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到罗马尼亚访问的中央、地方代表团络绎不绝。不少知情者纷纷向49岁的新华社布加勒斯特分社首席记者丁永宁报告国内的消息：“原来是你写的那篇文章啊，真大胆！”“听说以后中央领导坐专机，会有限制了。”
丁永宁这才知道，原来自己这年6月所写的一篇内参稿《女篮是怎么被撵下飞机的？》，在国内已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正是从此文开始，中共中央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乘坐专机的办法，开始了大力改革。
如实反映：欲还原一起脱离群众事件
1978年5月中旬，回北京新华社总社参加完国外分社会议后，丁永宁回到了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当时，新华社布加勒斯特分社和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共处一座大院里。
“中国女篮来我们这里转机回国，因为机票不够，让她们搭乘咱们国家领导人的专机回去。没想到，从专机上被赶了下来！”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使馆的人说起来仍然掩不住气愤，“你能写个稿子，把这个事情报告中央吗？”
丁永宁感到，如实向中央反映这起严重脱离群众并在群众中引起公愤的事件，她责无旁贷。她决定采访亲历者，将此事还原出来。
丁永宁平日里和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二把手、政务参赞陆济新关系很好，此事也由他经手，因此她首先采访了陆济新。
陆济新向她确认了事件的真实性，同时告诉她，更多的细节需向中国民航驻罗马尼亚办事处了解。因此，丁永宁又找到了李欣民。这一次女篮乘机回国的具体事宜，全由他经手。
节约资源：协调国家女篮乘坐专机回国
事情发生在1978年4月20日。
当时，中国民航还没有直飞西欧的航班。北京和布加勒斯特之间，每周有两趟民航班机。
为了给国家节省外汇，大家都首选中国民航的班机，常常爆满。这一天，中国民航驻罗马尼亚办事处查看次日班机的乘客名单，发现该航班座位全部订满，尚有十多人在候补的名单之中。
恰在此时，民航办事处收到了中国民航总局的通知：一位副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将结束在罗马尼亚的访问，4月20日当晚乘坐专机回国，要他们做好专机的各项保障工作。
李欣民说，当年国家大飞机少，专机都是从民航班机里抽调的。他当时想，这架飞机能坐150人，而代表团成员也就一二十人，如果能安排一部分没有座位的旅客搭乘专机回国，既能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又能给国家节约外汇，岂不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
李欣民将此想法汇报给了大使馆领导。不一会儿，陆济新告诉李欣民，他已和政府代表团主要成员、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魏玉明商量了，魏玉明表示同意，但建议最好不要安排散客搭乘专机，而是安排一个团体，便于安全管理。
李欣民查看手头的乘客名单，发现正好有一个合适的团体——国家女子篮球队。女篮是去拉美进行访问比赛的，这是一个20人的团体，人数合适，也不包含其他闲杂人员。征得代表团和女篮的同意后，李欣民通知了专机机长，机长没有异议，但提出应该取得罗马尼亚航空公司的同意。
这是因为，一来，过边防的时候，边防人员一眼可看出，原本十余人的代表团忽然多出了20人，不好解释；二来，原本这多出来的二十来人，是有可能乘坐下一班由罗马尼亚运营的班机的，牵扯到了业务权的问题。
李欣民找到罗马尼亚航空公司主管业务的副总经理，撒了一个小谎，说女篮队员要去新疆乌鲁木齐比赛，而副总理的专机正好会经停乌鲁木齐。如果搭乘民航班机，女篮就需要先从西向东飞行9个小时到北京，再由东向西飞5个小时去乌鲁木齐，既耽误时间又消耗体力，比赛成绩会受到影响。对方很友好，听后一口答应。
遭遇尴尬：起飞前女篮队员被赶下飞机
4月20日晚，副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内举行告别宴会。与此同时，女篮的20人办妥了一切出境手续，在候机室等候。
当晚8点，代表团主管礼宾的外交部礼宾司处长邵明辉匆忙赶到机场，通知女篮：为了安全，专机只能上人，不能带行李。女篮队员虽觉得有些麻烦，但也同意了。
