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行为活动、生存状态,有的铭记在庙堂,有的流传在江湖。但很多情况下,铭刻在庙堂的,没有流布在江湖的有渗透性,有生命力。 民间的东西是很厉害的。比如民间语言,在当下看来,可能是微小的、羸弱的,只能口口相传而上不了主流话语平台;但说不定哪一天,它就会成为最强大的、最骇人的,并能经得起时间的沉淀、岁月的风化而存活下来,流传开去。
大约40年前吧,我上小学前后,村里当时的中老年人,就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那拨儿人,他们在说事、言谈或聊天时,总能从嘴里蹦出“刮民党”如何如何的。我很认真啊,当然,也有小卖弄,就一次次纠正他们:“是国民党,不是刮民党。”因为当时我觉得他们要么是知识不够,要么是吐字不清。但大人们并不理会我,也并不愿跟我多解释什么。
直到长大后我才明白:旧社会走过来的那拨儿人,原来是故意把“国民党”称为“刮民党”的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们国民党,从里到外,从上到下,腐败透了,要么通货膨胀,要么与民争利,要么徇私枉法,要么拉丁派�。钱都让利益集团以及各级贪官、各类奸商们弄走了。一句话,刮尽了民脂民膏,养肥了专制王朝。因此称他们为“刮民党”,才是最贴切真实、最形象生动的。
这种民间语言,关联着许多深奥的、繁杂的,甚至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你若用文字表述,有时没个万儿八千字也很难梳理清楚。但是,你只要留心一下民间语言,并把民间语言的大致背景搞清楚,便会豁然开朗。
我最近回洛阳乡下老家住了几天。一个童年的伙伴、现今已近半百的老实庄稼汉陪我在村里闲逛。因为不常回家,再加上村里又新扩展了不少街道,记忆中的张三李四家的位置都已大相径庭。于是,我边走边问。特别是遇到那些三四层洋房、高门楼、宽院子的人家,我就格外关切:“这是谁家啊?”伙伴答:“干部家。”走一走,又见了,再问“还是干部家”。这下我明白了,在乡村:原来不少“干部家”都已先富起来了。
又往前走,又遇到一处高宅大院,我又问:“这也是干部家吗?”伙伴答:“这不是。这是黑社会家。人家几个孩子这几年都加入黑社会了,经常戴着墨镜,穿着白衬衣,系着黑领带,去摆平事情,连公安局也得让人家几分。”这下我又明白了:在乡村,“黑社会”已成为一种职业了,并且也先富起来了。“黑社会”在《刑法》中称“黑社会性质组织”,官方和媒体惯用“黑恶势力”什么的,但老百姓嫌费事,就叫“黑社会”。
我在家住了几天,也是在街上闲晃了几天,但一直没见到过去常到我家打牌的元杰大哥、振绍大哥,我就问:“他俩哪去了?”伙伴答:“埋了。”我知道,“埋了”就是人死了,埋庄稼地里了。我很惊讶,因为他们才刚刚60岁,身体一向很好的。便又问:“得啥病了?这么快啊?”伙伴答:“快癌。”
所谓的“快癌”,就是一上医院检查就吃不下饭、咽不下水的末期癌症。因为在此之前,得病的村民一向都很认真、自觉地遵循着“小病拖、大病扛、重病要去见阎王”的潜村规民约。因此,“救护车一响,猪牛白养”。所谓得了“快癌”的人,一般情况下再熬上个十天半月就得走人。这几年,因为要开发、要搞城市化,村东边建了个一天到晚冒黑烟的发电厂,村西边建了个把庄稼都能给熏死的化工厂,村里得“快癌”的人越来越多了。但这种病情若用医学术语来介绍,是很麻烦的。而民间语言,就是这么直白、简洁、明了。
我除了惊叹民间语言的精要外,还有令我称奇的,就是我乡下伙伴的那种超然、冷静、沉稳,无论是说到“干部”还是“黑社会”,无论是说到“埋了”还是“快癌”,统统波澜不惊、心静如水,仿佛在说一件很恒久、很遥远,甚至是外星上的事情。那种超然(其实是麻木),令我佩服,也令我惊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