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的讨论，正在逐步发酵，质疑之声日渐增多。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刊物就此发表意见，一个围绕民国文学史的良性学术争鸣氛围正在形成，相关的思考和讨论越来越迫近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沉闷已久的现代文学研究现状需要突破，可是切实有效的突破口在哪里？以民国文学史为核心观念的研究范式能否能担当此任？面对疑问，尤其是涉及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弱项和漏洞的那些问题。从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在结构、机制和发展前景等层面来说明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的可行性，尤其是它推动现代文学研究实现重大突破的可能性，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一、既有研究范式创新乏力
现代文学研究既有知识谱系、价值秩序与意义系统的创新能力日渐匮乏，已经是不争的学术事实。以“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现代性”为核心观念的既有知识谱系、价值秩序和意义系统，曾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项重大革命成果。它有力地促进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化与拓展，辐射并影响到相关人文学科；它初步将现代文学研究从政治意识形态婢女的位置上解放出来，使现代文学研究获得了自给自足的精神生产动力。尽管还无法彻底去除意识形态的惯性影响，但它是学科自正式创立以来第一次依靠学者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来完成自身的整体变革与推进。但必须看到，现代文学研究经过将近30年的累积，不但已经从中国人文学术的前沿位置撤退到边缘地带，就是所谓回归学术也很难说名至实归。既有知识谱系、价值秩序和意义系统，不但已经变为完成了自身历史使命的阶段性研究范式，其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
比如呼应“回归学术”潮流而身价倍增的实证研究和文化研究。这两类研究对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在实际研究进程中它们的限度乃至弊端也日益突出。比如实证研究，即使不谈它是否滑入实证主义思潮进而沦入犬儒主义泥坑，即使不谈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文学研究的基本命题，至少在方法论层面我们也能看到：第一，实证研究不一定能将我们导向事实与真相；第二，实证研究只是文学研究和文学史述史的一个层面，只是文学研究和文学史述史的一个基础。如果说实证研究的终极使命是发掘和回归历史的本真状态，那么我们还要在这个基础上选择和品评文学杰作。即使抵达了文学的历史真实状态，我们也面临一个文学研究和文学史述史无法躲避的美学任务和艺术使命问题。再比如文化研究，它着眼于文学和外部因素之间的互文性关联，强调历史、社会、政治、法律、文化、教育、性别、族群、国家等外部因素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这些外部因素的反馈。但一不小心，文学就会成为那些外同因素的注脚和标本。这固然是对前些年学界热衷的“文学性”命题的一个补正与纠偏，但文化研究方法介入现代文学研究，终归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文学研究和文学史述史的美学任务与艺术使命，而不是让文学沦为材料和证据。实证研究、文化研究给现代文学研究带来很多成果的同时，趋之若鹜式的集体性学术时尚也带来了现代文学研究整体上的买椟还珠效应：文学研究和文学史述史的实证功能的确大大加强了，文献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文学史事实的梳理与考证成就斐然：可是诗学的和哲学的功能却日渐萎缩，尤其是审美疲劳症日益加重；不要说参与社会文化建设的热情和能力弱化了，就是文学研究和文学史述史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目标也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
