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在中国一直是“阴谋家”、“修正主义”的代名词，又有“赫秃子”、“不须放屁”等鄙夷的称谓和贬斥。1971年9月赫氏逝世后，《人民日报》报道的是“赫鲁晓夫死了”，快意之情毕见。那么，赫氏是否就是这样一个“狗屎不如”的人物呢?
赫氏在中国有如此“下场”，大概与他“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以及大肆“反华”有关。但事情的真相如何呢?国防大学教授徐焰指出：在苏联历届领导人中，对华提供援助最多且质量最高者，恰恰是赫鲁晓夫。从1954年开始，苏方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7战斗机、AK-47自动步枪、T-54A坦克和各种火炮的样品和全部资料；提供了p-2导弹，此导弹成为中国导弹事业起步的最早样品，等等。在我国最困难的1961年，赫鲁晓夫致函周恩来和毛泽东，愿意提供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供中国仿制，并愿意借给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糖。我方出于“争气”的原因，婉拒了(《报刊文摘》2008.4.18)。至于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一事，据冷战史专家沈志华讲，至今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新华出版社《中苏关系史纲》第144页)。不过，赫鲁晓夫反对中国的“三面红旗”等，倒证据确凿。然而，今天看来，那实在是一种冷静和灼见。他对我国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的评价是：“这简直是一场瘟疫。”他对“文革”的描述是：“文化界人士――作曲家、作家、学者、教师以及整个知识界的真实处境，是蒙受无尽无休的、闻所未闻的、无法容忍的凌辱。他们那里显然是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赫鲁晓夫回忆录》第2283、2323页)。可见，这并不是什么“反华”，而是反映事物真谛的大实话。
赫氏沦为“狗屎不如”的真正原因，是缘于中苏意识形态的对立，引爆点是他当初大批斯大林。赫氏应不应该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批判，如今，这样的问题在俄罗斯乃至全世界，已无须多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重新认识和评价斯大林的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像一颗核弹引发了强烈的震撼，由此在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动摇了个人崇拜、领袖是神的根基，为以后有些人再搞个人迷信立下了一个硕大的警示牌。应该说，这是一件功德之事。当然，赫氏本人在这方面做得也不是很好，这是需要指出的。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并没有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即使赫氏有这样那样的不是，也顶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实在不该给他扣那样的帽子。1989年，邓小平对来访的戈尔巴乔夫说，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邓公的话是实事求是的。
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传到中国后，拨动了一位巨人最敏感的神经，他就是毛泽东。因为当时国内外不少人认为，毛泽东就是中国的斯大林，而恰恰毛又最为忌讳这一点。1959年庐山会议上，因为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李锐等人议论毛泽东类似“斯大林晚年”，由此引起了轩然大波。毛愤怒地说：苏联鞭死尸(指赫鲁晓夫批斯大林)，我们这里闹分裂的人要鞭我的活尸。一时风声鹤唳，层层追逼，田家英在会上惊吓得“面无人色”(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可见毛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而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鞭尸”，无疑会在毛泽东内心深处产生强烈的“感应”，如何跳出斯大林的“周期率”，这不能不令他深思和忧虑。故以后的“反修防修”，尤其直言全党要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也就不足为奇了。彭德怀曾被视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彭老总倒台后，这个“专利”就属于刘少奇了。
如今，尘埃落定，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所谓野心家、阴谋家、修正主义头子，都属不实之词，他们都是党和国家杰出的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么，与此相连的，放在赫鲁晓夫面前的这面哈哈镜也该推开了。在国人面前还原出一个真实的赫鲁晓夫，也实在是“理所当然，势在必行”。
作为长期浸淫在斯大林体制里的重要成员，赫氏同样打下了那种体制的烙印，如曾粗暴地对待过农民和知识分子等等。特别是他的大国沙文主义，即使再过一万年，也不应该给他平反。但无论如何，他不是什么反面人物，不应该再把他放存“哈哈铺”前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