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学报体”语言的厌恶和轻视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80年代，王蒙就提出要改变中国学术文章的文风和表达方式。但时至今日，这种文体语言的枯燥、乏味和做作，不但没有丝毫改变，反而在课题经费的增多、评职的压力以及学位竞争机制的促使下，沉疴日重，且看不出有任何救治的痕迹。甚至学术中人也在私下承认，发表在各类“学报”和所谓的“核心期刊”上的这种文章，实际读者只有两个：一个是责任编辑，另一个就是作者自己。只是大多数人囿于职称、房子和学位的诱惑，牢骚归牢骚，制造归制造，且终生走不出它的怪圈。
“学报体”文章为什么作不好？首先是因为这类文章没有“问题意识”。大凡一个命题、一种学说的最初诞生，都是因为对某一种社会现象、某一条学术定论、某一个智力疑难不满，并寻求自己的解决方式，于是才诞生了一种主张、一种学理或一篇文章。这就好比先有病，然后才有医理和药方一样，没有听说哪个医生还不知道一个人有病就能开方子、动刀子的。但现在大多数所谓的“学人”脑子里除了猪肉、职称和房子，哪有什么“问题意识”和“智力疑难”？
因为没有“问题意识”，当然就谈不到自己的解决方式，因而只能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说些大而无当、玄而又玄的“鬼话”自欺欺人。“鬼话”当然可以使住房面积增加，课题经费充裕，职称和官（学）位提高，但这对一个时代的世道人心有什么影响呢？于社会的治乱安危有什么好处呢？虽然学问不能以浅近的功利标准来衡量，但一个时代的学问家若使用着纳税人大把大把的钱，却又完全置社会责任于不顾，专做一些趋时媚世，只给自己带来实际收益的文章，这种学问家不说“冷血”，至少也是麻木自私的。
古人讲，“物不平则鸣”，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就是说大凡一个人被外界的事物刺激，就自然会用语言表达自己。铁石相激，必有火花；水气相荡，乃生长虹。一个对历史没有责任感，对他所处的社会漠不关心，对身边亿万同胞的苦难毫无知觉的人，做起文章来除了用一大堆半生不熟的“概念”、“术语”修补缝缀外，还能有什么好看？“修辞”贵在“立其诚”，而现在大学里的学者、教授写文章，先是狠狠地磨墨，然后把心中各种鲜活的感性的语言“翻译”成“学术语言”才能下笔，这种“辞”“诚”在哪里？退一步说，即使“翻译”得好，也不如这些“概念”、“术语”的原创著作更精彩，我为什么非要看你这个“二手货”不可？我虽然不是学界中人，但我注意到，现在不论是土博士，还是洋博士，写文章都喜欢生吞活剥一些西方重要典籍的“概念”和“学理”，又是“解构”、“建构”，又是“能指”、“所指”，可这些土洋博士没有想过的是，你即使引用得再多、再好，也不可能比原著更精确，我为什么非要相信你这个倒手转卖的人不可？
我当然知道，除了一些装出美来的学者外，大部分学术中人如此而为也是不得已，但这能说明什么呢？一个时代的学术风气乃至整个社会的文风，与这个时代的政治制度和学术体制是有很大关系的。一种落后、腐朽的学术风气的改变，一种僵化、荒谬的学术规范的打破，要依赖整个学术体制，尤其是孕育这种学术体制的政治制度的变革――就像科举制度废除了，八股文自然就灰飞烟灭了；但在这种根本变革到来之前，我们除了同流合污就真的束手无策了吗？如果我们的牢骚只表现在卧室里――顶多是在楼道内，到了讲堂上和书桌前却照样做“奴隶”或帮凶，那么，我们怎么能指望这种变革会自动到来呢？我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厌恶一切犬儒主义的说教和生活方式。用萨特的话说就是，是英雄把自己变成了英雄，是懦夫把自己变成了懦夫。一个人即使在最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也应当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如果他没有选择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努力，那么，他就丧失了怨天尤人的资格。中国人喜欢把一个历史时期的罪孽推给时代或一两个替罪羊，但时代是谁？替罪羊是“替”了谁的“罪”？这些问题是应当引起我们每个人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