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指“包着钱的红纸包儿”，是腐败的载体之一。有人认为，在红包的大小、作用和普及程度方面，今日官场红包与古时没有明显区别，但在名称和递送技巧方面，区别却很显著，让人感觉到传统断裂的痕迹。比如清朝官员到北京行贿，先要按规矩到琉璃厂的字画古董店问路。讲明想送某大官多少两银子之后，字画店老板就会很内行地告诉他，应该送一张某画家的画。收下银子后，字画店老板就会到那位大官家里，用这笔银子买下那位官员收藏的这位画家的画，再将画交给行贿者。行贿者只要捧着这张很雅致的毫无铜臭的礼物登门拜访，完璧归赵，行贿就高雅地完成了。相形之下，现在的官员真是太俗太蠢太无知了。
其实，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今天的官员送红包，有俗的，也有雅的。纵观当今官场各种各样的红包，无论数量、质量以及递送技巧，都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送的对象看，由于现在是信息社会，对所送对象的把握比过去更快捷更准确。通常的说法就是“红包有眼”，如同那望远镜、显微镜，有着惊人的透视率和准确的分辨率，可以在茫茫人海中捕捉到目标，然后像精确制导导弹一样，哪怕远隔千山万水，也能指哪打哪。中弹者主要是书记、市长、局长、处长等实权人物。
从送的时机看，清朝有个术语叫“三节两寿”，“三节”指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两寿”指官员自己和夫人的生日。“三节两寿”是清朝官员送红包的主要时机。现在呢?“三节两寿”肯定要送，元旦、“五一”、“十一”也要送，还有领导出国、住院，领导的孩子上学、结婚以及领导的乔迁之喜等都是要送的，较之“三节两寿”已经大大地发展了。
从送的内容看，过去送银子或字画，现在除人民币外，还有送存折、牡丹卡、美元的。尤为让人开眼界的是，在一些地方还有了“身体红包”。最近看到一幅漫画：一位领导家里堆满了现金和礼品，而门外又有人敲门，领导透过猫眼儿一瞧，原来是送礼者带着一个体态丰满、婀娜多姿的小姐。领导马上兴奋起来：“原来是个活物。”这个“活物”就是“身体红包”，胡长清、张二江等腐败官员都享用过。
从送的形式看，过去拐着弯儿送钱，虽然很雅，但毕竟送了东西。现在呢?有些高手根本就不用“送”，神不知鬼不觉地对方就“收”到了。比如以打牌的形式送钱，打牌时领导的手气特好，技术特高，一个晚上可“赢”几万；又比如以中奖的形式送钱，当领导购买福利彩票或参加有将销售活动时，那彩票号码和摇奖机很通人性，也知道密切联系领导，一开奖，领导不是特等奖就是一等奖。如此等等，送红包的手段十分隐蔽，送者不动声色，收者心知肚明。
从送的效果看，现在的红包效应比过去“又好又快”，可说是“立竿见影”。郑州市坊间流传着市委原书记王有杰的卖官四部曲：送30万元他“嗯”一声，意思是你的要求会考虑；送50万元他“噢”一声，意思是你一定会得到你要的官；送80万元他“哎”一声，意思是结果比你预想得要好；送100万元他会惊叹地“哟”一声，并主动看你一眼，意思是你可在我的职权内任意挑选想要的官。你看，这红包的成效多么明显。
行文至此，愚以为，随着时代的变迁，红包也在发展变化，红包的市场在拓展，红包的功能在扩大。在一些地方和单位，红包是万能钥匙，没有打不开的锁；红包是通行证，没有走不通的路；红包是感情的黏合剂，没有交不上的朋友；红包是魔术棒，没有变不出的戏法；红包是敲门砖，没有进不了的门；红包是撒手锏，没有摆不平的事……
要治理红包，办法很多，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办事公开”。如果把官员选拔、工程承包、经费划拨等敏感事情都放到“阳光”下操作，“公开”就会带来“公平公正”，红包就失去了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