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在他的历史著作里，自述平生：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我所知道的许多文人，和柏杨先生的立场是刚好相反的：他们只为帝王唱赞歌，却很少说人话。 从前，一个晋国人捂住自己的耳朵，去偷人家的铃铛，他成为了天下人的笑柄。
不幸的是，这个动作被国人重复了千年，迄今不衰。
从前，一个笨人在自己藏金的地方，立起一块标牌：此地无银三百两。
今天，这样的标牌并未绝迹。它们的继承者，是一些聪明的政客。
曾几何时，我们欢呼官员“下海”，以为这是社会转型的起始。后来，我们沮丧地看到：官员“下、海”，贩卖的依旧是权力。
近年来，我们又欢喜商人入仕，认为这是政治改革的前兆。但种种迹象又一次使我们失望：商人入仕，追逐的依旧是利润。
著名企业家韦尔奇有一句名言：你如果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就要和那些成功的人站在一起。
这句话被今天的知识界奉为圭桌，是他们正在努力实践的处世方略。但是许多人的行径，用一句一千年前的中国古语来形容，或许更为贴切。这个成语叫做：趋炎附势。
在一个地方，如果一个犯了罪的人见到警察却不害怕，这里的治安可能不好；但是，在一个地方，如果一个没有犯罪的人见到警察依然害怕，这里的状况会更糟。
有一种文化叫做休闲文化。譬如：超女。
有一种文化叫做帮闲文化。譬如：诗人“王幸福”。
令人不解的是，帮闲的文化人常常嘲笑、贬斥休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