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说我如何知道和相识 1924年至1930年，我在陕北时代，不论从绥师学生，榆中学生，米脂二民二中学生，横山的小学教员和高小学生中，延安四中的教员学生中，不论党员团员和非党团中，我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位人。从西安到陕北来的吉凤洲（又名纪风洲）、赵伯平、高克林、向孝慈、李锦峰、杜衡等口中，也未听到过此人。
1933年、34年，横山的鲁学增（鲁贲）、安芳洪（安建平）、高鹏飞也未说过此人。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史可轩校长）有我县史唯然（当时是李象九的大排长，有代连长之职权）、贾信之（是谢子长的大排长，后失关系。1950年还在西安，后有人说过去问题尚未弄清，详不悉，在西安快二十年）是由石旅派送去的。按我所知，陕北的青年，在那时出门在外，因同乡关系，总可互相知道一些。他们彼此均未向我提及。就是说，1930年以前，我不知不识他，也不闻其名。从1924年到1930年，陕北各校学生，好的，不好的都已有名声传播，虽然守秘，还是流传着。平常的，也总有人知道一点。西安的积极分子，虽然不得知其姓名，其在反刘镇华反吴新田运动中挨打受气的事迹，陕北的青年也是知道的。
由于1927年起，白色恐怖严重，敌人摧毁过甚，人人为了守秘，不愿多加查问、打听，防止泄密。所以，一些人的不易出名，也是必然情况。
1935年，我初入苏区，因为子长已殁，有人向我问：“一个成份好，一个成份不好，怎弄呀？”未说姓名，我也未便深问。我答说：“一个当指挥官，一个当政委。列宁的做法是如此的。”后来才知是有人试探我对志丹和高岗的处置是否和他们有别或根据什么原则的。
5月9日，玉家湾祝捷大会上，我才听到有人宣布“党任命刘志丹担任前敌总指挥，高岗总政委”，我才听到这一人名。会后，我和志丹给红军发所得军衣及给俘虏白军士兵发遣散费，高岗来拣了一套军衣而去。我还不知其姓名，只见到他和志丹不商量而自己拿抓而去，志丹未做声。到最后给全体人员发完，志丹还穿着破旧棉衣，不知所措。我测他的意思是，未作周到打算，党政人员，未给留下一件。当时我说：“大家都穿了，您也应穿一套！别的自行解决！”志丹穿了一套，有些难为。（因有人早已在背后评论他白军军官，此时再穿上缴获的白军衣衫，更要被人指责。不穿，天已热，再无补充之策。）我看出他的心境，给他说：“胜利品，穿着是光荣。不久立即制作26军臂章，红白分明。”他很乐意地穿了去休息。晚间，农民慰劳的猪肉分给各部队单位吃了，俘虏中有一人自告奋勇当炊事员，将猪头煮来，给我和志丹送到面前。由于没有工具，毛很多，而且人不熟悉，没有任何调料。匆匆来一人，撕了两小块肉，一吃走了。事后记起，才知是高岗。当时，这件事上，暴露出几个最明显问题：指挥部还没炊事员。不清洁不卫生的伙食谁管？大事小事摆许多怎办呢？志丹以耐心、忍受、迁就的态度对付着一切。我看不过，忍不住，对志丹说：“这样肉，您能吃几次？到底和敌人斗？和疾病斗？俘虏来当炊事员，万一有异谋，如何得了？应速建立各种生活制度。不求尽善美，先求有人做有人管！”这使我看到，志丹在军事方面忙个不了，有些人的工作没有尽起职责来，有的还不称职，不胜任，在耐心培养下，当可弥补。
进了瓦窑堡，我到军委找志丹调用枪马，出外做统战工作，遇到，未通姓名。石湾敌人袭击瓦窑堡，机关赤卫军整队，郭洪涛任机关赤卫队政委。有个穿老羊皮皮衣的从草地回来的人，说是机关赤卫队队长，却站在队列内。对于如何整队，如何布置，如何行动，也无话说。人们自由地站入队列，我也站了几分钟。不久，散队。搬家不像，作战不像，上操不像。都是初干，反正敌人未至，站一站，也是一种锻炼。
