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民国时期，发生多起侮辱回教案，不仅伤害了回族人民的感情，对于中华民族团结也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回族知识分子借助于现代传媒手段，对侮教案进行了斗争，并以此加强了回族认同以及中华民族认同。以民国时期重要的回族杂志《月华》为例，研究回族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对于侮教案的斗争，可发现其如何达至回族多重认同的统一。
关键词：民国 回族 侮辱回教案 《月华》 多重认同
学界对于民国时期回族侮教案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侮教案本身的过程叙述，对于回族认同的研究又多集中于回族自身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在研究当中，较少将侮教案与回族的认同联系起来，尤其缺少对回族自身认同与其中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的分析。
笔者认为，回族认同是由多种认同共同建构完成，这一方面是由于回族自身的独特性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多民族国家构成与中华民族认同的现实所造成的。多重认同之所以并未发生矛盾，是由于回族自身形成的宗教与世俗双层认同体系，从而使得多重认同并行不悖共同完成回族认同。民国时期侮辱回教案，当然是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事件。然而，回族知识分子在面对侮教案时，理性面对，一方面通过合法斗争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则是在这样的侮教案中，团结教育回族群众，通过回族期刊以及出版物来加强回族认同。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回族杂志《月华》在这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贡献，本文正是通过研究《月华》杂志在面对民国时期侮教案的言论，来透视侮教案对于回族认同的影响。
侮教案发生之原因考察
侮教案的发生，向来与隔膜和误解紧密相连，尤其是中国这样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家。人们对于宗教总是充满了各种猜测，而这些猜测总是带有一丝戏谑的成分，所以在传统戏剧中会有《思凡》这样的剧目。各种笔记小说中也在不停的揣测着寺院中的故事。这样的心态不仅仅反映在宗教上，在世俗生活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警语时时浮现，相伴而行的就是“妖魔化”的想象。因为回族不吃猪肉，所以便对之产生万般的猜测，而最直接的想象就是以祖先崇拜以及《西游记》中的故事去比附。这是民国时期侮教案发生最为普遍的原因。《新亚细亚月刊》侮教案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其中发表了一篇文字以猎奇的口吻，记述了南洋回教徒因供奉天蓬元帅像而不吃猪肉，从而引发了侮教案。
现代传媒事业的发展不仅使侮教案的发生更加容易，也扩大了侮教案的影响。同时，现代传媒事业的发展也使得回族人民和回族知识分子对于侮教案做出及时的反应。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回族杂志，《月华》杂志共报道侮辱回教案三次。第一次为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初中世界史以及本国地理教科书中有误解回教历史之文字，从而引发了回族民众的抗议。第二次为新亚细亚月刊中发表了一篇涉嫌侮辱回教的文字，从而引发回族民众的抗议。第三次则是震惊民国的《南华文艺》侮辱回教案，也是《月华》杂志报道的最为详尽的一次。前两次的侮辱回教案由于涉案文字并没有过分的侮辱词汇，且相关人员都及时反省并公开道歉，因此并未引发大规模的抗议。
从这三次侮辱回教案来看，起因多是教外人士对于回教历史的不理解和任意猜测而引发的。第一次的商务印书馆侮教案，便是因为将伊斯兰教先圣穆罕穆德形容为好战分子而引发了回民的抗议。如“谟罕默德自经此番挫折后，宗旨愈趋激烈。意谓事苟利人，不妨以威力使从。故宣教也常使人于经典、租税、刀剑三者，选择其一”、“谟罕默德卒，年六十三，其后代袭其遗策以武力”等类似误解回教历史的语句出现在教科书中，自然会引发回族民众的抗议。