指出既有研究范式创新乏力，绝不是否定以往的成就。恰恰相反，正是在以往研究不断累积有效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才有了实现整体范式转换与创新的可能。说到“范式”这个术语，不能不使人想起在1980年代中国一度炙手可热的库恩和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必要的张力》两部著作。库恩有关范式的学说，在那个期盼开放、变革和创新的年代，突破旧范式才有可能取得科学革命的见解，获得了学界同仁的共鸣。由此我们知道了一个学术共同体能够形成与产生创造力，有赖于一种研究范式的凝聚和示范；一种范式确立之后，往往为学术研究奠定基本的边界、内容、向度和限度等，比如学术信念的确立、认同机制的形成、研究对象的确定、问题意识的酝酿、研究规则的运行和研究背景的约定等等，进而形成一个稳定而持续的学术共同体，从而也就进入常规学术研究阶段。问题在于：一种研究范式一旦确立并固定下来，它的革命性能量就会逐渐转化为常规性共识和惯性机制，从而构成一种先于具体学术研究的思想语境和组织背景，即形成了福柯意义上的以知识和真理等名义出现的一个稳定而有效的学术权力机制与结构。在库恩学说中有一个关键词：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即：常规科学常常压制创意，打击那些动摇和违背固有范式的学术异常现象；但当学术异常现象层出不穷，旧有研究范式又无以应对时，学术共同体再也无法回避那些颠覆旧有范式的学术异常现象，于是新的科学基础就开始酝酿和形成，科学的革命也就产生了。学术的实际进程，就是一个受范式引导的常规学术阶段和突破旧范式的学术革命阶段的循环交替过程，是通过范式的“建构一解构一再建构”来延续和发展的。
学界同仁大都深切感受到现代文学研究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随着研究疆域的日益拓展和深入，随着文献、史料的渐趋增多与丰富，既有知识谱系、价值秩序和意义系统，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说明、阐释文学的真实历史状态和遗留文本材料的实际学术需要；美学任务与艺术使命，乃至经世致用的学术目标，自然也就更难踌躇满志。本文重温库恩的范式学说，自然不是指现代文学研究的旧有范式，为维护稳定的学术权力而压制学术创新。库恩曾说：“与一种流行的印象正好相反，科学中的大多数新发现和新理论并不仅仅是对现有科学知识货堆的补充。为吸收这些发现和理论，科学家必须经常调整他们以前所信赖的智力装置和操作装置，抛弃他以前的信念和实践的某些因素，找出许多其他信念和实践中的新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新关系。”事实上，率先考问和质疑现代文学旧有范式学术创新能力匮乏的，恰恰是那些为现代文学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针对现代文学研究既有范式存在的症结和危机，一些富有创意的替代性方案被提出并得到关注，比如朱德发等教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说、陈思和教授的先锋和常态说、范伯群教授的双翼说、朱寿桐等教授的汉语新文学史说、丁帆教授的建构百年文学史说、王富仁教授的新国学说、杨义教授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说，以及民国文学史及相关诸观念，等等。这说明在学术共同体内部相互渗透与影响的百家争鸣状态中，现代文学研究整体范式转换的创新氛围已经奠定，创新机制正在酝酿、磨合与生成。这也说明目前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动力，主要来自于我们学术共同体内部。 那么在众多创新方案中，以民国文学史为核心观念的研究范式，是否能够脱颖而出呢？
二、历史观的改造与文学观的整合
任何一种新学说，不能依靠对其他学说的贬低乃至打压成为主流范式，而应该在学术的自然竞争和取长补短过程中创新，凭借自身观念体系的内涵丰富、外延周全和实实在在的学术成果赢得学术认同和公信力。哪一种学说能够建构新颖而有效的理论观念，获得扎实而丰硕的实践成果，能够为学科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学术范畴、体系、视野和方法，能够更好、较完善地解决我们学科面临的基本命题，为大多数学界同仁认可、效仿乃至协力共进，它就最有可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成为主流范式。以民国文学史为核心观念的研究范式的建构，目前正处于酝酿与起步阶段。它所关注并试图加以解决的首要问题，体现在这个新范式雏形的命名中，即民国和文学，以及这两个关键词背后牵涉的大量结构性因素和建构趋势。
历史观的改造与落实，是以民国文学史为核心的研究范式的第一个重要支点。
是立场与价值还是事实与真相决定我们的历史观，这个基本而简单的问题长期困扰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迄今也未得到彻底清理与解决。现代历史上真正影响和左右文学生成与发展的那些关键因素，有很大一部分还无法公开触及和言说。而且，有些关键因素还在继续腐蚀和同化我们研究主体。
