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登上文学批评的舞台，贺绍俊至今已在文学批评领域坚守了30年。30年间，伴随着文学浪潮的一次次汹涌沉浮，经历了文学界无数次的革故与鼎新，也见证了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的崛起与成熟。贺绍俊写下了数百篇、计百余万字的文学批评文章，出版了《还在文化荆棘地》、《重建宏大叙述》、《铁凝评传》、《中国当代文学图志》等多部著作，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努力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与力量。
一、“潘贺双打”与文学批评学科的理论建构
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改革开放推动着文学的繁荣发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逐渐开禁，文学从长久以来受制于政治的附庸地位反过来推动着政治的开明，同时更加重视文学的独立价值。西方作家作品的大规模翻译与引进，使中国文学在短期内汲取了西方文学发展的百年成果，新观念、新方法层出不穷。文学批评也一改政治法官的面目。多元化的批评空前活跃，批评界引领潮流、启迪民智的精神品格得到确立和张扬，每一次文学变革的发生，文学新面孔的出现，都离不开批评家的摇旗呐喊和理论指引，批评家与作家良性互动、相得益彰的关系共同构建了当代文学健康发展的新格局。
贺绍俊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登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舞台的。年轻时的贺绍俊大学毕业来到《文艺报》，与他的同事潘凯雄共同演出了连续几年的“潘贺双打”，驰名文坛，这是贺绍俊走上文学批评舞台的第一次华丽演出。从《走出思维定势后的选择――论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的新调整》一文开始，这两位年轻的文艺编辑，紧贴文学创作的前沿，联手写作了大量的批评文章，为当代文学发展进行及时性地跟踪与评析。在他们的关注对象中，既有当时复出文坛的林斤澜，也有新锐作家莫言，以及创作成果迭出的孙春平、孙慧芬，和今天已不太为文坛所知的许谋清、朱晓平等人。“双打”的批评文章以诚恳、理性和建设性的姿态，立足于对文本的精细分析，解读作品与时代之间隐秘的精神联系，探求潜藏于文本之中的作者情感与思维向度。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标准一统天下，“双打”重新接续了注重文本分析的批评路径，为文学批评重返正常的行进轨道作出了积极有益的尝试。他们一方面通过文学批评强化着改革开放的精神价值，另一方面又非常重视文本的审美价值，“潘贺双打”时期的文学批评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追寻的精神价值同步，意味着文学批评在“走出思维定式后的选择”中，已逐步找回自己的独立与尊严。
应该指出的是，“双打”的批评并非毫无原则地为创作歌功颂德而陷入另一种附庸的陷阱，它同样有着自己清晰的审美判断，在精心呵护健康和有创造力的创作的同时，对内虚、浅薄、畸形的创作也给予了不遗余力地批判。以《我们缺什么――对几种畸形文学现象的描述与剖析》为例，针对当时文坛出现的以人身攻击为能事的“骂派”批评、以“新潮”为幌子的亵渎神圣的创作，以及以“重视读者”为借口的趋势媚俗等现象，文章尖锐地指出。畸形文学现象的产生，不能一味地将责任归咎于文学外部条件的变化，其根本是文学工作者不具备现代知识分子意识所致，即缺乏健全的人格、独立的思考、民主的意识和科学的精神。文章进一步分析道，当代文学工作者身上存在着传统旧式文人依附性的“清客”特征，使得他们的“骂”缺乏了内在的自我独立审视精神；“新潮”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外来文学的模仿，短暂的生命力会使作家自我满足感因其虚幻而破灭；面对消费市场的强力冲击，作家将面临精神变形的危险。这些振聋发聩的批评声音，对当时文坛某些不良的创作倾向作了及时有力地矫正，至今仍有警示意义。
