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施莱尔马赫；
异化；
翻译；
解释学 一、施莱尔马赫异化翻译法之渊薮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是德国哲学家、神学家、翻译理论家，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从小就接受基督教思想的浸润。幼年在莫拉维亚兄弟会虔信派学校读书，1787年进哈雷大学攻读神学和哲学，广泛涉猎康德等哲学家的著作。1810年，任教于洪堡特创办的新柏林大学。主要著作有论宗教基督教信仰新约导论以及耶稣传等。施莱尔马赫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他对西方古典经典的翻译与注释方面，翻译著作有柏拉图对话录等。“这位福音传播者也是位柏拉图著作的先导者，施莱尔马赫把宗教领域和人类科学、艺术和智慧的广大领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因此他站在了他那一代进行各种追寻求索的人们的中心。”作为解释学之父，他将自己的翻译实践与理论建构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从更高的文化层次来看待翻译中的异化问题，提倡以“怀柔远人”的方式阐释他者语言文化。
施莱尔马赫是德国解释学之父，“解释学”这个词出现在17世纪，指理解的科学或艺术。在古代作为一种圣经的解释艺术。直到19世纪末，才在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那里发扬光大，成为解释学理论。传统的解释学不仅在人文学科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解释学从古希腊的文献诠释，到中世纪的圣经的校勘和注释，到施莱尔马赫手里发展成为一门更加完善、更加系统的普遍解释学，完成了一个类似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而成为适用于一切人文科学文本解释的普遍学科方法论。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摆脱了神学解释学和法律解释学的束缚，使之从独断论和教条桎拮中解放出来。施氏在理解与误解、语法解释与心理解释、解释学循环、读者比更能理解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至今还影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
施莱尔马赫是最早系统地对翻译进行分类的翻译理论学者。他认为，翻译的必要性在于，远在天涯海角的人们希冀与他者建立相互联系，并且古典语言、现代语言之间的转换丰富了语言文化交际的内容。通过翻译人们可以把一国的学术成果、艺术作品移植到异国他乡，分享人类的精神产品，让异国情调之风吹向读者。施莱尔马赫将翻译分为口译和笔译。（1）从事口译的大多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包括私人、公务信函）；
（2）从事学术文本与艺术文本（包括文学、哲学文本）翻译的人一般都是笔译。对于施莱尔马赫来说，学术与艺术文本的翻译比商业文本的翻译要高一个层次，前者要求更高的原创性，强调引进原文语言中的新颖性和异质因素。他还把翻译分为“真正翻译”和“机械翻译”两种，前者属于文学艺术翻译，它涉及的等值因素比较复杂，翻译的难度也就大于机械翻译。“真正翻译”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要求译者有较强的理解力、敏锐力和艺术素养，这样才能再现原文的艺术风格和原的魅力。口译、商业文本类的“机械翻译”并不是施莱尔马赫关注的重心所在，因为彼时的德国救亡图存正如火如荼，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文学艺术的翻译可以改变人的思想，大规模的文学艺术等人文类的翻译的结果是在德国形成一种新的启蒙运动。
施莱尔马赫坚持认为，语言是思维的产物，离开了语言，人们就无法表达自己的思想，语言的可塑性赋予人们文学艺术的创造力。作为读者或者译者要设身处地再现原来意图和语言风貌，要深入内心世界中去。“一种把自己置于的整个创作中的活动，一种对一部著作撰写的‘内在根据’的把握，一种对创造行为的模仿。这样，理解就是一种对原来生产品的再生产，一种对已认识的东西的再认识（伯克），一种以概念的富有生气的环节，以作为创作组织点的‘原始决定’为出发点的重新构造（Nachkonstruktion）。”在施莱尔马赫看来，翻译是一种解释，而解释的任务就是重建意图。只有通过不断加强语言的修养、了解民族历史、理解及其思想再现的作品，译者才能掌握解释学的艺术，才能打开文学艺术经典的迷宫。译者在与读者之间居于调停的中心位置，既是读者，同时又是译者。他所做的就是将原语读者所感受的阅读效果、审美效果带给目的语读者。
