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役军人有光荣牌吗 [先让监督者光荣起来]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上的报告,很是精彩,据说报告时掌声响起达数十次。我想,这绝没有夸大。譬如,报告中说“创造条件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就极为精彩,值得喝彩――在感奋之中,忽然我就想到,该给总理提个建议:“创造条件” 的最当紧事之一,就是创造让勇于监督者及勇于接受监督者真正光荣起来的“条件”。
  近些年,地方与中央没少表彰先进。从行业标兵、劳动模范到道德楷模、见义勇为积极分子,综合的、专项的,可谓应有尽有。但是,一个应有的表彰――对反腐英雄、监督模范的表彰,缺位的时间是否也太过久远,也该提起关注了呢?十几年来,因反腐而导致家破人亡的吕净一、因反腐而被劳教的郭光允、李文娟……有哪一个曾被官方作为反腐英雄、监督模范真正对待过?与公仆里的败类相斗、与官场里的假恶相搏,其艰险、磨难,比之普通意义上的见义勇为绝不逊色。有的,更不知要险上多少倍。令人不解的是,对这些民族“脊梁”,甭说大规模、高规格的专题表彰,就是“搭车”弘扬一下他们忠诚、无畏的精神,也未见过踪影啊!他们之中,有的还算“有名”,还算“幸运”,但相当多的,却是太多的“另类”处境,太多的无言与泪水,与光荣相隔的距离太远了。我们只是依稀记得,“黑脸”姜瑞峰和将贪官胡建学押上审判台的公丕汉们――虽然他们是专职干部,不能代表“民间”、全体的英雄,但毕竟还在一定范围里公开受到过表彰和肯定。可回过头来想想,无论从行业自身还是从更广阔的范围比,就是这小范围的“认定”,是不是也太少、太少了呢?
  反腐英雄、监督模范的处境尴尬、光荣不起来,其害日显:党的形象受损,反对腐败和推进民主的艰巨性进一步加大。因反腐及反专权、霸道而受打击、遭迫害,人们可以理解。但在其举报的腐败、专权行为得到纠正或者一定程度的纠正后,却得不到相应程度的政治、精神的肯定和抚慰,令人怎能不心凉,怎能不发出“不会再举报”的慨叹呢?过去有句口号,叫“一人当兵,全家光荣”,那是啥导向?如今“一人反腐,全家遭殃”,又是啥导向?要知道,这个“遭殃”的负面影响的不只是一家,而是周围或更大范围的干部、民众。在这个背景下,如果有谁还希冀涌现出为反腐而豁出命的群英行为,那自然就有些冒傻气,有些幻想了。前些日子,有纪检官员在媒体大发感慨,说缺线索、少朋友,“反腐败……成了一种困局”(见2007年11月19日《文摘周刊》)。近些时候,又有监察部副部长屈万祥在全国两会上直言:“领导到处讲情,办案下不了手。”(见2008年3月8日《新京报》)想想看,两位领导直言的状况,与反腐不那么光荣的大气候,能说没有关联吗?在广东的两会上,有代表对司法问题的批评尖锐了些,便遭到了与会代表的打断,并且赶紧声明“我们都听不见”、“不代表我们的意见”,唯恐惹祸上身――在最应发扬民主、体现监督的时候和地方,代表们的做派却是如此的懦弱和丑陋。这与反腐不那么光荣的大环境,又能说没有关系吗?
  当代社会,我们有足可借鉴、汲取的经验和教训。外国的“三权分立”,我们不能仿效,但民主制衡思想的一些要素,还是可以“拿来”的;国内曾搞过“大民主”运动、支持过“造反有理”,我们当然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但民主监督精神,还是应贯彻落实的。可“拿来”与应“落实”,不能只是口头说说,起码要有些匡扶正义之举才行:肯定反腐败、反专权的先进人物,肯定勇于接受监督的领导干部,积极创造监督光荣的环境和氛围,切实调动起人们的政治积极性,就是“创造条件”中的最急需“条件”。行这样的正义之举,自然要慎之又慎。但无论怎样慎重,也不能老是坐而论道、叶公好龙,老是杞忧无穷。明白人不会不明白,这样做,绝非打开“潘多拉盒子”放出妖魔,制造自己的反对派、掘墓人。我们只是扬正气、灭邪气,推进民主政治,促进事业发展。应该有理由相信,我们党执政多年,做好这点工作的能力还是具备的。倘若不是这样,总想寻摸出种种理由,舍弃这种努力――实际上就是舍弃了“创造条件”的基本功。
  古代的“千金市骨”故事,显示的是做事的诚信与决心。今日的落实“条件”说,不妨就继承一下“千金市骨”精神――中华民族,从来不乏“脊梁”,让“脊梁”们堂堂正正活在民间,就是当下“更有效地监督政府”最需要创造的“条件”,至少也是最需要创造的 “条件”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