与大多数成名于文学批评的写作者不同的是，贺绍俊从事文学批评之初就对批评本身的建设性有着清醒的理论自觉，他既注重对创作现场的跟踪式阅读与批评，又对批评自身给予足够的理论关注。如前所述，“双打”的开篇便是对批评的研究，在《交流：对文学批评本体论的思考》和《文学史的构架及其基本规律初探》等文章中，又深度探究了文学批评的本体特征和内在规律。其中《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群体》一文，对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家群体作了集中研究，根据其批评特征，将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归纳为五种类型，即紧密联系现实生活实际的思想性分析的理论批评群、审美分析理论批评群、心理分析理论批评群和科学方法论分析理论批评群、哲理思辨性理论批评群。从命名中可看出，尽管作者对批评群体的规律性概括还不够准确和成熟，但文章试图从批评家的理论背景、批评方式和语言风格等方面区分出不同的特色，这应该是较早对当代文学批评所作的理论审视，开创性不言而喻。这一时期所作的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研究，初步奠定了随后出炉的《文学批评学》一书的理论雏形。
1991年12月，由潘凯雄、蒋原伦、贺绍俊合作撰写的《文学批评学》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首先赋予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具有完整性和独立性特点的文艺学科的合法性地位。并从批评本体、批评主体、批评文本和批评方法四个板块进行体系建构。文学批评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和特定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是作者面对审美现象的一种有序的还原活动，包含着细密地解析与重构，整个过程具有逻辑性和整体统一性。作为批评主体的批评家，他的批评活动受生活、文化及思维的影响，不同心理特征的批评家面对同一个文本或文学现象，会作出截然相反的审美判断。批评活动中的精神解析与重构要通过具体的批评构架来完成，根据批评元素的不同，一般可分为意向构架、理念构架和文学史构架，它们是由批评主体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决定的。同时，批评方法的选择至关重要，它影响着批评的视角和尺度，并最终决定批评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基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不甚发达的实际，该书的论述主要以西方文学批评为理论背景，兼及参照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特点，并且充分吸收了20世纪人文学科研究的新成果，对文学批评作了全方面的探讨与建构，形成“文学批评学”的整体观。三位同道合著的《文学批评学》与同一时期的同类著作相比，无论在论述方式还是体系建构上都显示出灵动与新意，至今仍然有其理论的光彩和实践的价值。
贺绍俊对批评的思考始终伴随着他文学批评的历史进程，可以说，他是边从事文学批评边思考批评本体的，写下了一系列关于文学批评的文章。《批评制度与批评观念》、《批判声浪强烈冲击文学批评现状》、《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笔谈》等文章集中表达了贺绍俊对批评的思考。在《批评制度与批评观念――关于新世纪文学批评的思考》中，他认为“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积累，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已经形成了一支相对比较成熟的队伍。”但是“批评给人的感觉依然缺乏力量”，关键原因在于在一体化批评体制解体后，只注重引进西方批评理论，比如参照西方的批评体系。目前我国的文学批评也区分为学院批评、媒体批评、主流批评三种类型，但这三种批评模 式的划分是建立在简单模仿的基础上的，并没有结合当下的实际。换而言之，没有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相应的批评制度，这就造成了批评类型的混淆、批评观念的不充分、批评实践的平面化，所以批评的力量也就减弱了。对这一情况，贺绍俊提出，在批评观念与批评实践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批评制度的环节，批评观念要通过批评制度才能在批评实践中得以实现，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学批评制度是极为重要的。应该说，在批评家中很少有人思考建立“批评制度”的问题。
二、跟踪式“把脉”与创作个案的深度解读
