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初结束，这有可能么？ 我们知道，抗美援朝战争是1953年7月份结束的。任何一本中国当代史的书籍都对此有详细记载。《新华词典》关于“抗美援朝运动”的解释中也有这样的文字：“中共中央根据朝鲜政府的请求和中国人民的意愿，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开赴朝鲜，经过近三年的英勇奋战，迫使美国于1953年7月签定了《朝鲜停战协定》。”但是关于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初结束的可能性，许多有关朝鲜战争的书刊都没有提到或者语焉不详。
笔者是有关抗美援朝战争资料的搜集和阅读爱好者，但以前也从未想过这一问题。一直到阅读沈志华教授《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一书，才了解了当时这种说法的巨大可能性。
1950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阿富汗、缅甸、埃及、印度、印尼、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叙利亚、菲律宾等13国提案。13国提案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撤军、联合国军中的美军撤军，美军舰撤出台湾海峡，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监督南北朝鲜军队解除武装，由6个联合国成员国组成不超过5万人的军队留在朝鲜维持治安，海港、边境由联合国视察员进行视察以保证上述条款执行。停火后6个月，由联合国朝鲜委员会主持选举。选举后3个月，上述联合国部队撤走。联合国部队撤走3个月后，联合国朝鲜委员会撤走。1951年1月13日，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通过了“三人委员会”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补充报告。内容首先是朝鲜停火。停火实现后，“所有非朝鲜的军队将分适宜的阶段撤出朝鲜，并且将依照联合国原则订立适当措施使朝鲜人民对他们未来的政府表达他们的自由意志”。“一俟获致关于停火的协议，大会将设立一个适当机构，其中将包括联合国、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政府代表，以便按照现有的国际义务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来求得远东问题的解决。其中包括福摩萨（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问题。”
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的新议案，明显对中、朝方有利，它顿使美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美国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美国投了赞同票，是“热烈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
那么这个决议如果实现，对中国会产生哪些影响？沈志华教授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以翔实的材料、充足的论据，对这个决议和它产生的可能性及后果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对于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实现停战的绝好机会”。从大的方面来说，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美国此时接受停战，就等于是以战败者身份来到谈判桌前；北朝鲜政权得以完整保留，莫斯科所担心的引起美苏冲突的远东危机也烟消云散，中国履行了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有北朝鲜作为缓冲地带，毛泽东对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心自然可以化为乌有；甚至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较为合理的解决。
但是1月17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拒绝联合国决议，拒绝停火休战，甚至说“将永远抹去三八线这一政治地理的界线”。中国政府这一表态实际上正中美国下怀。
从当时的军事态势来说，经历了三次战役（第三次战役就很勉强），中国志愿军全部越过三八线，占据韩国首都汉城，前锋抵达三七线，可谓战绩辉煌。但志愿军上下都清楚，大军损失严重，极度疲惫，困难重重，已成为强弩之末，亟需停战喘息。彭德怀坦称，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像此时这样害怕过（几十万大军存亡）。彭德怀1月27日还致电毛泽东，请示由北京播发中朝军队拥护限期停战并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但中国政府就在此时拒绝了联合国停战决议。
在拒绝停战决议后，毛泽东不顾彭德怀的一再请求，下达发动第四次战役的命令，要求志愿军打到三六线上的大田和安东，“然后再进行最后性质的第五次战役”。但彭德怀知道，这个命令只是一个空想，完成这个战役目标，“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就连现有的三七线能否保住也是个问题。
果然，美国军队迅速转入大规模反攻，志愿军顿时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彭德怀用尽全力，才把中朝军队撤退到三八线以北，以后双方的战斗再也没有越过三八线以南。
为什么一向具有战略眼光的毛泽东，这次在战与和的大计上竟作出如此决策？沈志华教授分析，一是中国革命胜利使他产生了支援世界革命的理想和抱负，朝鲜战争和初战胜利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二是毛泽东在决定出兵之初就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且必须速战速决。实际上这一方针不仅超出了中国安全和国际义务目标的需要，更是中国军力所难以办到的。抗美援朝战争第一、第二次战役中，美军意外“不堪一击”和苏联空军及时参战，更促使毛泽东对战争总体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三是苏联、朝鲜施加的压力使毛泽东无法在眼见的成功面前打退堂鼓；四是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经验和知识。
这次决策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第一，从此开始一直到正式停战，中国基本上都处于守势和被动的地位。无论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线问题，还是最后的遣返战俘问题，其结果大体上都是接受了美国的方案。第二，为了实现同一目标（本来可以在1951年初实现，而且肯定是更好地实现，结果在1953年7月才实现），多付出了志愿军干部战士的重大牺牲。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阵亡11.4万人，负伤25.2万人，被俘失踪2.56万人，因伤病致死3.46万人，总计损失兵员42.62万人，远远超过美军的损失。统计数字表明，志愿军损失总数的四分之三是在1951年联合国停战决议之后发生的。就是说，由于未能抓住机遇及时停战，多付出了30万人的伤亡！第三，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万吨，战费开支人民币62亿元。其中多数是1951年之后发生的，仅1951年军费预算就占国家总预算的45.64%，这样就严重拖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后腿。第四，造成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地位。朝鲜战争爆发前，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已经出现了对中国有利的趋势，而13国议案，特别是补充意见，明显是出于对中国同情的立场。但中国不仅拒绝，而且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这就伤了许多国家的感情。1月30日联大政治委员会即通过了美国控诉中国为所谓“侵略者”的提案；5月18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的决议。尽管美国做了大量工作，但也反映出许多国家对中国由同情转为相反的因素。第五，对两岸统一“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联合国1月13日决议案没有单纯说朝鲜战争，而是一揽子提出了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如果按照联大决议停火，由英、美、苏、中四国会议讨论台湾问题，根据当时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倾向性意见来看，解决台湾问题要比后来简单和有利得多。
在客观地回顾抗美援朝战争时，我们既要看到值得自豪的胜利，也要看到后果严重的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缺乏决策的民主机制，恐怕才是这次失误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