就是说，在1936年5月之前，虽见和碰到过几次，还不知道，不认识。他，因别人向他反映，是早已知道我是谁的。特别从1935年到苏区，入瓦窑堡，战争中我又由瓦窑堡返苏区，以至我以极少部队极劣武器解放瓦窑堡，他们在部队中流传最多最快，而得知我的过去和当时的。
二、开始相识和同工作
1936年农历端阳节，我随部队及工作团由宁条梁撤至安边城下，红28军正围攻安边。政治委员宋任穷，军长宋时轮，陕甘宁省委常委蔡畅正在一起。高岗和我碰到，问我：“做蒙古工作不？”我说：“我是省委书记李富春介绍我，归蔡畅领导，进行教民工作的。须得蔡之许可。”经同向蔡请示后，得到允许，我才到蒙古工作委员会。到蒙委后，发现还搞赤化蒙地蒙人。我提出：“中央在汉人地区已提出抗日，改变对富农政策，不打土豪，募捐抗日经费。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还未到农业社会，搞什么苏维埃赤化呢？”接着找到周恩来军委副主席有一封指示信指出：“交朋友，不互打，派人去做客卿。”这才开始纠正过左、不合实际的做法。
这证明，当他没有了解实际情况时，也有左稚病。记得1935年毛主席在瓦窑堡已有一封告蒙古人民书，主旨“蒙地蒙管，蒙事蒙办，团结抗日，共救国家危急存亡，共建团结、平等中国。”而且，在中央未到陕北之前，吴家坪、王家坪、马家坪三个战役胜利之后，苏区扩大，工作人员增加，红军骤增二三倍，粮食用费，大成问题。为应急和开始苏区对敌人在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我用许多理由，说服死守一套的同志们，创立银行，财政制度，粮食制度，贸易，而发行苏维埃纸币及手工造银币（为起宣传，安定人心，表示我们有办法有力量克服一切困难，会建设国家等作用）。他从前线回来，不问青红皂白，即以陕甘有纸币，多了不能兑现失信为理由，盲目反对，制止。后经事实证明，苏维埃纸币比敌人纸币信誉高，价值高，银币更起很大作用，才取消与自动停止其不同意见。军、政、党、民，许多工作中的混乱，与毛主席在1929年12月为红军第4军第九次党代会所写决议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所有的现象一模一样的问题很多，他们并未及时设法纠正或解决。就是说，当大家都幼稚时，他也一样幼稚，看不出问题症结，寻不着解决问题的门径。我初入苏区已发现：党还不公开合法，没有办公制度，没有集体领导（陕北自1925年至1933年毕维周等牺牲，基本上是实行集体领导制度的，由于秘密条件及领导人的水平不同，稍有差异），没有关防印信，个人使假名姓，党政名称还没有公开合法化的形式（在苏区），党政军民间的关系，干部的使用、培养、升降、待遇，及彼此间关系……而他们还认为这些问题不是迫切问题。部队的建制、改编、生活、作战、休息、训练……。打延长、靖边是很好的袭击范例。打横山，是标本的主观主义。打晋军，是和毛主席军事方针暗合的野战成功范例……这些成功的、不利的经验教训，不论军事的，战术的，或政治工作的，志丹忙不来，他也没有做。 玉家湾大会宣布政委后，要说党不信任，不给权力，不许做，与事实不符。永坪会师合编，又任为15军团政治部主任，也要说党不信任，不给权力或谁不许做，也是妄言。