重建意图的最佳方法是保存原语中的异质特点。当时在德国翻译界十分流行的两种翻译方法是直译和意译。直译通常是一种机械的照搬，要么过犹不及，要么因词害意，语言生硬、费力滞重。这种翻译方法体现不了原文的神韵。意译屈从的是语言的无理性，当亦步亦趋复制原文成为不可能之时，原文的句法只好归化成目的语句法，而得到的是一种化“异”的总体效果，成为一种拟译。对于施莱尔马赫而言，翻译经典作品采用这两种翻译方法都不太令人满意。因为它偏离了翻译的真正内涵，在和读者之间不能建立一种真正的密切关系。那么怎么使译者真正理解并且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座畅通的彩虹桥呢由此，施莱尔马赫提出了著名的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方法。“即译者要么尽可能地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将读者引向；
要么尽可能地让安居不动，将引向读者。”将引向读者的情况就是一种归化，其目的是使外国像目的语那样写作，与目的语读者直接对话，就像移民一样，入乡随俗成为当地人。这种翻译策略不符合施莱尔马赫本人翻译柏拉图作品的初衷。施氏的翻译就是要发现和重建柏拉图作品最初始的自然而必要的对话顺序，建立柏拉图对话形式与其内容的密切关系，保留柏拉图对话中的辩证法特点，传递柏拉图作品所具有的对话性和交际性。欲达到以上要求，施莱尔马赫意识到，必须坚持他自己所提倡的异化翻译方法。面对译文屈从于原文，还是原文向译文靠拢的两难问题。施莱尔马赫所主张的是将读者带向，让目的语读者接受充满异国情调的洗礼，让翻译作品呼吸异域之清馨之气。这种对异域的呼唤是一种亲密的阅读和交流行为“翻译是与原作最亲密的阅读行为。当我翻译时，我完全被文本所折服。对于这些在我能清晰记事之前家人就开始天天咏唱的歌谣，我有种特别的亲近感。在这样一种情状之中的阅读和折服有着全新的意义。因为在记忆形成之前内心最深处留下的他者印迹认可了译者对原作所做的越界行为。” 施莱尔马赫主张的异化翻译策略是出于对他者语言文化的尊重。由于目的语读者缺少对原语的理解，译者的角色就是引导读者，向读者传递原文中的原汁原味的意象。将读者引向的过程中，译者要努力填补读者不能理解的语言真空，像导游一样，带领读者到陌生的异国他乡去观光，与他者亲密接触，使本国读者能够像外国读者一样理解原作的风貌，让目的语读者时刻想到的是原语语言文化，感受到该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异化翻译策略与歌德、施莱格尔的观点不谋而合。事实上，在德国从马丁路德开始到莱辛、歌德、施莱尔马赫、尼采、海德格尔，一直延续着与外国他者密切接触的传统。
二、施莱尔马赫异化翻译策略的历史成因 异化翻译策略作为一种文化理念，体现了德国的精英主义意识。它是读者在不离开自己母语的情况下，理解和享受他者文化。它显然是为有教养的文化精英准备的。在当时德国受教育的精英是民族文化形成的中间力量，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策略可以赢得其支持语言改革和政治改良的目的，塑造一种与传统价值观不同的文化。通过这种翻译策略，德意志在民族精神上能够吸收更多的域外养分。
当时的德国在语言、哲学、文学上邯郸学步地模仿法国，而施莱尔马赫的目的就是批评、谴责这种依赖法国霸权文化的东施效颦的做法。一方面，由于法语被看作是从古典语言翻译到德语的中间语言，不少德国人不愿意直接从希腊或拉丁语翻译作品，而宁愿步法国人之后尘，从法语进行二手翻译或者间接翻译。法国人本身则以种族自我中心的方式归化翻译希腊、罗马作品或涵化同时代的欧洲作品，以突出法兰西民族的强大。由此可见，“异化翻译方法不仅是丰富德国的民族主义理论所需要的手段，而且对于形成自由的公共空间大有裨益”。归化与异化的交锋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翻译策略的问题，而是用什么语言塑造民族身份认同问题。正如韦努蒂指出的那样“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理论应该被看作是反抗法兰西归化理论的举动，与其针锋相对。归化的目的是让外国作家走向目的语读者，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有鉴于当时的德国文化落后于法国，为了反对法国新古典主义以来的归化翻译法，提振民族精气神，为了摆脱法国政治上的控制而采用异化策略是德国最佳的选择。