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文人及欧阳修之功]文人的背功

  从《诗经》起,中国人与中国的“自然”便绑在了一起,绑得最紧的当数文人学士。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多以触“自然”而感发。有一句话叫做“文因楼成,楼借文传。”不但中国的名楼借“文”传名,中国的名山、古城也皆与“文人学士”、“诗词歌赋”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借用“自然”写诗作赋,是中国文人的思维习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然”成了点燃中国文人灵感的依赖点,没有“自然”点燃灵感,中国的文人像是无法入诗。正是这种互动作用,造就了中国浩浩荡荡的文学史和文化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亭台楼阁和名山名城也成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名人雅士。
  欧阳修也诵“自然”、感“自然”,却不是靠“自然”留名的小家。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是扭转文学史发展方向的大家。曾在安徽滁州建了一座醉翁亭,又留下几篇有关“醉翁亭”的文章,可见嗜酒的程度非同寻常。中国的文人只要嗜酒,非得喝出来成绩和功劳不可。李白嗜酒,常常视物不清,诗兴大起,难免夸大其辞,硬是醉出浪漫一派。杜甫喝酒,喝而不醉,静心沉思,把酒席遣兴的瞬间灵感记下,仔细揣磨打造,精挑细选人文,把唐诗推向了“为艺术而艺术”的高度。苏轼嗜酒,一醉就忘了文人与“自然”的约定俗成,常常越“自然”作词,把宋词推向一个至高点。学生如此厉害,欧阳公作为苏轼的老师,更是能喝出不一般的水平,喝得文坛震荡。
  欧阳公秉承着中国文人喝酒、感“自然”的习气,沿袭着“以诚为本”的文化人格,继续着中国“文人”和自然的依存关系。就是这样一位看似“规矩”的文人,却在中国文学史上掀起了一场了不起的文化改革,把西昆体和骈文驱逐出主流文学,打着“复古”的旗号,暗中“变昆”,推进了文学的发展。说得洋气点,欧阳修并没有完全抛弃形式主义那一套,而是以“变通”之手法,把形式主义的文学技巧引人现实主义的创作之中,拓展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空间。就以此功而论,欧阳公也是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家!更何况老先生涉及多行,行行出色,身上的光环重重,连他的学生苏轼都毫不避讳地为师惊叹:“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以我看来,欧阳公大道胜过韩愈,论事赛似陆贽,《新五代史》也丝毫不比司马迁的《史记》逊色,惟有词作不及李白的诗文。欧阳公之功不在词之高度,他在文学史上的功勋应该是弃“词”而论的。
  玩赏风月,悲歌感慨是欧阳公词赋之风格,也是中国文人的集体风格,欧阳公没有迈出写“自然”感“个人”和游戏消遣娱乐的“小词”,没有在词作上突现个性,这是一种遗憾,是欧阳公的遗憾,也是文学史的遗憾!以欧阳公之才,远可以背离“自然”,另辟文学空间,把宋词由“陈技”转向艺术、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的大气之作。可欧阳公的一生都在与“复古”、“变通”打交道,没有冲破个人和传统选材的惯性,这“革”改得不够彻底,只会变通,却缺失开拓“文学荒原”的勇气。否则,文学史上的欧阳公岂不是更了不得?
  欧阳公提倡“文以载道”,却一直在借自然抒个人情思,缺失社会性的患考。从苏轼赞扬陈季常的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来看,他对欧阳公“词赋似李白”多少是有点恭维之意和师生之情。
  欧阳公之功不在词,而在于对文学发展的贡献上。
  欧阳公实属能人,反对时文写作,却在二十三岁进京赶考之时,一举拿下国子监试、国学解试和次年的礼部省试三个第一。这等才能非一般人能比。这也充分说明欧阳修不但是个改革复古派,同时也是“时文”写作的高手,“变昆”复古自然有据可寻。
  欧阳公也写自然,由“自然”引发个人之情,虽然有些“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味道,但其间用词的精准、妙语的构建的确上升到了艺术审美的高度。不然怎会是大家,大家自然有大家的魅力所在,自然有可叹之处,自然有让其文留传千古的能耐。
  欧阳公的创作灵感也靠“自然”点燃和引发,他的“自然”多与西湖有关。小时候,背颂欧阳公的《采桑子》,常常碰到“西湖”二字,总以为是指扬州的“瘦西湖”,就在前天提笔作文前,翻看注释,才知“西湖”是颍州的西湖。再大些,才知道欧阳公不但是文化泰斗,也是一代名臣,他实行的“宽简”之政,在民间曾与黑脸包公齐名对比。做官难,能得到此等荣誉,岂是一般人所为?欧阳公爱民如子,在颍州做过父母官,在扬州也做过父母官,两地百姓能与欧阳公结缘,真是福气不浅!可欧阳公为何只写颍州的西湖?干脆说为什么每一个注释《采桑子》的人都把“西湖”单单说成是颍州西湖?而没有说是双重所指呢?谁又能说欧阳公在面对颍州西湖感发时,其间没有对扬州瘦西湖的怀念之情?瘦西湖之名气远在颍州西湖之上,我一度为其注释的正确性质疑得无法作文。再细思,这大概就是欧阳公的聪明之处,名气大的隐在情感深处,名气小的实指出来,以文传湖,不偏不向,两个西湖、两地子民无形中都兼顾其中。
  这大概才是欧阳公内心深处的真实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