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借鉴国外慢性贫困最新研究理论，提出了一个分析贫困代际传递的框架，并以四川大小凉山彝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父辈贫困的家庭，陷入慢性贫困的概率大大增加；而父辈不贫困时，即使家庭现在已经陷入贫困，这些贫困往往属于暂时性贫困或者短期贫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来缓解慢性贫困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慢性贫困；贫困代际传递；民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F328；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6-0073-06
一、引言
贫困作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关于贫困的研究学者们将重心主要放在致贫因素、贫困衡量、贫困的影响等研究领域，却往往忽视了贫困的“生命周期”，即一个人或家庭随着时间而摆脱（且经常返回）贫困的轨道。近年来西方发展经济学开始关注“慢性贫困”（Chronic Poverty）及相关研究。慢性贫困是指贫困状态持续多年（一般为5年或5年以上，甚至贯穿穷人一生）并且可能将贫困传递给下一代的贫困状况[1]。
慢性贫困研究是20世纪末21 世纪初兴起于西方经济发展研究领域中贫困问题研究的一个分支。其主要研究力量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谢菲尔德大学、伯明翰大学的专家学者为主，并联合国际上十几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组建慢性贫困研究中心（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re，CPRC）。2004年，CPRC发布了第一部慢性贫困研究报告（CPRC 2004～2005），“慢性贫困”是指一个个体经历了5年或5年以上的确切的能力剥夺[2]。2008年，CPRC发布了主题为“摆脱贫困陷阱”的第二部慢性贫困研究报告。近年来，国外研究人员开展大量的慢性贫困研究工作，研究主要聚焦于慢性贫困与环境（Parry M L，2004）、慢性贫困的动态分析（Davis P，2006）、慢性贫困的代际传递（Driscoll R等，2005）、残疾与慢性贫困（Levy S，2007）、脆弱性与慢性贫困（Prowse M等，2008）、慢性贫困与社会排斥（Janet S， 2003；Hoddinott J， 2010）等。
国内关于慢性贫困问题研究始于2002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2）》采用了瑞沃林（Ravallion）和加兰（Jalan）对于贫困动态中慢性贫困、暂时贫困的分类，对1997～2001年16000个调查户进行连续观察，以贫困线为标准，以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福利尺度，得出贫困指数的90%属于暂时贫困，仅10%属于慢性贫困。岳希明等（2007）采用罗杰斯（J Rodgers）的总体贫困分解法，把全部贫困分成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其实证部分的工作与《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2）》做的贫困指数分解方法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后者对两类贫困的收入和消费方面做出更为详细的对比分析，并考查了贫困家庭户主年龄、教育程度及家庭规模对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影响程度。同样的思路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的中期评估报告中也有所提及。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的奋斗目标。“人民生活持续改善，贫困人口显著减少”是我国“十二五”规划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之一。我国虽然不是慢性贫困国家，但民族地区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慢性贫困现象。深入研究民族地区慢性贫困问题，如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贫困的持续性、贫困的脆弱性等，是贫困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二、慢性贫困的理论分析
（一）慢性贫困的成因
根据CPRC（2004）研究估计，到2015年即使全球发展目标能够完全实现，全世界仍然有9亿人生活在贫困中。因此有必要对慢性贫困的成因进行梳理。Hulme D（2003）系统地将“生计分析”（Livelihoods Analysis）引入、应用到慢性贫困的成因分析中。“生计分析”是一种结合社会学、文化学、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缝隙方法，采取这种分析方法，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理解慢性贫困的社会特征。“生计分析”法对导致贫困脆弱性的原因进行了许多研究。Hulme D在对贫困的“生计分析”过程中，采用贫困代际传递的分析框架（如表1）。
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缓解民族地区慢性贫困
（一）实施“第二代”发展式扶贫政策
我国的扶贫开发，尤其是开发式扶贫，大多数主要是面向当前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从代际关系来看，实际上扶贫政策设计时主要瞄准“父辈’，以解决“第一代”（父代）贫困人群的贫困问题为主，从短期来看，这种效果明显。但是随着扶贫减贫的边际效应递减，“第一代”为特征的反贫困战略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为例，我国当前实行的“雨露计划”就是专门为此设立。一方面，“父代”经过长时间的成长环境影响，以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健康资本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提升空间将会变得越来越小，而人力资本提升的难度越来越大，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中，成本显著增加，年老“父代”的获取收入时间随着年龄增加而越来越短。