如果说，由此引发的侮教案还能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那么由于生活习惯和风俗所引发的无端猜疑和曲解，则会引发严重的侮教案。《新亚细亚月刊》侮教案与《南华文艺》侮教案便是由此而引发的，尤以《南华文艺》影响最大也最为典型。《南华文艺》1932年第1卷第14期发表了娄子匡的一篇《回教徒怎样不吃猪肉底》，这篇文章已经不同于之前侮教案中引发争议的文字。文章中，作者娄子匡对于回教徒不吃猪肉的原因，进行了肆意的曲解和猜测。他完全不采信伊斯兰教经典《可兰经》中的教义，而以所谓民俗学研究方法，采信了两篇明显是对于回教和回族充满污蔑之辞的所谓民间故事，进而推测回族之所以不吃猪肉是因为猪是他们的祖先和圣物。这已经带有猎奇和附会的成份。
《月华》杂志在面对屡次侮教案，并没有仅限于抗议和批评，而是对侮教案进行了全面、理性的思考。并且认识到教外人士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猜测和误解，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对于伊斯兰教义的不了解，“而不明我们真相的原因，又何尝不是翻译事业不发达以致之也”。因此，回教知识分子积极寻求对策，以期减少这种无端的猜测。“翻译一事，是我们不可缓的急务；务须力行，以供现在之需”。另一方面则要积极研究回教经典《古兰经》，要“创造”。“试问什么真理不是经过许多人的思维，辩究而得来的?即是现在我们所用的教律，不是也是经过许多圣贤的会通。枯了许多哲人的脑汁心血而定出来的吗?……努力于此项工作，则我民族，宗教之前途，庶可有光明之一日。”
侮教案中回族之宗教认同
回族认同问题一直是回族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学界对此问题长期存在分歧，较难达成共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回教在回族认同中的地位以及作用。所谓“民族认同”就是指“对构成民族与众不同遗产的价值观、象征物、记忆、神话和传统模式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以及对带着那种模式和遗产及其文化成分的个人身份的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民国时期，侮教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教外人士对回教教义的歪曲和教俗的臆测。然而，这样的歪曲和臆测从另一方面又激起了回族人民的宗教认同，通过对于教义的重新阐发，以及回教和伊斯兰教历史的重新叙述，回族人民进一步加强了回族作为回教信众的认同。
《月华》正是在这一层面，发挥着重要的平台作用。在屡次的侮教案中，《月华》都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并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评论文章，尤其是《南华文艺》侮教案。在这些文章中，一方面是对于侮教的批评，另一个方面则是加强了回族认同。
回族知识分子在面对侮教案时，最先唤起的就是回族人民的宗教认同。回族的认同首先是作为“回教民族”的认同，侮教案中对于回教教义、教俗的歪曲更是加强了这种认同，“凡中伤我回教者，无异于，戕丧我全部回族。我回族之中心理论，即为我回教教义，回族回教，已成一体。”回族知识分子通过叙述伊斯兰教以及回教光荣的历史，以唤醒回族民众认同感，“回教流人中国是由于回教民族人居中国的时候随身整个带来的，并非单以宣传力使回教的教义取得中国人的信教”，“回教民族与世界人类曾有极大的供(贡)献”。
遥远历史追忆中，先圣穆罕默德与回族的历史跨越时空相接，千年的鸿沟在历史的重述中被弥合，“回教民族与世界人类曾有极大的供(贡)献，并非是顽钝椎鲁的民族”，这样的叙述，无疑在最大程度上激起了回族民众的历史感和认同感。
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还是一种文化和‘宗教’”，民族主义具有代理政治宗教的特征。而在回族认同中，宗教是一种实在，作为“弥 赛亚”存在的不再是一般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领袖，而是回教。“回教是有相当文化的宗教，并非是玄理妙想崇拜偶像的宗教，并且是宽容虚受使人信仰，对于教外人绝不敌视”，“除掉回教民族以外无论那(哪)一个民族绝不能矜持自守的整个的信仰一个宗教”。作为回教民族的回族，骄傲感在宗教认同中油然而生，“我们再看回教及回教民族那种沉挚伟大的精神与态度，既无政治上的保护，又无宣传的力量居然能够不被外教诱惑，以保持他整个面目”。