朱理治、郭洪涛、聂鸿钧，虽然当时沾了些教条，而在实际问题上，朱等未到之前，郭至少同意与支持过宣布前敌总指挥部。因为我在会后碰到郭在玉家湾，其他人未见，大会却未要郭与明方讲话。当时，还不全是宗派，也有一些不会搞的成分在内。暗中，确有人对郭等是看不起的流言。戴季英，因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已做了要他按敌人处置的决定，没人给交代政策，不严有什么办法？另外，当时有些白军中下级军官家属也押在保卫局，人人目为反革命分子，但，因有人给戴交代了政策，说：“这些男女老小都要放出，在严管中还要给好印象，以便回去、出去之后，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戴是按这一方针执行了的。这说明，戴的工作不精细，也因别人的交代有关。有了交代以后，他就按交代走，并不大差。朱聂到后，合编15军团，干部配备，今天看起来，也还差不太大。只有中央代表团及军委应否刘高参加，其责一部分在朱等，一部分因北方局也无此意见。后来改陕甘晋省委，既未开党代表会，又未开军事会议，又未开政权会议是个缺点。此事25军之徐程郭也未参加。
三、错误肃反的我见我闻
我所听到的是先将杨琪由部队调到永坪，继为将张庆孚给拘捕与关押起来。在瓦窑堡，碰到崔田民调职到部队中去任职，继为郭洪涛也到前方去一趟。这是1935年农历7月中下旬至9月、10月初，中央未到瓦窑堡之前事也。
事后，听到刘维华气死了（义合人，原为党员，1933年至34年间有短时期失掉关系，不久即参加工作。工作能力很强，负责，耿直。家为富农或小地主，其弟亦为党团员。但有人说他是为投机来，不是为革命来，不给恢复党籍。到肃反起，把他也捕起来。失自由期间，得臌症。恢复自由后，又未给复职，又未给解决党籍，致气死），黄子文、蔡子伟的右倾帽子尚未去掉。后来听到蔡的右倾帽子由毛泽民同志在国民经济部工作中考察给去掉了，黄子文的却仍戴着。
后来逐渐听到说26军上陕北之前，内部曾有北上南下之争。严格说，还不够路线与分歧之争。因为，据说，当时主南下者也非绝对不许北上，而是以为南下人口多，物力多，易扩大、发展，大了之后，抽部分北上不迟。北上之人，也非不主南下，而是说南边虽人多物多，敌人也进攻便利，已数次失利过。北边，地方党基础雄厚，地形条件有利，比南下易扩大与发展，北上胜利扩大之后，抽一部分或全部南下。这在出师之前，只要内部开会，必然应有之事。
后来听到，原来是从反右倾开始，由反右倾而转为肃清反革命，由肃反以至拉拉扯扯，把许多人都拉扯而捕起来了。
1943年高干会，本为执行毛主席整顿文风党风。当时，在西北党内及全国各根据地，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运动深入，提出整谁的问题，锋刃转到算老账。算账花了许多时，才又转入正题而产生整关系的方面，对当时主观主义（反资本主义运动，1939、40、41、42的）、宗派主义（新的干部不团结，使用、提拔方面的错误，新老干部、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间的不公平合理……一些有问题的人……）、党八股，却没有正面做实际的纠正。但，影响所及，纠正了一些和一部这三个当时主要问题的偏差，却形成了新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至有1943年至1946年间的一些不正常偏差。
但是，1935年的“右倾”呢？还是给蔡子伟和黄子文加上了。
最后给黄子文担了实际的重头。
这就给一些人们造下了借口：多少人的大运动中，怎能没有偏差？弄错了，再抚摩一下，给脱一次帽子就行了。
这就给后来一些人又造下“我弄死你，最多承认个错误，改正一下。或把你家的人，再给口上画个十字就行了，有什么了不起？！”因而，敢于明目张胆，利用党的争取政策，而进行“党同伐异”，在党内进行新的宗派结合。
四、1938年至1954年的高岗
