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于上世纪40年代中期的歌剧《白毛女》，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如今它被誉为红色经典。它红在哪里?红在它表现的是重大的政治主题――阶级压迫、阶级斗争。何以成为经典?因为它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典范(早先是为土地改革服务，后来是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服务)。在革命斗争和阶级斗争年代，人们只能充分肯定它高度评价它，不可能对它提出任何质疑。但是，在思想解放的今天，只要稍作深入思考，便不难发现，这部红色经典作品的内容其实是经不住推敲的。
经不住推敲的主要是杨白劳这个人物。我们首先来分析(推定)一下杨白劳的阶级成分和经济状况。作品没有说他给地主黄世仁家当长工，自然不是雇农；也没有说他租种地主黄世仁家的土地，当然也不是佃农。是中农吗?也不可能，剧作者不会选取一个中农作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典型。那他就应该是个贫农了。贫农是有土地的，只是土地少而家境贫穷，绝不是一贫如洗，一无所有。我们假定杨白劳有二三亩地，在北方农村，一般两年可种三茬。正常年景，他们父女俩靠二三亩地维持当时较低的生活水平是没有问题的，遇到好年景甚至可能略有富余(一般地说，在旧时北方农村，经营调节得当，一亩地可将就养活一口人，比如人多地少的山东半岛即是如此)。杨白劳于种地之外还做豆腐生意，无论是常年做还是冬闲时做，如同农村的铁匠、木匠、瓦匠、石匠等有某种手艺的少地农民及兼做小商小贩的少地农民一样，既靠种地有饭吃，又凭手艺或做小商小贩有钱花，这在那时的农村，比单纯种几亩地的贫农要好得多，当属光景尚可甚至不错的人家。再假定杨白劳并不种地，而是个豆腐专业户，那他的家境就更不会差了。做豆腐卖除了赚钱，还可赚下豆腐渣。可别小看豆腐渣，它既可人吃又可做饲料，这在贫穷的农村，即使财主家也是被看作有价值的“副产品”的。
凡是那个时代在北方农村生活过的人都清楚，上述乃是千真万确的实际情况。然而，《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却被描写成为一个极贫的典型。他贫到什么程度呢?一是过年的饺子面是邻居大春家送给的，二是只能给女儿扯上二尺红头绳过年。这就实在不可理解，令人难以置信了。人们不禁要问，他种地所得，卖豆腐所赚，都哪里去了呢?是被地主黄世仁抢去了吗?剧里可没做这样的交代呀。
杨白劳既然不是雇农也不是佃农，他就不是个直接受地主剥削的农民，就是说，黄世仁与杨白劳并未形成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于是，剧作者就安排杨白劳做了黄世仁的债户，偿还不了所欠黄世仁的债，就成了导致杨白劳及其女儿喜儿悲剧的关键。然而这也是经不住推敲的。一个农民兼做豆腐生意，设备工具很简单(不过一磨一锅两个筐)，原料普通也有限(十几斤豆子足矣)，劳动力是自家的，几乎不需什么本钱，还用得着借债吗?我反复设想都找不出杨白劳借债的原因。退一步说，即使杨白劳偶有特殊需要借了一点点债(他无必要也不可能多借)，卖上一年或一冬豆腐所赚总可以偿还得了的(一般地说，豆腐的利润至少可以达到对半，杨白劳手里应该是有几个钱的)。所以，被逼以女儿抵债的情节是十分勉强的，是难以令人置信的。根据我对杨白劳的家庭经济状况的分析，说他借了债和还不了债都是不能成立的，因而接下来他们父女俩的悲剧也就失去了逻辑支撑。
此外，“杨白劳”这名字也起得有点荒诞，“白劳”即“白干”的意思，他种地多少有收获，卖豆腐也会有赚头，怎么能说是“白劳”呢?解释只能是这样的：剧作者是为了突出阶级剥削、阶级斗争这个政治主题，才为人物起了这样脸谱化的名字。
在《白毛女》剧中，杨白劳的“寿命”短，戏也少，不是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但他却是决定悲剧剧情的关键人物。如果这个人物经不住推敲，导致这个人物悲剧的原因不能成立，那么，整个剧作的内容也就难以让人说“是”了。
文学作品的创作是要虚构的，是要进行艺术加工的。但这种虚构和加工应该合乎实际，合乎情理，合乎逻辑，否则，就是违背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真实性原则的造假。旧社会劳动人民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这是事实，关键是怎样去真实地表现，让人信服。其实，不仅仅是《白毛女》，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为了配合(迎合)现实政治需要而创作的概念化宣传性作品，都存在主观故意造假的问题，如《半夜鸡叫》、《草原英雄小姐妹》、《艳阳天》之类，都是作者刻意臆造(至少是夸大)阶级斗争的“杰作”!现在此类作品虽然少多了，但并未根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