既有研究范式愈来愈突出的最大整体性症结在于。它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是以价值和立场为第一前提来切入研究对象的，比如被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基础的“新启蒙”，被视为“重写文学史”核心观点的“文学性”，就存在浓重的抗拒主流意识形态的潜在意识形态企图。如果说这两个口号至少还在字面上保持价值与立场的中立，那么随之演化而来的“现代性”问题与观念，尽管已基本摒弃了意识形态立场与价值的干扰，但在更为宽泛的学术空间与视野，建构了一种以政治意识形态对应物形式出现的泛意识形态化的价值与立场，它对所谓“现代性”现象的推崇、对所谓“非现代性”现象的贬抑，意味着它和真实而复杂的文学史本身保持着相当的距离，症结正如张福贵教授所说：“从总体上看，现代文学的命名和界定，基本上还没有脱离新文学之初确立的价值判断标准，而且在新中国的教科书体系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意识形态属性更加明显。”一种研究范式的最重要特征，主要体现在它的教科书系列和经典著作中，现代文学研究既有范式在整体上将指涉意义、价值、立场等范畴的“现代性”诸观念作为首要前提，意味着它对文学及其历史的建构，是一个围绕着是否具有现代性质而展开的等级森严的删繁就简过程。可是，我们历史的现代性成分究竟有多少？那些被排斥在现代性之外的事务与现象，对我们的安身立命就没有价值与意义？我们文学的精华与优秀之处全然由现代性构成？没有现代性之前文学不是照样存在并且经典之作更令人高山仰止？
以民国文学史为核心的研究范式，倡导以事实和真相为第一前提来认识和理解历史，不排斥价值、意义和立场，但绝不把价值、意义和立场作为研究的第一前提。这就使它具有了一种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它将根据对文学史真相的认识程度来建构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处于次级位置的价值、意义与立场，以不违背文学及其历史的事实与真相为底线，以最大限度抵达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精神的真实为最高目标，正如李怡教授所说：“新的文学史叙事范式需要致力于完整地揭示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生存发展的基本环境，这种揭示要尽可能‘原生态’地呈现国家、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相互结合、相互作用，并形成影响我们精神生产与语言运行的‘格局’，剖析它是如何决定和影响了我们的基本需求、情趣和愿望。这样的揭示。应尽力避免对既有的外来观念形态的直接袭用——虽然这些观念的确对我们的生存有所冲击和浸染，但最根本的观念依然来自我们所置身的社会文化格局，来自我们在这种格局中体验人生和感受世界的态度与方式。”回到文学和历史的本真状态当然存在很大的虚妄性，但将事实和真相作为研究的第一前提，确保它在认识论、方法论中的优先地位，那么我们的历史观就有了一个坚实而可靠的逻辑基础。
既有知识谱系、价值秩序和意义系统，在历史观层面上还存在一个问题：在对中国现代历史真实状态与文学互文性关系的把握上，还未将我们对现代历史事实与真相的认识和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与判断，更加准确而有效地结合起来。比如，史学界对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抗日战争时段的历史真相已有新的认识、把握与判断，但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史述史的整体层面并未得到较好体现，尤其是作为教材的文学史体系中。比如关于延安文艺的研究，资料搜集与整理的成果，已经足以推翻现有的诸多判断与结论，包括所谓“解放区文学”在内的许多术语都应重新命名，延安文艺也不过是一个权宜称谓；是后设的历史视野、价值与立场，突出、放大和独尊了这些术语所指涉的文学现象的某些特点。话语空间的限制固然是众所周知的原因，但历史观的惯性与惰性，也是我们难以找到合适的叙述方式来把握这一文学现象的重要因素。再比如陈思和教授提出的民间概念以及潜文本问题。如果说借民间、潜文本等概念所阐释的当代文学的此面是正能量，那么它所针对的显文本、国家、广场的当代文学的彼面是什么能量呢？问题在于它凸显了当代文学研究和述史的巨大裂缝，潜文本和显文本所表征出的对立性，是说明当代文学研究和述史的全面、准确与丰富呢？还是凸显了已有当代文学研究和述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假叙事？如果以现代性的尺度筛选和阐释当代文学，将有多少反现代性乃至鲜明讴歌封建专制主义的作家作品需要剔除呢？总不能把反现代性的东西都定义为现代性吧？这个命题固然属于共和国文学范畴，但它背后折射的历史观的矛盾、混乱和妥协，同样也是民国文学史范畴所未得到彻底清理的问题。
文学观的整合与提升，是以民国文学史为核心的研究范式的第二个重要支点。