因为行李和人分开后有可能丢失，李欣民立刻联络班机和北京机场方面，跟诸多部门协调后最终确定，女篮的行李于第二天搭乘民航班机到达机场后，将会被集中放置在机场的一个地方，等候领取。
不料此举却引起了罗马尼亚方面的怀疑和不满。他们提出，女篮比赛所需的运动服等肯定都在行李里，这样分开走，怎么比？到底还比不比？李欣民不得不找理由加以解释。同时，女篮被告知，必须在代表团抵达机场前，提前上飞机等候，以免对礼宾仪式造成影响。
大约在晚上9点多，女篮成员上了专机，坐在机尾。此时，距离专机起飞，仅半小时了。
就在这时，代表团工作人员、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处长马炳信和外交部礼宾司处长邵明辉匆匆赶上飞机，要求女篮立刻下机。马炳信问道：“怎么回事？谁同意你们上飞机的？”
随后，双方起了争执，李欣民坚持让女篮留在专机上。对方也甩出了狠话：“首长的安全你们能保障吗？女篮乘专机，首长就只好改乘班机了。”无奈之下，女篮全体下了专机。
最后，女篮队员们滞留了一周，才搭乘下一班中国民航班机回了国。
谨慎调查：通过使馆翻译了解情况
了解此事的前因后果后，丁永宁觉得，稿件的核心问题在于，女篮上了飞机被赶下来，副总理本人是否知晓？事涉国家领导人，必须确认。
她判断，既然是临时变卦，极有可能是告别宴会期间做的决定。“副总理当时主管对外经济联络部，是经济参赞的顶头上司。当时的驻罗大使又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如果我正在调查、写稿的事被大使馆主要领导知道，很有可能会受到干扰。”丁永宁表示。
丁永宁想到了另一个人。她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自己的信源是谁，稿件中也没有写。
但她认为，现在可以说了。这个人就是宴会上的翻译，时任驻罗马尼亚使馆经参处一秘。一秘私下告诉她，当晚宴会刚结束，代表团成员向副总理汇报了此事，不过他并没有听到副总理是如何回应的。 文章在事实调查部分的最后一段写道：“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代表团内部当晚在使馆就这件事做了研究，副总理在场听取了有关汇报。”为了加强可信度，她特意加上了这一句：“这是使馆同志亲眼看到和听到的。”
在稿件的第二部分，丁永宁还写了此事的影响：“现在凡副总理、副委员长出国均是专机。这里的群众对此意见很大，迫切希望中央领导重视这个问题，并迅速改革这个制度，使专机的使用范围尽量缩小到少数几位主要领导同志。”
1978年6月，丁永宁将手写的稿件装订好，交外交部信使队带回。因为是内参稿，不能通过一般途径传送。此事在欧洲多个国家的中国大使馆内已经传开。
反响强烈：“一篇稿子通了天”
数日后，稿件到了新华社总社国际部内参组定稿人卫广益的办公桌上。看完后，卫广益立刻同内参组的几位资深编辑研讨稿子。大家一致觉得，这篇稿子应该发，但范围要小，发“手抄件”。最终，除改了几个错别字外，卫广益没有做其他修改。
内参报道是分层级的，有的可以发到司局级，有的到部级，有的仅供政治局常委阅读。
卫广益没有将稿件交付排印，而是手抄了两份清样。一份清样呈送中共中央办公厅，另一份报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
外交部给卫广益打来电话大赞：“一篇稿子通了天。”
卫广益说，对方在电话中称：第一，中央领导要求这位副总理在人大常委会上作检讨，副总理也确实很诚恳地作了检讨。第二，决定以后国家领导人只有四个人可以坐专机，其他领导人出访应坐民航班机。
深远影响：领导人出访习惯坐班机
1979年5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应邀前往巴西和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新华社派出总社高级编辑申德诒随团采访。
6月26日，申德诒回国，来到国际部内参组汇报情况。他告诉卫广益，康世恩此次出访坐的是普通班机的头等舱，而没有乘坐专机。而且，这是康世恩主动提出的。
卫广益立刻要求他，写一篇内参。“这是好事儿，不用发清样，可以发在保密等级较低的内参上。”
卫广益记得很清楚，稿子刊登后，他将稿件做了剪报，粘贴在两张稿纸的背面，珍藏起来。
这篇题为《康世恩副总理乘坐班机出访节约大量外汇深得好评》的稿件写道：“康世恩副总理五月下旬和六月上旬访问巴西和美国，乘班机票价折合人民币共九万三千九百多元，较乘专机大为省钱，特别是节约了大量外汇。”
卫广益告诉记者，文章刊出后，他们收到很多部门的反馈，说效果很好。“尤其是外交部和民航部门都跟我们说，之后领导人坐班机出访，就逐渐成了一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