民国时期回族侮教案的发生与教外人士对于回教的误解和攻击密不可分，这也说明了在回族认同中回教所占的位置。面对侮教案，以《月华》这样的回族期刊为中心的回族知识分子群，对于侮教案做出了反击，并在反击中加强了回族宗教层面的认同。当集体认同建立在宗教、民族等基础之上时，认同感最为强烈。回教之于回族并不仅仅是信仰的宗教，而是与回族历史及命运息息相关、相伴相生的存在。“故回族之于回教，乃由史之发展，一系传来，子子孙孙信仰靡已，绝非若其他民族于宗教信仰，未必一致或无健全之宗教，或竟无宗教所同比�。亦不若其他宗教之于民族徒为点缀而已也。兹郑重言之，我回教即为我回族之灵魂。”正是在这样的叙述中，回族认同在宗教层面被层层加强，由历史之于现实，实现了回族在侮教案中的凝聚。
侮教案中回族之世俗认同
不同于宗教认同的单纯，回族的世俗认同是一种较为复杂的认同。在回族的世俗认同中，不仅要处理回族与中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回族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小族群与大民族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是民族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中华民族与国家认同之间本质上又是合一的。“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产生的过程，正是在外患日急，现代国家取代帝国国家，两者交互作用中形成的。“这就决定了近代建立民族国家的观念与行动，基本上都是从抵御外部欺压出发，实现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并在共同对付外敌中，使‘中华民族’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发展为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个过程基本上都立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
民国时期，以《月华》为中心的回族知识分子在处理回族世俗认同时，通过现实与历史两种叙述来融合回族、中华民族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叙述的理论基础则是孙中山对“民族主义”的解释。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的积极目的是“即当汉族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治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然而，这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要熔成像瑞士与美利坚民族那种“世界之冠”的民族。这显然已经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即“大民族民族主义”诉求，“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在本质上主要是公民的和大众民主制的，因为它们的主要目标是，以法国大革命所认可的宪法为模式，把大量的同民族人口作为公民纳入政治角斗场。”在《月华》反侮教案的叙述中，回族知识分子正是基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通过现实与历史的叙述，完成了回族的世俗认同。在日本侵华，外患日深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敌人在东北正事铺张，日夜思以谋我，环伺我们的列强，也相互争肥剔瘦，亡我而甘心。在此救死不暇之际，我们有笔应当诛敌，有口应当骂敌，庶可救我中华民族于灭亡”。在严峻的现实之下，回族在反对侮教案中完成了国家认同的叙述。只有一致对外，摈弃各族之间的嫌隙，同归于中国这一认同之下，才能集中力量反抗外来侵略。而侮教案的发生，显然是不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不幸的中国，处此国家多难，外患频仍的关头，国内民众力量涣散，意图联合巩固以御外侮犹不可及的场合，……，引起全国回教民族的扩大抗争，呈现出中华民族破裂的不幸现象，事件无论如何转变，诚为吾中华之最大不幸也。”
