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长篇小说分析 《文艺研究》2004年第4期编发一组批评家和作家共同分析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文章。 孟繁华在《重新发现的乡村历史》一文中认为，在本世纪初的长篇小说中，城市和乡村的巨大反差被显在地表现出来。这种反差不只是指城乡之间空间上的物理距离，也不是指城乡现代化水平和物质生活的天然差距，而是在整体上指欠发达的中国乡村潜隐的文化问题可能仍然是中国最本质、最具文化意义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存在着两种文化时间：一种是都市快速奔涌的现代时间，一种是乡村相对稳定和变化缓慢的传统时间。这两种文化时间在近期的小说创作中被充分地表达为“前现代”与“现代”的矛盾和冲突。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危机、矛盾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曲折和艰辛。
陈晓明在《整体性的破解》一文中认为，长篇小说作为现代性的产物，以其宏大的建制表现宏大的内容，从而赋予历史与现实存在的形式和内在意义。我国新时期以来的长篇小说因为宏大历史背景的缩减而逐步走向个人经验，但人们并不满意也不愿承受这种变化，而是一再寻求深刻宏大的思想内涵重新降临于长篇小说。这表明当代长篇小说的艺术创新能量不够充足。只有破除这种叙事模式的束缚，当代长篇小说才可能在后现代美学空间里获取更有活力的表现方式，找到一条更具有多元美学品质的、与时俱进的创新之路。
贺绍俊在《从宗教情怀看当代长篇小说的精神内涵》一文中认为，近二十年的长篇小说越来越趋向世俗性、情欲性、物质性的走向，我们很难从中感受到神圣性、超越性以及空灵、飞升的境界，而后者又往往与宗教情怀相关。中国当代文化也许走到了这一步，在摧毁精神的权威之后，迫切需要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文学在重建精神家园的过程中有着哲学、政治、社会机制、知识体系等不可替代的特殊功能，因此，对于一名作家而言，深沉的宗教情怀并不意味着导向宗教本身，而更多的是意味着对人性、人生、生命以及人类共享的精神价值理念怀有一种敬畏感、神圣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宗教情怀对当代长篇小说的精神内涵具有一种凝聚的作用。
阎连科和莫言两位作家的文章更多的是他们关于长篇小说创作实践的经验表达。阎连科在《关于疼痛的随想》一文中提出“疼痛”的概念。他感到忧虑的是，长篇小说的激情与愤怒在萎缩干枯。激情与愤怒“是写作者面对写作的一种态度，是写作者面对历史、社会和现实的一种因疼痛而独立、尖锐的叫声”。他认为，自鲁迅之后，关于“疼痛”的抒写正在减少或者丧失。这不仅是我们几十年所倡导的某种庸俗、狭隘的现实主义的束缚所致，更是写作者心灵上疼痛神经的麻木所致。
莫言在《文学个性化刍议》一文中，甄别了对文学个性化的一些误区。他认为，作品的个性化是建立在作家独立思考和独立人格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创作主题的个性化，也就没有作品的个性化。“一个个性化的作家，在从事他的文学创作时，只有具备了坚持独立思考的勇气和为了理想而献身的勇气，才可能亲近下层人民，才可能了解民生疾苦乃至饱尝疾苦，才可能说出自己的话，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而他自己的话和他自己想说的话，也就很可能是老百姓自己的话和老百姓想说的话。”
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人文底蕴吗？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朱苏力提出一个惊人的观点，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不需要人文底蕴。首先他对人文底蕴以及人文精神的提法表示质疑，即使存在着一种人文底蕴，它也必定是流变的。中国传统的人文底蕴是扎根于传统的农业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体现了发展缓慢甚至相对静止的农业社会的生活形态，会被今天的主流平民文化断然拒绝。强调传统的人文，就可能窒息今天人们的创造。“因此，在这种所谓的人文底蕴或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的背后，隐含的是某种通过分类来压迫人和压迫知识的力量。在这种人文的旗帜下，某些问题可能获得了优越的或高尚的地位，并因此可以压缩甚至压制另一类同样诚实、认真、科学尽管可能是有错失甚至有错误的研究，挤压某些现在看起来不起眼也可能永远不起眼但可能有潜力的研究。这种所谓的人文关怀或人文底蕴中隐含着某些学者的居高临下，过分自信。它既隐含了一种哲学上的先验论，即有些问题天生或根据定义就是更有价值的，对学术是更有贡献的；同时也隐含了哲学上的经验论，即前天昨天有价值的问题今天也会有价值，并且永远有价值。”