贺绍俊历任文艺报社编辑、常务副总编和《小说选刊》主编等职，文学编辑的敏感与责任，为他的批评写作注入了强劲的精神动力，面对新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他常常遏制不住言说的激情与冲动。从早期出版的文学批评专著《还在文化荆棘地》开始，他便以跟踪式的阅评为创作“把脉”，其中对知青小说意义的探讨，是较早出现的知青文学研究成果，为知青文学在主题辨析、内涵深化和风格确立上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也影响着后来的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
近年出版的《重构宏大叙述》和《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等批评专著，依然体现了他对文学前沿动向的敏锐感应。他笔下出现的批评对象，既有成熟作家的新作，也有文学新人的创作，而早些年所评论过的作家作品，有的已淹没于时间的深处，有的在新时期文学史上依然散发着价值之光。当代文学是一门发展运动着的学科，作为文学史叙述前期准备的文学批评，对确立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地位起着初步遴选的作用，批评家既要接受时间对其批评眼光的残酷检验。又要抵制批评实践中来自政治意识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压迫与诱惑。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强力推进，中国的文化结构也在发生着鲜明的变化，一大批活跃于文坛前沿的批评家在社会转型期承受不了强烈的心灵阵痛，纷纷选择转向文化研究或史论研究，有的干脆离开了文学的舞台，批评队伍一度分崩离析。在此背景下，贺绍俊一直坚守着文学的精神家园，从未缺席于创作的现场，无数次参与文学现象的热点评析，写作了大量的作家论、作品论和文学思潮论，以自身的批评实践，参与、丰富并推动着当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对铁凝创作个案的深度研究是贺绍俊文学批评中的一次自我超越。之前，他的写作多是随机性的、及时性的，体现了艺术直觉的敏锐性，同时国内大报大刊主编身份的责任与局限也表现得较为突出。他难以获得时间和精力对重点作家或者文学现象作出更有体系的研究和更有深度的理论探索。理论批评界历来认为，“散打”式批评很难彰显一名批评家系统与厚实的理论素质，而对体系的建构，应是批评家们共同的梦想。《铁凝评传》和《作家铁凝》是贺绍俊进行体系建构的一次成功尝试。其时的他已到高校任职，从杂志编辑转为大学教授，实现了更具研究意义的角色转化，建构体系的梦想也燃烧得更为热烈。
从代际划分，铁凝应归属于知青作家一类，但纵观她的创作，又与这代作家有着鲜明的区别。她的意义，在于给新时期文学的长廊中塑造了系列个性丰满的人物形象，并为文学界提供了诸多关于叙事方式和叙事伦理等命题的思考。贺绍俊在对铁凝作系统研究中发现，她早期的创作有两个重要的源头：一个是呼吸新鲜气息的农村生活经验，一个是享受和谐关怀的家庭生活经验另外一个潜藏着的生活经验，是在北京生活时的童年记忆。这些经验的发酵，促成了铁凝早期一篇又一篇美丽小说的诞生。她早期的作品缺乏波澜壮阔的时代气势，也没有错综复杂的宏大叙事，取材多是庸常生活中的纯净瞬间，力求在对日常生活的描摹中发掘人性深处某些固定不变的美质。她的日常生活叙事中。审美趣味与当时读者的审美期待不相吻合，与20世纪80年代以揭露和控诉为主潮的写作潮流擦肩而过，注定了她难以进入文学场域的中心，而“快乐地游走于集体写作之外”。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和思想的日益成熟，铁凝将启蒙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传统地进行了很好的融合，既避免因其偏狭、尖锐而成为批判的靶心，又写出了一种人类普遍共有的情感。这种情感超越国别、民族和地域，虽烙印着鲜明的民族心理，精神内核却能为全世界的读者共同触摸，这就是优秀的作家在书写人性时体现出来的超越性。
一个作家便是一部简明的文学史，尤其是那些参与了当代文学深度建构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某种程度上就是文学史发展的细节呈现。贺绍俊对铁凝各个阶段创作的解读。着眼于作家生活的时代背景，突出强调作品艺术形象与作家人生轨迹的双重映现，在文本解读、理论归纳和生活情境还原方面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他作出如是总结：“铁凝在人格统一的前提下，保持着自己的三重身份角色：政治身份、作家身份、女性身份。在现有的文化背景下，要使这三重身份，特别是前两重身份和谐统一而不发生异化，这是一种很高的人生智慧。这三重身份，也给他提供了三种观察世界的视角。”的确是中的之语。
三、建设性与精神性的批评理论形态