1938年边区党委改组，高岗上台。全党用了很多很大力量支持、培养与帮助，高岗才长大的。毛主席为之亲自改文章，象启蒙老师一样教导他。他也经了一些刻苦努力，才脱离语文不通，不会调查研究，不会分析、计算敌我力量的半文盲境地。同时，也有些人盲目捧，一味迁就，助长了他的骄傲。有的人为了顾全大局，有的人是为了宗派结合，有的人是为了达到个人所欲。反正，在有日寇和蒋介石两个强敌的面前，人们不愿使内部再有纠纷。他也还算识相，总算到1945年日本投降，西北八年，步步上升，走了东北。到东北至1953年的近十年中，不当行为虽有，总还是“大致不差”。1953年至1954年因大区改变，中央改变，听说“想仍当副主席，争国务院总理职位”，表现了反中央反党行为。从1945年至今十余年中，仅1949年50年抱病遇了两三面，只有北京一次谈话不及五句，且属我个人病况，所以，详情不悉。文件公布只是原理，实际具体事例不多。
1.他和国外的美、日、英等帝国主义，没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可以肯定。
2.他自己和他哥曾说，他们在延安工作过（1927至1931年间之某年）。只要查清年月、职责，由陕西省委何人所派？任务？即可清楚。入党在何年？何人介绍？西安？延安？也容易查清证实。现在全国解放，过去在陕北在西安的都可找到。过去革命，以后不革命的人也能找到。说假话、坏话的人有，说真话实话好话的也有，不难辨别。
3.所犯错误已触犯宪法、刑法、干部调动条例、干部任免条例……，则可按律治罪。如果，只是在调配会议之前之时，一些意见、要求，给人争名争权印象，或给人反党反中央印象，应看作是个人思想意识反映，可以由教育方式解决。抬的时候，捧上天，不抬的时候，扔在深渊或臭水坑，也不大妥。因为，今日，为了统一合作，有些欠有国家民族以至人民血债的人，党和政府还宽容、任用、优用、优待。高岗有了反党反中央的不轨布置或言行，尚未成灾成害，既已发觉，尚未成罪，制止即可，不重用即可。我们的许多制度在改变，有漏洞，马虎账也不只这一件。个别人的盲动，左稚，右倾，冤死人，屈死人，使别人家破人亡的案件不只一二。固然，我们应责己以严。但，也应有数。 有人还欲利用我们某些人的无知无能，而我们这些却不自知自觉，党也未完全发觉这些问题。
严到过分，反而起对自己阵营的瓦解作用。所以，也有人欲我们“严”以律己。三反中一些偏差，我们有些人十足的表现了实际上的“心中无数”。
有些人是为了邀宠不择手段，有些人为了形成新的宗派见机即乘，有些人是借以侦察我们而随声附和。
“三年不许郭洪涛工作”的处分，是个笑话。可以允许其戴罪立功。不许工作、任职，即不许人家革命，实际上成了反革命对革命者的惩罚了。当时有人问我，我答以“满行了！”
处蔡子伟以极刑，也证明是个笑话。为什么不能使之立功赎罪？黄子文，刘维华，冤死了，这是事实吧！不只这二人吧！
有了根据地不要许权中回来，不接他回来是否宗派呢？以李象九和许权中比，许比李还好还强是事实吧！
以杨明轩例，次于杨的，同时代同辈有些人是不幸者吧！大、中、小知识分子，早年的党团员，遭此同境遇的，不只数十人吧？
这并不计算那些还有可以挽救与争取的人在内。这并不替那些脱离、叛变者包谎。
4.革命，谁也没有几代经验。1924至1934年，我自己是讲思想成份论的。许多人的工作处理以之为根据，自信，至今无可驳斥。如我对杨庚午谈判时，我说：“刘谢来，起义好。他们全权代表党。至少须待一人来。”我是知道他们每人的一切的。1935年到苏区后，因人人强调形式上的成份，把“成份论”作为无上至宝。我虽在设法纠正，也不得不附和。但，我并未主张将党、政、军权送给地主、富农或反革命。在瓦窑堡围城中，在1938年至1946年的伊盟蒙汉部队中，有些人把我创造下的“乌合之众”的部队，目为有问题的份子不少。事实证明，既未出叛部，又未出逃兵，而逃兵逃去又自己回来。非我有何特长，也未进行收买拉拢，或私人团结，而是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部队政策，无宗派，无邪气邪风所致。
