一些知识分子的同类嗤之以鼻、被视为虚情假意，又被普通人群和各类亚文化不屑一顾。这样，丑恶写作认为自己既达到了写作个性的高度，又走上了通往真理之路，而这两者使其可能变成市场中国文学的最高真实或最大真实。
把丑恶写出来，不意味着这个作家或这部作品已经得当地驾驭了生活、把题材真正变成了内容和主题的融合，从而使丑恶具有了某种诗性品质。相反，单纯对丑恶的津津乐道、把玩品味，很可能是对诗性的败坏，而这就是因为作品缺乏符合人性和理想生活的精神立场所致。市场中国以及历史中国都存在着生活之丑、人性之恶，但如果文学对其的描写把它们变成了一种值得炫耀和推崇的东西，变为值得玩味和揣摩的东西，变为寻求快感、传为美谈的时候，它们就不再成为历史的推动力量和人性的警戒，而是对人性和生命进行了糟蹋和破坏。
丑恶进入文学并不意味着丑恶在文学中可以纵横天下，并不是写了丑恶就鸡犬升天，粗鄙恶俗就变成了伟大真实，它们还是应该符合人性和历史的理想生活方向。现实中的丑恶可以作为题材进入文学，一旦进入，它们就被改变了模样，作家有责任控制这种改变，作家应该有一种面对丑恶的精神立场。题材一旦进入了作品就变成了内容，就与主题、语言、风格融为一体，不再是作品之外的事物。
虽然市场化激发了一些古老的习性之恶，但市场化本身没有丑恶，丑恶的是在市场化中的欲望之恶。事实上，人类几千年历史以至文学作品中，主流精神一直是力图战胜丑恶，越近现代这种意识越清晰明确。文学的精神力量并不体现在对恶的突出反映，而体现在面对恶欲而提升、救赎和褒扬生命，体现在面对恶欲的灵魂思考与人性感受，体现在创造生命的清新健康、温暖柔和、怜悯真诚，而这些与市场中国所激发的恶欲并不具有对等关系。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