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原因浅析 2018联合国安理会改革

  冷战结束以来,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新的时代形势也同样凸显出这一集体安全机制的局限。有关安理会改革的呼声因此逐渐高涨。在笔者看来,安理会改革主要
  基于以下原因:
  
  一、新时代、新挑战
  
  冷战后的国际形势虽总体趋向缓和,世界的安全形势却陷入更加复杂化与碎裂化之中。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最重要、最具权威的机构,安理会在冷战后面临着更多的外在挑战。主要体现在:1、传统安全概念遭到颠覆。世界多元一体式的发展导致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涌现。同时经济、社会、人道主义与生态等非军事资源领域的不稳定也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如由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引发的大规模骚乱、恐慌等,这种威胁虽较隐蔽、冲突烈度小但影响范围广泛①。此外,世界性战争虽未爆发,但因民族、种族、宗教、意识形态、领土争端等引发的地区冲突、国内冲突不断,局部战争热点反而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些安全威胁的存在不断挑战着安理会的传统维和机制。2、美国的单边恣肆。随着第三世界实力与美伙伴国离心倾向的双重增大,安理会这一美国合法称霸的有力工具变得越来越不得心应手。单边主义的恣肆由此而生。其存在破坏了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法体系及其运作机制,并向安理会这一传统的多边维和机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最为严重的是美国单边主义政策与实践为超级权力的恣肆开了先例,如果得不到有效约束,安理会将形同虚设。3、其他集体安全机制的边缘化挑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决定了安理会不完整的权威性,使其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集体安全机制发生摩擦。北约即是典例。1994年《北约战略新概念》将干涉行为列入其主要战略目标,不啻于褫夺了国际社会赋予安理会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特权,这种超越区域地理概念的角色自我膨胀行为,使安理会“时常处于一种被轻视、被蔑视的尴尬境地中”②,安理会被边缘化而形同虚设的危险进一步增大。
  
  二、旧体制、旧运行
  
  作为时代的产物,联合国建立在惩罚与管制战败国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大国斗争与妥协的结果。安理会这一核心机构的体制结构与运行机制自然也被打上了这种烙印。冷战终结所带来的多元化趋势将世界引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纷繁复杂时代,安理会的传统体制结构与运行机制逐渐陷入困境。主要表现:1、四两拨千斤的尴尬。改过自新的德、日等战败国对跻身国际主流社会的努力,实力不断增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社会发言权的迫切要求,联合国全球代表性的不断提升,使仅15个成员国的安理会难以再反映联合国的代表性与广泛诉求。扩大安理会、增加安理会的代表性势在必行。2、议而不决的尴尬。安理会决策能力低下、工作效率差已成不争事实。究其原因在于安理会决议的权威性与强制性,使安理会充满国际权力的斗争与妥协。冷战后国际社会一超多强的多极化格局导致了国际权力斗争的进一步复杂化,造成协调与平衡各方利益的难度不断加大,安理会的多边协调机制也因此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3、传统维和机制的尴尬。这种尴尬因不同的安全威胁而异:对于传统安全威胁,局部战争热点的“繁荣”,使安理会传统维和机制面临前所未有的高需求;而大国权力斗争的复杂化与协调难度的加大,使安理会传统维和行动更是举步维艰,卢旺达大屠杀即为典例;对于非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不断蔓延与恶化颠覆着传统维和理念,安理会传统维和机制捉襟见肘。更为严重的是对于此类新问题,安理会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应对机制,充分暴露出其传统维和机制的滞后性。因此,只有改革安理会传统的体制结构与运行机制,才能使其适应新时代的深刻变化并重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重建的代价
  
  安理会在应对世界新安全形势的不力,引发了人们对此传统维和机制的失望与质疑,国际社会中也因此出现了不少废弃安理会、重建集体安全机制的声音。让我们来考量一下重新构建一集体安全机制的可能:首先,在是否有必要废弃安理会的问题上,我们有必要客观地判断安理会是否的确不再有存在的价值。显然,安理会通过其多边协调性、核心性与刚柔并济的实践性,为稳定国际关系所做贡献是远大于其不足的;其次,即使我们真的废弃安理会,重建一新的集体安全机制,我们能否承担其中的代价呢?如果重建的是区域性集体安全机制,如美国提出的“民主同盟”,那么人类构建全球治理达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将毁于一旦,世界将重新陷入碎裂化的竞争与对抗之中。显然这与多元一体的世界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如果是全球性的,那么我们有必要掂量一下:在设计新的集体安全机制上我们已经走出多远、在国际社会的认同与接受上我们有多大把握、鉴于集体安全机制的权威性与强制性,谁能保证新机制的构建不会陷入权力纷争的中断?退一步讲,假设我们“成功地”设计出新的集体安全机制,那新机制又会和安理会相去多远,又有谁能保证这一新机制不会重蹈安理会的覆辙呢?对于这些疑问,我们并没有多少肯定的答案可以给。因此,既然我们选择了借助全球性集体安全机制的手段来寻求最终的世界和平与安全,既然我们已经这样走出了这么远并且走得看起来并不那么令人沮丧,既然我们有必要继续这样走下去,那么改进现有的集体安全机制要比推倒了重来的代价小得多,更何况安理会并非乏善可陈。事实上,即便是
  安理会这一称得上传统的全球性集体安全机制我们都尚未驾驭好,更何况一个新的集体安全机制?
  
  注释:
  ①俞正梁等著:《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74页.
   ②乔卫兵:北约组织与八国集团左右夹击联合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3期.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