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7日，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推出了我国首个《中国高考状元职业状况调查报告》。课题组通过核查2007中国高校杰出校友排行榜发现：在杰出企业家中没有一位高考状元；在学术领域，中国两院院士、外国两院院士、长江学者、长江学者成就奖获奖人等专家名单中，均没有出现高考状元的名字；同样，在杰出政治家中，也没有高考状元。这也说明了状元仅是“考场状元”，尚未成为“职场状元”。
上述资料的公布，虽然引起社会上一些人的惊诧，在我看来却属“实乃必然”。
这些年来，夸状元之风一年比一年刮得猛。每到高考结束，不但报纸、电视用大篇幅、长时段宣传状元，且各级政府颁发重奖，这样，就使得状元们无限风光。相形之下，那些不是状元的学生，元气大伤，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这种社会风气几乎把所有的人都圈在里边。我朋友的孙子，因为高考成绩一般，受到父母的批评，竟羞得整个夏天都不出家门。在这样的情况下，高考状元未能成为职场状元的报道，怎能不引起全社会的惊诧？
说它“实乃必然”，这是因为，其之所以如此，完全应归咎于我们现行的高考制度。现行的高考，完全是一种应试制度。当然，它和之前“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推行的所谓推荐制度相比，不知要好多少倍。试卷面前人人平等，“真假老包”一考便知分晓，再不会把那些出身好或有门路的白痴、“二百五”送进大学，也不会把出身不好而成绩优秀者拒于大学门外。但是，应试制度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它的唯一标准就是分数的高低，而不可能顾及到应试者实际能力，这就从客观上鼓励了死记硬背的人。因为高考的题都是有现成答案的，答案非此即彼，只有一条“单行道”可通。谁记住了这条“道”，谁就能考出高分数；谁不通这条“道”，就只能吃低分。而此种办法，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考生的多维思考和创新能力。也正因如此，才会出现普遍存在的“高分低能”现象。于是，就理所当然地出现高考状元受到全社会的夸赞却在职场中不能再当状元的尴尬局面。须知，职场状元需要的是能力，需要的是创造性而不是分数。能力之树常青，而分数则是灰色的。
走笔至此，不由得使我又联想到中国古代的状元来。状元之名缘于科举制度。自汉代起我国就有考试取士之法，但科举制度则肇基于隋，确立于唐，至宋代才臻于完善。科举考试分乡试（省级考试）、会试（每三年在京城举行的全国考试）、殿试（皇帝在金殿亲自策问的考试）三种。元是第一的意思，乡试第一称解元，会试第一称会元，殿试第一才称状元（现在的高考状元只是省考第一，严格讲是称不得状元的）。因为科举考试说到底也是一种应试制度，上边出题，下边应对；对上了就算考中，对不上就立刻出局。这样，考出来的状元，尽管八股文或诗写得很好，但这和真正的社会实践毕竟是两回事。我大体上算了一下，从唐到明末，在名将、名相、名宦中，除南宋末的文天祥，再没有一位是状元。至于名诗人、作家、科学家，也没有一位是状元。整个清朝二百余年，倒是有三位状元是有名气的。一位是翁同�，光绪皇帝的师傅，著名的维新派人物；一位是张謇，不但开工厂、办实业很成功，且是一位很有名的教育家，辛亥革命后还当过南京政府的实业总长。另一位是洪钧，曾任清政府驻德意志的公使。不过，他不是名宦，其名气是因为娶了名妓赛金花做小老婆，别的无可言说。
尽管自古至今的高考状元们大多数不能成为职场状元，但我对他们还是很尊敬的。因为，从学习的角度讲，他们的勤奋和用功实在值得称道，真所谓头悬梁、锥刺股，青灯黄卷半刻不懈。而这些人，一般人品都较好，虽然当不成顶尖人才，但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是他们的通性，这一点很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