从历史来看，《月华》将回族历史的叙述与中华民族及中国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总理在生前，曾誉扬吾回族是有革命性的，认为革命之成功，必须联络回教民族”，《月华》的叙述，正是加强了这种革命形象的建构。王明珂认为，族群以及民族历史的表述中，经常出现的两种记忆方式就是“集体记忆”以及“结构性失忆”，两者在长时段的历史中交互出现，共同完成族群以及民族历史的建构。在《月华》对于回族历史的叙述中，“集体记忆”这一方式更为凸显。“社会现实造成的利益环境，是激起某些集体记忆的主要动因。这些集体记忆由社会精英提供，并借由种种媒体(如报纸书刊、历史文物馆、纪念碑、历史教育等)传播，以强化人群之间的感情。”
回族知识分子正是通过《月华》为平台，强化了对于中华民族以及中国极具认同感的“集体记忆”。回族是深具国家意识的，而且自古对于中央政权都是认同的，“中国之有回教，肇自隋唐，至今千有余年，教徒数逾七千万，约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一，历代回民，对于国家服从义务，未或稍懈，从未闻有拥重兵，据大城，而与国家对峙者。”刁仅如此，回族对于中国的认同并不限于服从，而是有建设性的，“回族自人中华，久经年所，丰功伟烈，历代不乏其人，……回族虽远处西北，不争政权，国家观念，从未后人，徵诸事实，班班可考”。
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都是从时间这一维度对回族集体记忆的建构，从而加强了回族的中华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此外，回族知识分子还从空间维度上，把回族与国家以及中华民族结合在一起。从空间上看，“(再说我们)中国的回教民族，小部分散居内地，大部分是土著边陲各省，对内是鞭长莫及之地，对外为强邻环伺之区，关系国防极为重要，回教民族既有相当文化的贡献，又是构成中国民族的份子，要想提高中国民族的地位，那么对于回教民族的一切问题，也不能搁置不论；换言之就是发扬中国民族的责任，回教民族也担当着五分之一使命”。
民国时期，由于通讯手段的进步，各地都能及时的了解侮教案的情况，并能对之做出及时的反应。《月华》在侮教案发生之后，在专件栏目中便刊登了各地回民教团的抗议电报。其中，1932年第4卷28－30合刊共刊登11件，其中包括：山东、河北、陕西、天津、北京、河南、甘肃等省市。1932年第4卷第31－32合刊共刊登15件，其中包括：北京、陕西、山东、江苏、河北、河南等省市。这样做不仅仅是造成一种抗议的声势，更是建构了一个抗议的空间，从而给侮教者一种压迫感。另一方面则是带给回族的国家认同一个暗示，回族的空间分布与国家版图的紧密结合。虽然，对于《月华》的回族读者，回族的其他部分是“缺席”的，但《月华》的专件栏目所刊登的各地的函件，却向读者暗示了分散在各地的回族民众，从而让读者可以想象出一个与国家版图结合的回族群体，强化了回族的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
抗战条件下回族多重认同的统一
民族认同是有多重层次的，多重层次可以并行不悖，而不发生矛盾。回族认同之中也存在着多层次的认同，胡云生便在其文章中详细的论述了回族的三重认同。在抗战日亟的情况之下，回族的多层认同逐渐趋于统一，即作为回族自身认同的宗教认同与作为世俗认同的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逐渐趋于统一。又恰恰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从1929年至1932年，先后发生了三次侮教案，这无疑是对于回族认同的巨大考验。 《月华》创刊后，对于这三次侮教案都有报道，尤其以北新南华侮教案的报道最为详细，反应也最为强烈。回族知识分子在抗战背景之下，对于侮教案的反应，正是笔者认为的回族多重认同统一的表现。
侮教案发生之后，回族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对于侮教的教外人士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更是借此契机试图加强回族双层认同的统一，将世俗认同与宗教认同结合起来，并将世俗认同作为最终诉求。