相反，如果将同样的扶贫资源用于“子代”（第二代），其未来的预期收益将会变得更加乐观，因为从本质上说，孩童时期是开发一个人人力资本的最关键也是最佳时期，由于作为子辈的第二代相对第一代来说，可塑性要强很多，后天的营养状况、卫生状况、教育状况等对孩子具有终生影响。与其对剩存贫困人口“脱贫拔穷根”困难重重，还不如从长远计，对其家庭进行开发，尤其是对“第二代”进行人力资本开发。
另外，从反贫困的角度可以发现，中国农村的返贫现象非常突出，2010年，民族自治地方达到了153%，说明“第一代”为中心的扶贫开发政策对于扶贫效果的稳定性较差。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国家在2011～202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中明确指出，“巩固温饱成果”。返贫一方面是自然灾害等客观因素造成，但归根结底是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差，导致贫困人口的抗风险能力弱。相反，如果反贫困政策以“第二代”（子辈）为中心，因为这种政策主要的目的就是提高贫困地区群众未来的自我发展能力，因此抗风险能力比较强。 当然，如果单纯实行以“第二代”为中心的反贫困政策，对现处在贫困泥沼中的人群却忽视或视而不见，这又会挑战社会公平。
实施“第二代”为中心的发展式扶贫政策，实际上对“第一代”为中心的开发式扶贫政策的有效弥补，不是取代，需要“第一代”为中心的开发式扶贫政策与“第二代”为中心的发展式扶贫政策通力协作。
（二）充分重视妇女在反贫困中的特殊作用，对民族地区女童教育实施“优先”发展计划
受传统文化、宗教等影响，男尊女卑等男女不平等观念在许多民族地区都长期存在。民族地区的女性，无论是未成年女性（包括女童）还是成年女性，其社会地位相对男性来说都要低得多。一个家庭的母亲对子女的成长影响比父亲对子女成长的影响更加显著。在男女不平等的情况下，许多母亲文化程度较低，因为贫困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普遍存在，负责孩子教育的重担就自然落在了“主内”的母亲身上。
一方面，母亲因为其自身受教育程度缺少，往往不能充分认识到教育对子女未来成长的重要性，导致母亲对孩子的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学校教育资源有限，如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很多孩子因为家庭学校之间距离太远，上课时间大大缩短，这些地区就更加需要“家庭教育”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遗憾的是，民族地区父辈中的母亲，因其自身知识水平有限，对孩子的家庭教育（以知识为主）就更加困难；此外，母亲因长期受社会传统影响，往往产生“女儿嫁人后是泼出去的水”等观点，使得家庭中的女童相比男童来说，受教育的机会少很多。最终导致“男女不平等——母亲受教育少——子女家庭教育缺失——陷入贫困——强化男女不平等”。因男女不平等导致了成年母亲接受学校教育偏少甚至缺失，母亲文化程度低对子女人力资本影响比父亲大，所以母亲文化程度低容易使得子女因人力资本低陷入贫困，而贫困往往又强化了男女不平等的落后观念。
所以，政府在反贫困政策设计时，应该着眼长远，从保证女童的受教育权利着手，更为重要的是提高女性的知识文化水平。例如，可以参照农村养老保险做法，对于“只生一胎女儿的父母，年老之后每月多领取社会保险”。例如在民族地区实行“女童教育优先发展计划”，对那些超额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女童家庭，政府设立专项经费，给予父辈奖励，如女儿高中毕业，年老后父母每月多领100元养老金，家里如果有女孩大学毕业，年老后父母每月多领200元养老金。
（三）加强民族地区的卫生健康教育，实施学龄前儿童营养和健康干预计划
以可传染病、遗传病等为代表的疾病可以在代际之间进行恶性传递，导致很多贫困家庭的无辜孩子一出生就患先天性疾病。以四川凉山州彝族聚居区为例，近年来的以针头注射吸食为主要途径的毒品问题，已经成为大小凉山地区反贫困工作中的一个严峻挑战。因吸食毒品导致贫困甚至陷入破产的家庭非常多，这种“输入型贫困”的根本原因是民族地区群众卫生健康知识匮乏。
因毒品产生的大小凉山地区艾滋病问题非常严重，大凉山地区已经成为中国艾滋病的高发地区。一些艾滋病的父母已经去世，留下“失依儿童”。据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政局统计，2010年末，父母双亡的孤儿接近7000人，其中昭觉县人数最多，接近4800人，而昭觉县也是凉山州毒品和艾滋病问题最突出的、最严重的县。如果考虑艾滋病病毒（HIV）的母婴传染等因素，孩子受毒品的影响将会更大。
同时，贫困家庭往往因为经济状况所限以及营养知识相对缺乏等原因，儿童营养不良现象突出，孩子身体健康状况堪忧。目前，国家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680个县开展了中小学“免费午餐”项目试点，实际上，学龄前的儿童营养与健康干预更为重要，尤其是对贫困家庭来说，例如贫困家庭父母“有病不能及时就医”比例相对较高，孩子健康受到威胁的几率更大。儿童营养和健康问题，一方面导致看病、吃药等费用支出显著增加，使贫困更加严重；另一方面，营养不良等又会导致孩子学习效率、学习质量下降，人力资本积累缓慢，成年之后陷入贫困风险大大高于营养健康的同龄人，形成贫困代际传递。
参考文献：
[1]Andrew ShepherdTackling Chronic Poverty[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2011，5（2）：136-138.
[2]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re.The Chronic Poverty Report 2004-05[M].Manchester Press，2005.
[3]Hulme D. Conceptualizing Chronic Poverty[J].World Development，2003 （3）：403-423.
[4]Mc Gregor J A，Copestake J G ，Wood G. The Inter-generational Bargain： An Introduct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999，10（12）：447-451.
[5]Kabeer N. Inter-generational Contracts，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the "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Parents，Children and Investing in the Futur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12（4）： 463-82.
[6]凉山州扶贫办.凉山彝族自治州“十一五”扶贫开发工作情[EB/OL].http：//www.lsz.gov.cn/Detail/xxgk-fzgh/a66a57da-9fe9-4d99-ad45-1f69bfc1ba22，2011-11-15.
（责任编辑：李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