“建设性”是贺绍俊文学批评的伦理核心，体现为批评理论的体系建构、批评的话语风格和对批评本身的价值期许。关于理论探索的建设性。从三人合著的《文学批评学》建构起文学批评的学科体系，到对铁凝创作个案的深度解读。再到近年来写作的《宏大叙述：从解构到重构》、《从政治、经济和艺术的合力看国家文化形象》、《从精神性到典雅性》、《现代汉语思维的中国当代文学》等单篇论文，以及后文要专述的《中国当代文学图志》，贺绍俊表现出了充分的理论自觉，力图在对文学发展的整体把握中，深度探索和集中阐释某个文学现象的基本规律，建构起当代文学批评的系统性。
关于批评方式的建设性。贺绍俊的文字风格是温和文雅的，很少有疾言厉色，即使有不同于他人的理论见解，也总是以一副诚恳探讨的姿态，作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论证。他认为，对话与交流是建设性文学批评最基本的形态，批评家只有抛弃法官和导师的姿态。与作家进行平等的对话，才能实现彼此的审美共振。批评不侧重于对作品的是非判断，而是要进行建设性的审美探寻，要能指出作品潜在的艺术价值。批评“强调的是对文学作品中积极价值的发现与完善。批评家即使需要进行赞美，也是建立在积极价值基础之上的赞美，而绝不是溢美之辞；另一方面，出于对积极价值的完善，批评家也会对批评对象进行批评，指出其不完善之处”。
关于批评效能的建设性。在贺绍俊看来，批评是一项建设性的工作。批评家用批评的方式与作家一起共同建设一座文学的大厦。有了这种预设的价值期许，文学批评才会赢得作家和读者的由衷尊重。贺绍俊的批评理念和话语风格，虽然少了些凌厉惊骇的锐气，也让他没能成为文坛关注的焦点，但其坚守的姿态让人感佩。在当下的批评语境中，有两种批评模式值得警惕。一种是摧毁式批评，批评家往往无视作家劳作成果，以轻率的否定让作家煞费苦心的努力化为泡影，这种破坏性的姿态犹如鲁迅先 生所形容的“在嫩苗上驰马”；另一种是极端的誉评，或者说是献媚的批评和表扬至上的批评。贺绍俊认为，两种批评方式都无益于文学的健康发展，都不能与建设性的批评画等号。因为这样的批评“不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只要舍得丢掉面子、降低人格，就能办到。而建设性的批评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的，是要真正研读文本、思考问题的。因此，建设性批评兴旺发达起来后，那些污七八糟的批评才会偃旗息鼓”。
“精神性”是贺绍俊文学批评着力阐扬的理论焦点。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大规模涌入，曾一度被视为精神威权的经典、英雄、理想、使命等内容，被充斥文坛的自由欲望所消解，由威权建构起来的精神圣殿也被摧毁。贺绍俊对此显得忧心忡忡，“对于文化进程而言，我们要摧毁的只是精神的威权，而不是精神本身，在摧毁精神的威权之后，迫切需要重建起自己的精神家园”。他认为，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在重建精神家园方面突出体现在民族精神的重建上，对民族精神的关注与阐释，也是他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切入点和学术目标。一是因为在弘扬和培育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方面，文学艺术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有着木可替代的独特作用。通过对新世纪小说中承载的民族精神的重新阐释，有益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有益于民族精神的与时俱进；二是当代小说的精神容量经历了波浪型的起伏，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之交，在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小说为了摆脱过去僵化观念的束缚，一度热衷于形而下，作家们痴迷于故事性、技术性，或者原生态式地还原生活的写实性，大大淡薄了小说的精神内涵。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和贫困》一文中，贺绍俊论述了文学的价值在于“无用之用，众用所基”，在于给人带来心灵的慰藉，当下的文学丰富性与贫困并存，“最大担忧在于文学精神的贫困”，“当代文学的精神贫困是多方面的，在我看来，在当下的大众文化和物质主义的背景下，当代文学尤其缺乏三种精神资源。一种是诗性精神，一种是批判精神，一种是悲剧精神”。只有把握住历史的机遇，在面对丰富而又新鲜的中国经验中升华自己的精神境界。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逐渐重视故事背后的精神性追问，不仅丰富了小说的精神内涵，也带来小说艺术的突破，充分说明小说的文学性与精神性的密不可分。”