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古稀之年的生命中，经历了许多事情，大都忘却了，唯独在我26岁那年所干的一桩非常不道德的行为，现如今尘封在我的心底，无休止地折磨着我。 40年前的“文革”运动中，我尚是大学的青年助教。因家庭的复杂社会关系问题，为躲避政治是非，我什么革命群众组织也没加入，只做个清闲的逍遥派。但是，在“工宣队”进驻学院后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中，哪晓得我没躲避掉“政治”，“政治”却找到头上来，把我推进“牛棚”里接受审查。在受审期间，“工宣队”领导一再声明，凡举报他人政治问题有立功表现者，可提前“解放”，走出“牛棚”。为此，本着向党表忠诚交心的意图，也为了早日走出“牛棚”，在书写检查交代自己问题的材料中，我竟然把与我同住一问房的王讲师在一些日常闲侃中，对一些敏感时政问题的看法，竹筒倒豆子似的书写进材料里，交给“工宣队”临时党委。讵料，在一次“工宣队”主持召开的全学院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大会上，一位“工宣队”领导当场宣读王讲师的“反动言论”(其中有一些是我交心的内容)。接着由两个佩戴有××革命组织袖章者将王讲师推上台，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给他戴上手铐，推上吉普车带走了。
一时间，如同有一把锋利的匕首刺戮着我的心，使我剧痛不已。领导不是常教导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心里有什么问题要向党组织表忠诚交心吗?没想到因此惹出如此之大祸。日后，我怎么去向王讲师忏悔?为此，我不但没获得“解放”走出“牛棚”，“工宣队”反而对我的审讯与日俱增，勒令我联系自己家庭复杂的社会关系，深挖自己的思想根子，反省王讲师那些言论有哪些跟我的思想产生共鸣，等等。这时，我想起佛语云：“爱欲之人，犹如执炬，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我在“牛棚”里日夜苦思斗自己，如何拯救王讲师获释?
在那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年代，在中国的政治田野里，什么都在演变中。在所谓的“世上只有阶级爱与恨”的宣教下，儿女揭批父母，妻子揭批丈夫，学生揭批老师等等畸形现象几成时尚。特别是最令人望而生畏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除公检法专政者外，还多了个由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组建的群众专政机关，并开设有囚房，跟公检法专政机关分工。对一些他们认为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先由群众专政者予以收审(王讲师就被囚禁在这种专政机关)；如果被收审者报清公检法专政者审查认为不够法办条款的，退回群众专政者。由于囚禁得太多，装不下了，他们对囚禁久了又没审出什么新问题者，放出来交给受审者的工作单位，由革命群众指挥其天天从事体力劳动改造，吃喝拉撒都要受他们管制，不可有半点怨气。至于他们错抓了你，错囚禁了你，他们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也不说个错字的。你若硬欲讨个说法，他们会理直气壮地说，当时抓了你，囚禁了你，是革命的需要；现在放了你，也是革命的需要。反正在那个年代，你背时倒霉挨整了，唯有吃不完兜着走。
一天，学院“工宣队”领导把我叫去，说群众专政机关有两人叫我去核实我交心的关于王讲师的那些言论。我去了，他两人把王讲师的一些经他们整理过的我交心的言论，叫我逐条表态签字。在近半年的“牛棚”生活磨难中，我体验到整人的个中玄机。于是，我对他俩说，能否让我带回“牛棚”认真琢磨呢?他俩同意，并给我三天时间。
那时候，我想起了让一雅克・卢梭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也为此作了忏悔，但却不改正自己的行为，这样的人像什么呢?像手持一条肮脏爬虫的人。即使他跳进全世界的水中，也洗不干净。又说，改正自己的行为是一种道德自觉、灵魂自律、良心自省……是一种高等文化的象征。于是，我决定，全部否决那些言论是王讲师说的，是我为了获得“解放”走出“牛棚”的胡说八道。只要王讲师能无罪获释，给我戴上手铐住进那群众专政机关的囚房，我也会心安!
林彪事件发生后，全国形势有所改观。群众专政机关取缔了，各单位的“牛棚”也拆除了，我和王讲师回到同住的原房间里了。当我俩会面，我跪在他面前向他作忏悔时，他尚不知晓个中玄机。我告知他后，他说，这场政治运动，我们都经历了一次灵魂荡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