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著作翻译的境遇】经典著作翻译

   摘 要:中国文学从上个世纪开始一直在走出去的道路上步履维艰,人们长久以来把注意力和批评更多地放在译者身上,本文试图重新检视这一个过程,从中找出相应的原因,以期重新反思相应的策略 。
   关键词:中国文学;走不出去;译者
  
   1. 引言
   中国文学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英文版与法文版的创刊,到 2010年初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的启动,一路上尽管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也可以说步履蹒跚。谢天振在《今天,我们该如何纪念杨宪益先生》一文中说,尽管几代中国人前仆后继、孜孜以求,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无数翻译家和出版人勤勤恳恳的工作,可是,中国文学并没有借助这种国家级的翻译和出版实践而“走出去”。[1] 在同一文中谢天振教授批评了在国内翻译界乃至文化界的一种误解,以为“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只要迈过了翻译这第一道坎,也即解决了翻译问题,这‘走出去’就取得成功了”。[2] 的确,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走不出去的过错都要归结在翻译的头上,翻译失败最终的归结又会落在翻译家头上。因此,长期以来,“论及文学翻译及翻译作品的时候,人们似乎关注的更多的是译本的质量问题”。 中国出版集团总裁震宁宇曾指出,“中国文学走出去,最紧缺的人才是中介人才,就是能够了解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同时又能够了解过市场,和国际出版机构很好的中介机构”。 [3]胡安江接下来说,“假如我们把译者也视为其中的中介人才,应该没有人会反对。这一点的确不错。但是相应引发了其他问题”。[3]如胡安江所说,媒体与公众所具有的种种压力及文化焦虑,不适当的投射到了他们对于译者模式的资质上。王伯华在其文章《论中国文学之“走出去”》[4]里用了杨宪益夫妇与戴卫・霍克斯的《红楼梦》译本的在国外的接受性作了一个比照,简单的讨论了读者接受问题,一方面对杨宪益夫妇的谦逊态度作了肯定,但另一方面也否定了他们的译本。我们不难看出王伯华的讨论视角依然没有逃出把问题指向翻译家的窠臼。所以本文试图重新评估中国文学的走不出去这一问题,并试图找出一个新的视角。
   2. 走不出去的魔障
   2.1好的译本=走出去?
   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问,既然霍克斯的译本比较成功,似乎应该很有助于中国文学的走出去,可是得出的结论还是,中国的文学还没有走出去。且不说中国文学,即便是《红楼梦》这部作品本身是否就真地走出去了呢?事实上也没有?其余的中国名著如《水浒传》、《西游记》都有了比较成功的译本,他们的译者沙博理、余国藩都是中西文化兼通的人,但是这样的译著依然少人问津,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问题。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翻译者调整翻译策略就能解决的问题,不是一个简简单单只要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语言习惯文化背景就能够解决的问题。翻译的接受问题,也就是所谓文学走出去的第一步,并不仅仅取决于翻译质量本身, 还有很多翻译之外的问题应该考虑。
   2.2翻译之外 ――走不出去的障碍
   当前国际译学界已经认识到,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两种语言文字转化的技术性工作,而是受制于多种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以及复杂的文化交际行为。因此翻译,包括我们现在讨论的对外翻译,要想取得预期的成功,就必须全面地考虑以上各种因素。
   外国文学的传播在中国也只是一时的辉煌,现如今也是相当的凋敝,这里就涉及到另外的问题。第一,现代人,现代的读者,对于文学的需求有多大,他们的品味,他们的阅读层次是什么?第二,英语为母语的读者对于英语文学的传统经典又有多少兴趣?第三,中国的当代读者又对中国传统经典有多少阅读能力?第四,作者所说的中国文学究竟是指传统经典还是包括所有的现当代文学?如果包括,也不能说中国的文学没有走出去。第五,既然是作为中国文学经典而存在,那么如果按照作者所说的一味的迁就译入语读者的接受,那又有多少中国的成分可言?那又怎么能算得是中国文学的走出去呢?
   这几个问题可以放在一块讨论,在全球一体化的大潮下,人们的生活节奏和压力越来越大,我们试问一下,中国文学,尤其经典文学的读者群到底有多大,到底还有多少人愿意静下心来阅读文学作品。经典已经渐渐远离国人的视野,我们又怎能期待外国人感兴趣呢?我们还是看看翻译家葛浩文给我们提供的外国人的视角,“美国读者喜欢短的,越短越好。如果像那个《青衣》,一百多页,只要不太贵的话,会有人买,因为是短篇。你看,标准就是这样的,我那些同胞多蠢。”“所谓的知识分子小说他们不怎么喜欢。他们喜欢的有两三种吧,一种是sex(性爱)多一点,第二种是politics(政治)多一点,他们很喜欢的。其他像很深刻地描写内心的作品,就比较难卖得动,可能美国人就是怕看那个。”[5]
   2.3译入语读者的接受。
   当然,我们并不能一概否决所谓读者接受问题,但是,那只能是考虑, 不能是牵就。刘绍铭在论述《桃花扇》的英译时说,“《桃花扇》尽管是中国知识分子深爱的名句,译成英文,绝难有原文一半的效果。语言文字之美丧失了不用说,剧中振荡的历史感, 也无法引起外国读者的共鸣。中国读者念到 ‘开国元勋留狗尾, 换朝遗老缩龟头’。也许会掷卷三叹,可是这么沉痛的话,除非加上说明,否则很难从译文中看出来:
   Truly, compared to my distinguished forebear I am the tail of the dog; and these refugees from the new regime draw in their necks like turtles”(徐青君是明代开国元勋徐达的子孙,现在当了清朝皂隶, 因此他在剧中以狗尾自嘲)。[6]
   这样的论述同样适合于其它经典的翻译,《诗经》、《离骚》所带出来的黍离之悲,去家国之痛,与中国文人传统知识分子,字里行间 ,感同身受。然而,即便是中国读者, 新生代, 也难免产生隔膜,就更不用说那些外国读者了,其生存长养之环境去中国 “不知几千里也”,又谈何共鸣,又怎么能“成功”?董桥说,“新闻电讯翻译关心的是传递信息的功能而已,经史子集古今小说的翻译追求的才是两种文化沟通技巧和传意艺术,牵涉了学和术和情和理,不经过数十寒暑的浸淫没有资格置喙。”虽然他是从翻译的本身的不易来着手,但是也说出了传统文学翻译所面临的真实境遇,译事本身就费甘苦,纵使如霍克思的译本在董桥看来“教我大开眼界者无页无之, 教我半信半疑者也有一些。”[7]可见即使是国手翻译也未必能尽如人意。
   另外,既然是作为中国文学经典而存在,那么如果按照作者所说的一味的迁就译入语读者的接受,那又有多少中国的成分可言?那又怎么能算得是中国文学的走出去呢?我们的对外翻译,的确期待使中国传统经典能走出去, 可是因为考虑到了译入语读者的接受,一味“否定”像杨宪益夫妇的翻译中的“死板”,而都采取大卫・霍克斯的“帮助西方读者”的译法,又有多少中国的味道呢? 邵璐说,“葛浩文在翻译莫言的早期作品《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时,在译本里加上了一些原著没有的东西,譬如性描写,而在翻译《生死疲劳》时则删除了一些比较露骨的性描写。” [5]这样的翻译,灵活性倒是有,但是传达给外国人的中国人的形象还可以信赖么?这的确值得反思。假如我们要靠这种模式让中国的文学走出去,那走出去的又是怎么样的中国文学你呢?“我们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应力求最大限度地保存原文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色。在翻译时,语言可以转化,甚至可以归化,但文化特色不宜归化”。[8]虽然这话是针对引进外国文学来说,可是也不能否认其在让中国文学走出去时我们应该遵循的原则。
   3.结语
   在全球一体化的大潮下,翻译面临着新的挑战,这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文字处理工作,其已远远超出了只是对文化传通的手法的探求。对于文学翻译,特别是对传统经典的翻译更是如此。很多因素,包括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因素也参与其中。“我们对于世界文学舞台的渴望和期待,更多的还是平等的沟通、交流和学习,从而获得更加深入的相互间的了解”[9]。很多中文词汇能够进入牛津等重量级字典,就是中国文化能够以其自身面目也能够为西方很好接受的明证,所以新的翻译模式,翻译组合的需求,新的突破应该可以找到。我们对于我国传统经典走出去问题的探讨不能只停留在苛责译者的层面,应该调整我们的策略,从多个角度去考虑,从市场需求的把握到翻译的技术层面,从读者接受问题到经典的核心如何在传译过程中不变形的问题都应自己加以考察。过分迁就外语读者,就会造成误译,误导;太过执着字面又会影响传通。所有这些问题,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只是一两个相关译者个人的事情。以我们所能做的不是对于翻译家的苛责,也更不应该因为需求的低迷而停滞不前,而是放开胸怀,寻球多角度文化文学译介。不能只把眼光局限于经典文本著作,可以通过改变经典为影视剧作的多层面对外输出。 只要我们眼光放开,中国经典是应该可以走出去的。
  
   参考文献:
   [1]谢天振. 今天,我们该如何纪念杨宪益先生?[J] 东方翻译,2010(1)第 7页。
   [2]胡志挥.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为我国对外英语水平一辩[N]中华读书报.2003.Jua.23。
   [3]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 [J]中国翻译, 2010(6)第10-16页。
   [4]王柏华. 论中国文学之“走出去”[J].东方翻译,2010(5):4-9。
   [5]邵璐. 莫言小说英译研究 [J].中国比较文学,2011 (1)第51 -60页。
   [6]刘绍铭. 桃花扇传奇英译 [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75-83。
   [7]董桥. 刘文指要 [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第244页。
   [8]孙致礼. 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 [J]. 中国翻译, 2002(1)第40-44页。
   [9]谢玺璋. 中国文学正在收获世界[J].全国新书目.新书导读,2010(1)第15页。
  
   本文系“功能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博物馆汉文化翻译实证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K50510080009)。
  (作者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