“20世纪80年代，小说基本上承担着启蒙和拯救的社会职责，汇入到整个社会的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大潮之中，其政治思想的意义大于精神文化的意义。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激化下，虽然小说摆脱了政治话语的拘禁，可是并没有因此而拓展精神层面，不过是顺应着市场化的潮流，坠入形而下的层面。新世纪小说出现了可喜的反拨，开始从形而下回归到形而上，同时也由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整个社会对民族精神的强调，小说相应地也注重起对精神内涵的追求。”贺绍俊试图通过对新世纪小说中体现的民族精神的研究，对中国文学如何坚守本土化，如何更好地利用和开掘民族资源，作出自己的理论概括。
四、建构文学批评的宏大叙述
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扮演着前沿先锋的作用，批评家的劳作价值既体现在为健康的创作风气保驾护航，又体现在为文学史家的史论架构选择适宜的叙述对象。中国当代文学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文学成绩有目共睹，而因其发展的不确定性和评价标准的多元性，致使数量繁多的当代文学史撰述中并未出现绝对的权威叙述，每个文学从业者对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得失都有着自己异于他人的见解。因此，每个批评家的心中，应该都有写作一部当代文学史的宏愿，这既是对文学评价的审美冲动使然，又体现出一种建构理论体系的内心焦虑。客观地说，或许由于受职业身份的影响，贺绍俊前期的文学批评部分显现出平面化的特点，数量众多的文学评论文章表现出风格与精神价值的相似性，在理论的阐述上不够深入，少数评论文章则表现出了媒体批评的特色。到高校任职后，建构理论体系的焦虑更为明显，从对铁凝的研究开始，他便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研究策略，在保持对当下创作批评敏锐性的同时，开始向更注重学术性的学院批评转型。
2009年12月，贺绍俊与巫晓燕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图志》一书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历时性的文学发展为叙事线索，着眼于对各个历史阶段文学特征的整体概括，既注重对各文学门类作类型分析，又注重对文学思潮的宏观把握。在对经典性作品的详细解读中，突出强调时代变革与社会环境变化对作家个性及作品风格的影响。在理论建构上，紧紧围绕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潮，着重探析现代汉语思维观照下的当代文学特征，对文学制度的建立和调整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也作了深度阐述。该书最大的特征和突破是关于“新世纪文学”的论述，在之前出版的多部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论述的下限多至20世纪末期，《中国当代文学图志》将新世纪以来近十年的文学成果悉收囊中。所述的部分作品发表或出版的时间都还不太长，体现了著者敏锐的判断力及确立文学经典的探索精神。如果没有他始终保持的对当下文学创作及时而敏锐地评论，要在一部文学史中完成正在进行中的“新世纪文学”部分的书写是不可想象的。该书集中阐释了贺绍俊对当代文学发展研究的整体观，他之前批评文章中体现出来的学术视点，在书中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呈现，其中关于“青春文学”、“中国经验”、“政治同构”等理论命题的探讨，在吸纳时代同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深化。从整体性看，这可视为他建构文学批评宏大叙述的标志性成果。
三十余年的编辑与批评实践，贺绍俊执著地坚守于文学批评的阵地，从青春勃发的激情年代一路走向人生的冷峻与成熟，在经历了文坛风风雨雨的洗礼之后，研究从不断地转型中走向系统和深化。他的文学批评历程，折射的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艰难奋发的学术进程。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楚雄师范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