（见《文汇报》2004年8月1日《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人文底蕴吗？》）裴毅然反驳朱苏力的观点，认为朱文错误的关键点在于对“人文底蕴”一词的误解。他将人文底蕴表述为：熟悉中外经典哲学基本内涵，理解人类基本价值观念。因此，“人文底蕴是任何科学研究者（包括自然科学研究者）都必须具备的基座，否则科学研究者就会失去研究的总目标。因为，科学研究者首先是一个人，他的所有研究都必须围绕为人服务这一轴心运作。”（见《文汇报》2004年8月8日《怎么不需要人文底蕴？》）耿法认为，朱苏力把人文精神简化为技术层面的东西，仅仅是一些知识、技艺，却恰恰忽略了知识分子的灵魂。而灵魂的问题不能只靠技术层面去解决。人文精神亦即人文关怀，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内心所不可缺失的、自觉追求的一种情怀和境界。在现实生活中，有知识而无心灵，崇拜权力、依附权贵、金钱至上、蔑视弱小、缺乏气节、失去诚信、抛弃良知、学术腐败等，在知识界正在渐渐弥漫为一种“时尚”风气，这些正是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现。（见《文艺报》2004年8月31日）
关于诗的韵律的争鸣
姚承嵘在《不押韵，岂言诗？》一文中提出，押韵应该是诗歌的绝对标准，“押韵的不一定是好诗，但好诗一定是押韵的。是否押韵，应该是诗美的底线”。他依此标准而认为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不是真正的诗，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散文诗。（见《文艺报》2004年10月28日）张同吾撰文批驳姚的观点，认为尽管词典都把诗歌释义为有韵律，但这“反映了辞书编纂者诗学观念的呆板和迟滞”。古典诗论虽然很看重“韵”，但并非指的韵脚，而是指诗必须富有意韵、情韵、气韵、神韵。“押韵或不押韵，都是诗歌基调、语言结构和情感形态决定的，押韵，更富有节奏感和匀齐美；不押韵，则更能错落起伏，更能自由冲荡，更能天开地阔。”他批评姚文把艾青的诗歌按散文抄录是幼稚而浅薄的表现。（见《文艺报》2004年11月2日，《面对诗史丰碑―――不能苟同〈“不押韵，岂言诗？”〉一文之观点》）
“新移民文学”引起重视
随着从内地去海外的留学生、移民的增多，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涌现出新的作家和新的景观，与早期的移民文学或留学生文学相比，新移民文学有了更多积极、乐观、奋斗的表述和对时代、社会、人生的深入思考，从单一的“乡愁”走向多元、成熟。新移民文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来的。新移民文学也被市场看好，200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旅居英国的作家张朴的长篇小说《轻轻的，我走了》，就冠以“新移民小说”丛书的名称。
南昌大学成立了新移民文学研究所，该所于2004年9月16日举办了首届新移民作家国际笔会。研究所所长陈公仲教授认为，早期移民文学带有个人观感性、宣泄性、经验性、即席性的特点，由于中国文化传统观念的“落叶归根”而至于怀乡思亲，“乡愁”成为其永恒的主题，无法对人生、社会、国家、时代作出更为理性的认知。而新移民文学的作者大都有过“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的坎坷经历或见闻，对迁徙海外有了较多的自觉性和适应性，能较快地完成从留学到学留、从侨民到移民的变迁，观念上，也能较快地接受从“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移。他们的作品既有倾诉性、经验性的一面，也不乏思辨性和哲理性。但来自比利时的华文作家章平认为，与大陆作家的作品相比，新移民文学在题材的开拓和写作技巧上还存在着差距。他认为欧洲的华文作家并没有真正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而是龟缩在自己建立的一个很小的华人圈子里，沉浸在自己营造出来的“中国文化”环境中，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是值得怀疑的。美国的陈瑞琳说，当我们欣喜于“新移民文学”的旗帜已稳稳升起的同时，却不能不看到，走向辉煌之路又如此艰难。第一，新移民文学如何追踪“新移民”主流的心灵演变，如何表现他们最有“共性”的人生经验，如大部分已完成留学、就业的稳定“中产阶级”所面临的新的文化冲击。第二，是作家如何摆脱自我，而走入自觉的宏观创作，尤其是走进西方文化的深层。第三，海内外的交流互动甚为重要。第四，文学氛围的打造。目前的海外文学，非常需要评论家的肯定和引导，文学环境的创造必然会鼓励更多的作家。（见《文学报》2004年10月28日，罗四令鸟《新移民文学：“落地生根”后的思考》、云水间制作网《海外新移民文学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