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近日在省政协委员代表座谈会上说：“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
汪洋的这番讲话，在网上引来好评如潮。无疑，这番讲话本身是真话、实话，而不是空话、套话。实际上，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习惯于讲空话、套话，并非因为他们无真话、实话可讲，而是因为空话、套话放之四海而皆准，讲起来最安全、最保险――换言之，他们是因为害怕讲错话，不得已才套话连篇、照本宣科。因此从逻辑上看，要让领导干部讲真话不讲套话，其必要前提是允许他们讲不准确的话乃至错话――讲错话虽不是好事，但这是保证领导干部讲真话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逻辑上如此，但很显然。要让领导干部讲真话，关键是要营造一个能讲真话、敢讲真话的氛围。这个氛围，首先包括制度氛围。比如领导干部讲真话得罪了上级领导怎么办，讲话不准确引起群众不满怎么办，讲错话导致决策失误怎么办?这些，需要从制度上予以协调和解决。只有当领导干部不会“因言获罪”，并且不会影响其政绩前程之时，他们才可能敢于讲真话。
这个氛围，更包括社会氛围。应该认识到，官场氛围是社会氛围的映射，有什么样的社会氛围就有什么样的官场氛围。很多官员不敢讲真话，其背后的社会现实是许多平民百姓不敢讲真话，整个社会缺少讲真话的大气候、大环境。所以从逻辑上讲，要鼓励领导干部讲真话，首先得鼓励群众讲真话、允许群众讲错话。只有当讲了错话的百姓不会“因言获罪”，当整个社会形成了敢讲真话、不怕讲错话的浓厚氛围，这种氛围才会影响官场，进而“倒逼”领导干部讲真话――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讲真话的社会，会容忍一个不讲真话的官场存在；更难以想象，一个不敢讲真话的社会，能“孕育”出一个敢讲真话的官场。
遗憾的是，至少目前，我们还缺少一个讲真话的社会氛围。不是老百姓不愿讲真话，而是有人不让他们讲。别的不说，近几年来，各地出了多少件莫须有的“诽谤案”?不要说平头百姓，连堂堂《法制日报》的记者都不能幸免。这些“诽谤案”中，群众所说的、所反映的是否属实暂且不论，即使他们说的是错话、不准确的话，又当如何?正如一些论者所言，容忍群众批评是政府和官员的“宪法义务”，哪怕这种批评不准确，甚至有歪曲事实之嫌，只要没有“主观恶意”，就是一项符合宪法要求的正当权利。
汪洋到广东之初，就提出“思想大解放”，并将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看做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基石。要求官员讲真话，允许官员讲错话，也是一种思想上的解放。依我之见，思想上的解放，不妨从“讲真话”这个古老而新鲜的命题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