在《月华》所报道的第一次侮教案――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侮教案――的同一期中，同时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回民应具国家观念》的文章。作者认为缺乏国家观念的话，即是“落伍”。“回教爱教最笃，团结最坚，斯固尽人知之，然其弊阙有二端，(一)不知使子弟读书通本国文字，以致不能输入高尚学问，职是知识有限，不能与他教处于同等地位，举措之间，动辄失败。(二)误认土阿诸邦为祖国，回民之有知识者固无论矣，彼一般昏聩者流，遽认土耳其阿拉伯为祖国，抛却土著之资格而退居侨民之地位，岂非大惑不解之甚者欤，须知吾人以中华民族而信仰回教。”这样一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回族知识分子试图弥合宗教认同与世俗认同，并认为世俗认同是宗教认同的出发和最终诉求。这正是在国难背景之下，作为深藏在回族认同中的世俗认同的一种本能反应。
1930年，《月华》又刊载了题为《爱国与爱教》的文章，对于回族世俗认同与宗教认同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更为明确的辨析。作者认为，宗教与国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不可偏废。“夫宗教者乃关乎信仰，国家乃系乎生存，换言之，国无宗教以维系人心，则人民咸趋于险恶而国家必陷于纷乱，宗教无国家，则发达甚难，二者不可偏废也”。而回族作为一个宗教认同成分较重的民族，在国难日亟的背景之下，既不利于国家也不利于自身。“吾人安可只爱教而不爱国哉，不观乎彼亡国人之凄惨，永为他人之牛马奴隶，身既不克(可)自主，安能自由信教哉，深愿教胞人人皆具爱国之热忱”。
虽然，作者认为宗教与国家相互依存，进而认为回族宗教认同与世俗认同之间也是互相依存、不可偏废的关系。然而，从行文来看，世俗认同似乎具有更为重要的位置。在国难背景之下，只有加强世俗认同，共同抗敌，免于奴隶的下场，才能最终保证宗教认同。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回族知识分子以《月华》为平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号召回族民众共赴国难，抗击侵略。回族知识分子非常自然的处理了世俗认同与宗教认同之间的关系，二者很自然的达到了统一。这是由于在这些文本的叙述中，回族知识分子通过历史的叙述将回族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大敌既在我们的生存期中来了，我们就有保卫，拥护我们的国家的责任，……，尤其是我们回教人，因为回教人在中国的历史是很光荣的，对于爱国举动向不落后的”，“我伊思兰应及早起来挽救这大好的东亚土地，保护中华古国的荣光，发扬伊思兰为正义而奋斗的精神”，“所以现在我们抵抗日本后，中兴中华，直接有切己关系，间接是为伊思兰人。”中华民族的历史与回族的历史粘合在了一起，中华民族的“荣光”之中有回族的贡献，这是回族与中华民族以及国家共享的“荣光”。
在现实世界中，中华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是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弱小民族，回族知识分子在各种叙述中，认同也发生了转换。作为同样备受西方帝国主义欺凌的伊斯兰民族，在国难的背景之下，更容易找到契合点。“中国自东北事件以来，已至国人存亡立决之时，……倭奴灭，则东亚和平可望，世界和平可望，就是现在呻吟在西方帝国主义下的伊思兰人，也可不致再受日本帝国主义两重压迫，也许因中国的奋兴，而脱离了欧人的桎梏。”在回族知识分子的叙述中，同样作为弱小民族的回族与国内其他各族联合起来，“(于是)弱小民族团结的声调，也就远迈过了一切主张。这种‘弱小团结’的高潮在我国尤为显著”，“当这个需要弱小民族团结，而弱小民族的本身尚且破裂着的时候，最好是抱定互助互存的精神去促进他们的感情的融洽”。
民族主义的来源是大众的情感、记忆和文化，并不在于精英群体的构建。然而，或者更应该说，精英群体正是以大众的情感、记忆和文化为基础，对于民族进行了重新的构建，正因为这样的构建与大众的情感是那样的契合，才会使得民族主义有这样大的威力和动员力。在抗战背景之下，回族知识分子正是通过《月华》为代表的回族文化出版物，通过各种文本的叙述，加强了回族多重认同的统一。
在侮教案之中，这样的诉求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然而，回族知识分子将回族多重认同在抗战救国号召中，完善地统一在了一起。作为“多族群民族”的中华民族，“它们铸造共同的历史并且共享政治记忆”。回族知识分子通过《月华》，不仅铸造了与中华民族休戚与共的历史。在现实中，也分享着共同的政治记忆。在铸造与分享中，回族完成了宗教认同与世俗认同的统一，回族不仅仅是伊斯兰世界中的回族，更是中华民族中的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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