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也是一部围绕“何为文学”这一命题展开的观念建构史。将文学观问题作为以民国文学史为核心观念的研究范式的一个重要支点，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将以重新定义文学的方式推倒重来。最近30多年来既有知识谱系、价值秩序和意义系统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文学性和审美观的提倡。可是紧随其后的研究实践存在偏离倾向：要么将文学观简化为纯文学观、纯审美观，造成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实质性割裂；要么避开文学性和审美问题，或者躲入实证主义领域，或者将文学作为文化研究、社会研究、性别研究、族群研究等等领域的标本，从而将文学性问题加以泛化、淡化乃至搁置。 以民国文学史观为核心观念的研究范式，在文学观问题上坚持首先回归到文学性这样一个基点。尽管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的提倡者与实践者还未就文学性问题展开专门论述，但已有的论述已经蕴含着文学观问题的思考。鉴于文学观问题的模糊性、复杂性与流动性，以民国文学史为核心观念的研究范式，无意建构一个所谓新的文学观，而是力图经过一个较长时段的学术实践，促成一个较为完整而全面的文学观的自然形成。
目前它的主要任务，旨在从两个层面推进文学研究和文学史述史对文学观的整体理解与运用：
第一，它坚守文学性和审美是文学这种精神形式区别于其他精神形式的第一本质属性。文学作品及其文学性和审美问题，是文学研究和文学史述史的核心所在。这里强调的是，它已经不是以收敛的方式从文学的外部回归到文学的内部，而是以发散的形式去探求民国文学与文学外部要件之间的复杂互动，在中国文艺复兴的更宏阔格局中审视民国文学的作用、价值与意义，用文学的眼睛去审视历史、现在与未来，用文学的感觉去体验中国与世界，最后点亮文学自身——返回到适合自身栖居的处所。尽管关于何谓文学性、何谓审美从来就是一个流动的观念建构历程，迄今人们也未建构出一个得到公认的“何谓文学”的完善定义或概念。但我们的真实体验和感觉，是我们理解我们所处时代文学的根本出发点，我们必须尊重我们的真实体验和感觉。文学性和审美既不应该是其他精神形式的工具和手段，也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孤芳自赏；它既有自足性的特质，又有开放性的一面；向内它有一个自律而独立的空间，向外它是历史、社会、人生和自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以民国文学史为核心观念的研究范式，将整体统筹与审视文学及其历史的所有内部要件和外部因素及其相互关联，致力于将文学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特质尽可能较完整的揭示出来。
第二，基于研究现状的考虑，它特别强调文学范畴的功能和价值层面，强调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的血肉关联。既有研究范式的学术初衷，也非割裂文学研究、文学史述史与社会现实的紧密联系；只是由于各种内外部研究要件的制约，在事实上形成了脱离现实关怀、难以回应社会问题的趋向。对这样一种可追乾嘉学派的研究风尚，尽管不乏津津乐道者，但不少学者并不认同这是学术的本位意识与功能，比如温儒敏教授认为：“重新强调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责任’，思考如何通过历史研究参与价值重建，是必要而紧迫的。‘回归学术’不等于规避现实，这个学科本来就是很‘现实’的，它的生命就在于不断回应或参与社会现实。”以民国文学史为核心观念的研究范式强调文学研究、文学史述史与社会现实的血肉相连，不意味着必然、直接参与具体社会事务，而是重在以发掘和阐释历史的真相、文学的真相和时代精神的真相，来实现参与当代文化建设的使命。在越来越职业化、专业化和科层化的境遇中，是沉湎于学术的自娱自乐，在狭隘的研究领域为获得专业权威的头衔而穷经皓首；还是努力突破话语空间的限制，重塑文学研究和文学史述史的尊严，这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这关系到我们的研究，是否具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样一个根本命题。以民国文学史为核心观念的研究范式，强调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的血肉关联，就是力图在学术研究的价值和功能层面，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伦理责任。
三、中国文学一体化与内生型研究范式
历史观问题和文学观问题，当然不是以民国文学史为核心观念的研究范式的全部内容。除此之外，一种新范式的确立，更需要解决一个重要的本体论命题，即我们的研究本体是什么？这种本体论研究的标志性特征应该是什么？以民国文学史为核心观念的研究范式，顾名思义当然应该以民国时代的文学及周边现象为研究本体。这就遇到一个命名与指称的专属性问题，即自然时空的边界和限度。正如学界所疑惑的，如果以民国为限，那么晚清文学、民国文学、共和国文学之间的内在连贯性如何处理？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壁垒的学术设想岂不落空？