会处名利权利关头的人，不是没有，但还不多。
“别人能害你，我为什么不能害你？！”的暗流在滋长。什么原因呢？
五、我的得失与态度
我和高岗同工作，可说得利小，受害多而大。
1.1937年延安召开苏区党代表大会。论过去的或当时的，汉人区的或蒙古地区的，我是应出席的代表之一。他指定了他的同乡新参加工作的人，不行选举与讨论，等于剥夺了我一次应有权力。
2.1939年，12月1日发电，要我五日返延。我在距包头日伪前线附近，正布置一个扩军计划，离延安快马加鞭也要十二、三日才能到达的地方。何况，既未指定代理人，我若往返，须布置两三个月工作。我若回延再不去，须召集远在二三百里、四五百里之干部，选定代理人，布置好走后的工作，吸收各处意见……。五日返延，要命呢？要人呢？要活到呢？要死到呢？接电之后，不只我一人三四昼夜未得休息，以我的劳力劳心负担最重。会议匆匆草草了结，急驰赶路，三日行程，劳我小便尿血，甚于吐血。幸经多年静养始挽救，否则不堪设想。连马都不能骑，挣扎到会（徐家沟）。又遇拿汉人汉地道理，套蒙地蒙汉前线，向日伪及反动分子斗争，使我在缺医药缺费用情况，不得不忍痛忍愤养病四年，几乎将我命挣掉。至于二次党代表会之当然代表，让牛刚反而成了罪，工作也反而成了罪，更是出奇的笑话和鬼理。
3.1944年，整风之后，干部对蒙古工作有意见。人们发言，已挖到要害。我欲发言，座谈会匆匆结束了，不予我发言机会。1943年高干会，我报名发言最早，却将报名条子移来移去，移到最后没有了。
4.1945年我再去蒙地，经费、干部，种种刁难。临走东北，将伊盟工作如何向继任人员交代，我虽不知，但由事实证明，和一些蛛丝马迹，至少给我的印象是不正派的，有不可告人之密或异谋的。
是否，我也要此时给个落井下石，借机报复呢？
我认为不必要。
我觉得类似的人，有的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耳。
我认为，在他“得时”时逢迎邀宠是可耻，在他“失时”时落井下石是可鄙。他的功过，我们应给个正确、恰当的处理，不为过甚，致起偏差。
如果说他有反叛的言行，也只能说是反志已露，叛行未成。
马列主义是主张争权夺利的，不是禁欲主义，不是许由或伯夷叔齐之徒。不过正确的是向帝国主义及反动统治争，不正确的难免是只会内争而不会向外争的。正确的马列主义与歪曲的之间也要争。各国皆有先例。就说高等在党内争权夺利，似乎还未至托洛茨基、布哈林、张国焘那样。即使已如托、布、张，也只能是在东北，而不一定是在各大区一模一样。作思想教育上的警惕、清查、清算可以，以戒其本人，戒其同行，戒其他类似及倾向于该途之人则可。
毛主席及党中央从瓦窑堡的禁闭中放出他，信任他，教育他，提拔他，重用他，改造他。给他个闭门思过的机会与时间，若非木石，不会忘记党与毛主席及中央给他的恩情教养的。
因此，我的意见，不够犯法程度，不予依法律处理。不够党纪处理程度，不予党纪议处。作为教育他自己，教育别人的处理则可。尤其做为思想教育及公私关系，个人整体关系，个人自己权利与他人权利之界限、关系等问题之教材，则为恰妥。
我的看法，高岗是一个政治上的醉汉，自己要喝酒，也有人爱给他斟杯换盏。阿附高岗的人，更不必深究。中国之大，吃什么饭的人也应有。否则，显得中国共产主义的肚量不大，马列主义到了中国就内容贫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