异化翻译策略因此成为一种民族主义的文化理论，在他者的基础上塑造德意志文化自我认同，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施莱尔马赫看来，异化翻译策略最直接目的就是丰富德国语言，让目的语读者时刻感受到阅读的张力，使德国文化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弗雷德里克施莱尔马赫要求，除了满足一些条件之外，从不同的语言翻译成德语，应该读起来与德语不同，如果说译文是从西班牙语翻译过来的，那么，读者应该猜得到译文背后的西班牙语的味道，如果从希腊语翻译过来的，亦是如此。如果所有的译文读起来都一个腔调（维多利亚时期翻译经典文本就是如此），原文文本的身份就失去了，它在目的语中被抹平了。在接受语言和文化的特权地位被否定后，原文文本的他异性就可以保存下来。”施莱尔马赫关注的是保存原文的异质性，或者是“他异性”，因而译文读起来应该像翻译，而不像创作。一方面，这种对异质性的向往说明了德国人对新思想的渴望，施莱尔马赫把少数民族价值观看作是构成德国民族文化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说明德国传统语言不足以表达新生事物。“德国人按生性就恰如其分地重视一切外国的东西，并适应外国的特点。这一点连同德文所具有的很大的灵活性，使得德文译文对原文都很忠实而且完整。不可否认，靠一种很好的译文一般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东西。”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民族主义理念可以转变为一种世界主义的视野。对他者的尊重，对世界各国文学艺术宝库的尊重，显示了对翻译的内在需求，这种需求的结果是将各种语言文学经典通过翻译用德语保留下来，成为世界各国的文化遗产，这就是翻译的真正历史和现实目的。在“狂飙突进”这样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各民族之间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不仅如此，这种异化翻译法给20世纪的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带来极大的启迪。可以说，翻译中的“抵抗”、“操纵”、“改写”概念的源头就可追溯到施莱尔马赫的这种强调文化因素的翻译理念。
不仅如此，通过异化翻译，社会精英可以改造自身语言，塑造一种与法国价值观不同的民族语言文化，从这一点来看，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策略吹响了德国反抗法兰西文化强权的号角。施莱尔马赫的语言翻译观同赫尔德、洪堡特一样属于语言决定论，即语言观决定世界观。施莱尔马赫强调的应该也是语言的“构成性”。因此，这种语言观决定了施莱尔马赫的翻译观走的是异化，而不是归化之道或中庸之道。施莱尔马赫本人也说过“归化和异化之间的混合会产生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效果”OSchleierma-cher，2004149）。对于德国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而言，这一点非常重要。异化作为一种外向运动的策略是施莱尔马赫的选择，而归化则走的是一条由外向内的运动方向。二条运动方向必须二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骑墙主义是行不通的。值得注意的是，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不同方法中所强调的是希腊语和拉丁语作为原语的翻译。德意志民族自认为是古希腊精神的继承人，黑格尔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古希腊是德国哲学的故乡，一提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国人油然而生敬意，而施莱尔马赫本人是柏拉图著作的译者，对古希腊的崇拜之情就在于保存其异质性。显而易见，德国人汲取的异质因素的主要来源应该是古希腊、古罗马作品中的语言特性或者借鉴其他现代欧洲语言中的语汇。当时的情形是，虽然普鲁士国王讲法语，但德语毕竟是其母语。双语持有者与翻译相比较，后者更突出的是母语。德法之间的战争使人必须选边站，语言战争也需要标明语言使用者的立场。翻译在这里成为了一个隐喻，一种忠诚于谁、为谁的利益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