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裔科学家钱永健与另两名美国科学家共同获得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三人将平分1000万瑞士克朗（约140万美元）的诺贝尔化学奖奖金。 我在与国人一起分享他在世界高端科技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与荣誉的同时，又欣喜地发现我与钱永健竟还有一些相同之处：我俩同为男性，同年同庚，都是属龙的。有缘于此，使我有了与钱永健一比的想法。
1952年5月，钱永健出生于美国纽约，在新泽西州利文斯顿长大。同年6月，我出生在“七朝古都”开封，在郑州长大。钱永健小时候患有哮喘病，经常呆在家里。他对化学实验感兴趣，常常在家中的地下室做化学实验，一做就是几个小时。我小学还未毕业，就会背唐诗、宋词、《三字经》什么的，爷爷常夸我：“这小子长大准有出息。”
1968年，16岁的钱永健获得美国给予高中生完成科研项目的最高奖，即西屋科学天才奖。而我16岁那年，正赶上史无前例的“文革”，学校领着我们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主要任务就是斗“黑帮”，把两个教师剃成阴阳头，让他们在太阳底下暴晒；脖子上挂破鞋，让他们光着脚丫子游街。
1972年，钱永健拿了美国国家优等生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深造。而此时的我，正在郑州北郊花园口“五七”青年农场学习“修理地球”， “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记得有一次，我拉着粪车从城里回到连队，在往化粪池里倒粪时，一不小心，连桶带车一下子掉进了化粪池。当时，我脑海里一下子闪现出全国知青模范金训华为在洪水中抢救两根被冲走的电线杆而英勇献身的壮举。于是，我就毫不犹豫地跳进化粪池用力向上推车，在岸上同学的帮助下，粪车终于被弄了出来。这件事后来上了我们知青场部办的《知青报》，我因此着实光荣了一回。
1977年，钱永健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生理学博士及博士后。同年，我因为长期受害于“极左”路线，除了所谓的“革命化”，一无所长。我结束在农场7年多的“历练”，回城被安排在一家大型国有工厂里做翻砂工，这几乎注定了我以后全部的命运。
1989年，钱永健成为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药理学教授及生物化学教授。而此时的我，则由进厂时的学徒工转为正式工。
1991年至1995年，钱永健又先后获得帕萨诺基金青年科学家奖、比利时阿图瓦－巴耶－拉图尔健康奖、盖尔德纳基金国际奖、美国心脏学会基础研究奖等一系列奖项。而此时，我在厂子里混日子。社会腐败现象像瘟疫一样传染到了我们厂里，我们厂由盛到衰，工人工资先是减发，后是停发。工厂走到了破产边缘。
1995年，钱永健当选为美国医学研究院院士，1998年又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而1995至1998年三年中，我所在的工厂则因各种原因，难以为继，处于瘫痪状态。没饭吃的工人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到市里省里上访。市里组织的联合工作组进驻工厂调查一段时间后，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工人买断工龄，工厂申请破产。就这样，我以31年工龄，3.58万元的价码买断了工龄，加入了“失业大军”。
比较之后，我很伤感：我俩小时候差不多，长大了――用范伟的话说就是“差距咋就那么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