以民国文学史为核心观念的研究范式，和以往研究范式一样，也将是一个阶段性的研究范式。提倡与实践这一研究范式，不是以民国文学为旗号，发起又一轮学术研究的圈地运动；也不意味着研究的目光，止步于民国时代的文学及周边现象。以民国文学史为核心观念的研究范式在现阶段的首要任务，自然是这一研究范式的有效自我建构：宏观理论设计的不断丰富与完善，微观学术成果的不断积累与支撑，最终形成一种可以效仿并推广的稳定研究范式。但是，作为一个被清醒意识到的阶段性研究范式，它致力于建构一个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学术平台，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本学科的内部事务，也将自身最终定位于研究疆域的前伸与后延，即以获得成功后的研究范式为效仿对象，从民国时代的文学逐步扩展到中国文学的其他历史时段，最终建构中国文学生成与发展的整体序列。简单说，以民国文学史为核心观念的研究范式，只是建构中国文学一体化序列的一个实验区。
提出这种愿景，或许有人认为为时尚早，或许有人认为不自量力。事实上，有关中国文学一体化的预设，并非空穴来风。大约1993年钱理群教授就和笔者表达过中国现当代文学必将融入中国文学总体进程的想法。樊骏教授在1995年指出：“如果说前辈学者为创建现代文学这门学科而努力，为奠定目前这样的学科格局作出了贡献；那么今后年轻一代的学者的历史任务，可能是消解现有的格局，把现代文学研究纳入更大的学科之内，或者重新建构新的学科。从学科的发展来看，是迟早得这样做的。并将因此把现代文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最近这些年黄修己教授在多个场合谈及的“小学科难出大学者”问题，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格局狭小的另一种说法。更明显的信号还在于，一些当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卓越成就者，纷纷转向古典文学、外国文学、思想史、文化史、教育、传媒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就。
如果说，从那时开始的有关中国文学一体化进程的理论设计，还处于酝酿和萌芽阶段；如果说，以往有关中国文学一体化进程的探索和实践，还处于各自为战状态；那么，以民国文学史为核心观念的研究范式的潜在目标，就是为这种学术愿景搭建一座有效的通往现实学术实践的桥梁。尽管当前实现中国文学研究一体化进程，既缺乏切实可行的操作手段，也缺乏有效可靠的学术积累，甚至连正式起步阶段都谈不上；但赋予以民国文学史为核心观念的研究范式这样一个高远的潜在的目标，重在突出和强调一种学术自觉意识，以及这种学术自觉意识如何贯彻、渗透到现阶段的具体学术实践中。 这就要求以民国文学史为核心观念的研究范式，应该在具体学术实践中具备一种追求融会贯通、兼容并包的学术主动意念和理论期待视野。民国时代的中国文学，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世界文学和当时文学实践的共存秩序中脱颖而出的，是在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抗争、对世界文学的借鉴和自我锐意创新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属性的创生，具有了自身“融会古今、贯通中西”后的独特性与独创性，从而实现了自我本质的确证。这一进程的实现，自然还得益于晚清乃至晚明时代就已出现的中国社会中那些内生与自发的转型因素。学界同仁一般将晚清民国时代乃至当代中国文学的这种确证自我本质的独特性和独创性，命名为现代性。以民国文学史为核心观念的研究范式，自然是要将这一时段中国文学确证自我本质的独特性与独创性作为研究本体，梳理、总结、归纳、概括中国文学由古典阶段走向现代阶段这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经验、智慧、价值与意义。但是必须看到，我们今天精神生活中文学的自然状态和实际情境，绝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独此一家，而是一个由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和世界文学氤氲互生而构成的文学共存秩序，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的韵律，依然回响在我们心灵深处；世界文学的“影响焦虑”，依然是刺激我们创新的一个动力来源。这个古今中外各种文学现象和资源汇聚、杂陈的文学共存秩序，才是我们文学研究和文学史述史的真正先在背景。
