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市公安局局长张跃进痛心地说，近年来，民工第二代犯罪的比重正逐步增加。由于他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家庭经济不富裕，且又染上许多社会不良习气，而其父母由于工作繁忙，又疏于管教引导，因此民工第二代违法犯罪问题已日趋突出。（《中国青年报》2007年10月30日）
我们知道，城市农民工已经遭遇到了种种权益的损失，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农民工是城市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果不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那么纵使给农民工以市民待遇，也改变不了其自身的处境。
就业制度的阻碍和排斥,导致了农民工职业的边缘和低下，加大了他们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风险，并引发农民工在生存保障上遭遇多重困难和障碍。他们中的多数以维持较低的生活标准和维护基本的生存环境为首要的保障需求，这一需求显然与普通市民的生活保障要求不在一个层次，而在医疗、教育、住房、收入方面寻求政府的支持与保护，对很多农民工来说则更是一种奢求。如此，导致第一代农民工具有普遍的边缘心理。
现在，无锡市公安局用铁的事实警醒我们，农民工“第二代”同样具有明显的“边缘心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或多或少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排斥与歧视。这不能不让我们警惕隐藏在边缘心理中的世袭因子。
不难发现，农民工“第二代”在城市中的失范行为，与城市居民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农民工的犯罪现象，日益成为牵涉城乡社会结构转型、影响城市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更成为政府公共管理的焦点问题。
首先，体制隔离造成的边缘化地位导致农民工“第二代”身份认同的混乱。不可否认，农民工“第二代”仍然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他们虽进入了城市，但又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同，造成了他们的生活地缘边界、工作职业边界与社会网络边界的背离，使得他们在城市里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尴尬状态。
其次，隐藏在边缘心理中的世袭因子，还容易导致相对剥夺感的强化和放大。农民工“第二代”既无符合城市社区行为规范的内在信条，又无城市提供给他们正式的接收渠道和组织，现有的城市管理政策亦未将他们纳入其中，造成了社会对他们在城市中的权利、责任和预期的混乱和含糊，不断地使这一群体对城市产生对立的情绪。
有研究者发现，流动人口犯罪的可能性与他的社会流动性有关，其流动性越高，所感受到的相对剥夺感越强，发生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随着农民工“第二代”在城市工作、生活的不断增多，由于他们在观念、价值观等文化特征方面,与城市居民有着较大差异，因而在城市中受到歧视，这也是引起农民工“第二代”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对抗性情绪，增加两大群体之间发生冲突和磨擦的可能性的重要原因，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
因此，我们既要防止弱势群体的被剥夺感放大，也要警惕“边缘心理”中的世袭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