中国文学在民国时代有了自身阶段性的独特品质，但是它终究是中国文学独特品质和身份认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学骨子里始终不变的本色，而且这种本色是在和世界文学的“交往”中凸显出来的。以民国文学史为核心观念的研究范式的提倡者和实践者，在明确自身学术实践限度的同时，也应为或许并不遥远的后发学术效应未雨绸缪：在探寻民国时代中国文学独特性和独创性的同时，注意纵向发掘文学及其历史的内在连续性和后续性，并在中外文学的横向关联中注意发掘中国文学的独特品性，从而为中国文学一体化进程的最终确立，树立一个良好而有效的示范区。
如果说这一学术愿景的实现，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那么与这一学术愿景相配套的，还应该有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内生型研究范式的支撑。这是我们学术共同体必然要解决的一个自身学术能力的内部建构问题。这种学术和理论自觉意识，是检验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是否具有创新潜力的一个重要尺度，正如樊骏教授所说：“衡量一门学科的学术水平、学术质量的高低，归根到底，取决于它在自己的领域里究竟从理论上解决了多少全局性的课题，得出多少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结论，有多少能够被广泛应用，经得起历史检验，值得为其他学科参考的理论建树。”
当前我们最大的理论困境和遗憾在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和话语模式，不是源于欧美就是来自苏俄，它们熔铸的是西方文学的独特经验、智慧、价值、意义，很难说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适用性和有效性。我们尚未建构出适合中国文学自身经验、智慧、价值和意义的原创性理论体系和话语模式。我们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代位言说”和“错位运用”的方式，去研究我们的文学、建构我们文学的历史。如何避免并突破西方理论体系与话语模式东移中国之后产生的话语牢笼和理论陷阱，如何将以西学为摹本的外源型文学研究、文学史述史模式，转化为以中国文学现象和经验为中心的内生型研究范式，是摆在所有学人面前的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以民国文学史为核心观念的研究范式，能否为此作出有效的探索，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一种新研究范式的建构与确立，不可能寄希望于一两种理论或研究模式；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也不允许以民国文学史为核心观念的研究范式故步白封于一两种理论或者研究模式。考虑到学术言说空间的限制，以民国文学史为核心观念的研究范式的形成与成熟，可能需要较长的历史时段；建构以中国文学一体化为目标、以内生型研究范式为标志的学术体系，则可能需要上百年乃至数百年的积淀。我们对此应有充足的心理准备，学界同仁也应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宽容。
库恩为我国学界所熟知，可是沿着库恩学说继续前进的伯纳德·科恩。就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了，因为他的《科学革命史》在1990年代翻译到我国时，人们对“范式”的热情已经逐渐消退。伯纳德·科恩在《科学革命史》中指出的科学革命由四个阶段组成：智力革命、书面上许诺的革命、纸面上的革命和科学革命，对理解以民国文学史为核心观念的研究范式建构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再结合新范式确立至少要满足的三个条件：一是一个由新的概念、理论、方法等构成的学术研究纲领；二是必须获得学术共同体较广泛的认同，并在较大程度上具有公信力；三是为学术研究提供重大的且可以模仿的成功典范；实事求是地说，提倡和实践以民国文学史为核心观念的研究范式，目前处于智力革命和纸面上许诺的革命阶段。这意味着我们学术共同体的耐性与容忍度，面临一种心理预期层面的巨大挑战。可能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得不接受不了了之乃至失败的危险。但是人本性中的主体性或者能动性力量，又督促我们毫不犹豫地迎接这个挑战，“对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忘记我们相信自己早已知道的东西，并带着一些基本的问题重新审视文学的过去。一方面，我们可能会印证我们以前的很多信念；但另一方面，文学史也常常会呈现出新的富饶”。我们应该相信，春暖花开的那一天终究会到来。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孟春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