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得像天堂的国家【美永远只是天堂】

  《边城》起源于梦和回忆,是乌托邦式的憧憬和追忆。“《边城》整个调子颇类牧歌”①,“是一部idyllic杰作”②。但在这憧憬和追忆里,却沉淀着往昔地狱般生活的阴影和对现实的清醒体察,在恬淡优雅的表层,牧歌意象背后,潜藏着深刻的沉重与哀痛。《边城》是沈从文生命和生活理想形式的表达,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描述着“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③;而故事内容的悲剧性质和作家叙事行为的犹豫、迟疑,则蕴含着作家思想与情感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边城》由此避免了其他乌托邦作品的纯粹化和单一化,具有丰厚的审美意蕴。
  《边城》是一部乌托邦作品,却内蕴着深刻的悲剧性。文章既洋溢着乌托邦憧憬的快乐和美好,也流淌着挥之不去的忧伤和绝望。作家在“名誉或认可,友谊和爱情”都已经得到时,在乌托邦的想象里愉快地展开叙述。但随着文字的推延和故事内在悲剧性的全面铺展,作家逐步复活了全部的生命体验和情感记忆,叙事行为不断发生变化。写作过程中又因母亲生病重返湘西,苦难衰败的现实唤起了作家深层次的悲凉,叙述结构层层逆转,悲剧最终形成。
  故事伊始,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欢乐祥和的边城风光。作家采用传统的全知叙述视角,舒缓迂回地展开叙述,或停顿介绍风俗民事,或荡开一笔插入过去的事情,故事时间几乎停顿,而文本时间一再延宕。边城山涧水畔绿簧密林的阴护下,茶峒人摇曳多姿,无拘无束地生活着,它是远古桃源的延续:桃花流水人家处,鼓声蓬蓬过端阳,吊脚楼妓女也浑厚淳朴,水上船里水手勇敢而多情,热闹公平的集市交易等等。翠翠、天保、傩送在风日里自然健康地成长。黄昏,河面起了一层薄雾,翠翠与二老在端午节的夜晚相遇,潭水里白鸭缓缓游动……作家把积极的叙述欲望,把“我要说”的活泼急切稍稍压抑,用诗人的心情优雅地叙述着。在牧歌的氛围里,讲述了当地一个灵秀女子与一个军人美丽的恋爱和双双殉情自杀的结局,巧妙地嵌入了翠翠不幸的身世。行文若有若无地染上了忧郁,文章的基调渐渐显露。
  两年后,翠翠到了嫁人的年龄。文章全知的叙述视角模式有所转变,作者在翠翠的身上逐渐渗入往日伤痛的心灵体验,读者和作者、故事人物的距离逐渐拉近。翠翠的故事越来越牵动着读者:翠翠未出生,就失去了父亲,还没来得及学会睁眼看人,母亲又喝了生水自杀。翠翠只能与年老的祖父相依为命。看着新嫁娘,看着偎依在母亲身边娇弱的财主女儿,翠翠只有孤独地、沉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哼起柔和而凄清的迎神歌。祖父看着孙女的乖巧美丽,却无端地担忧翠翠会像她死去的母亲。而首先进入祖父眼里的求婚者大老那点世俗的计较,使祖父为孙女归宿的合适人选发着一份忧愁……故事基本不再游离主题,转入匀速叙述状态。但作家此时仍然保持着叙述的意愿:爷爷美好而有趣的性情、翠翠对祖父的撒娇、翠翠和二老的接触与无言的交流,少女心思悄悄萌动……
  事情出现不如人意的岐错,作家的叙述口吻明显地忧愁起来:大老求亲不顺,兄弟出现嫌隙、母亲的悲剧被一再重述、翠翠莫名地恐惧爷爷会死去,莫名地伤心哭着、祖父酿了一汪眼泪……作家的叙述态度明显迟疑,但毕竟还有愿意叙述的事:大老二老对于翠翠纯真的爱,情窦初开的少女对爱情的缜密心思……这时,故事已经基本转入移步换人的叙述方式,第三人称实际上是“我”的代码。爷爷、翠翠、大老和二老各自都有着苦恼和困惑,却不能互相沟通。这种限制的叙述方式把读者牵引入故事中,叙述者的声音弱化直至隐藏,读者和作者的距离进一步拉近,共同感受着翠翠的伤心委屈和那一份追求美的梦。
  大老死去,悲剧完全呈现。作家的叙述节奏明显加快,前面十五节多方铺陈,而从大老出事至全文终结,却只有六节。作家是“不忍说而强说”,文本时间大幅度压缩,故事基本只限于情节介绍;苍老的祖父心力交瘁地奔走着,二老出走,顺顺拒婚……事情越来越陷入僵局,处处弥漫着忧伤与挫折。唯一的勉强安慰就是翠翠的懂事能干、两山竹篁里鸟雀的歌声浮着翠翠午睡时对爱情甜美的梦……但作家的微笑里却分明含着眼泪。最后,爷爷在暴风雨的夜晚抛下了翠翠,河水横涨渡船流失,白塔坍塌了……故事在丧葬的悲哀和暴虐的毁灭中进行。叙述者完全隐藏甚至消匿,作者直接进入人物,尽情倾吐着无限的压抑和苦痛,舔吮着往昔的伤口。沈从文十四岁就进入军营,亲眼阅历杀人无数,屡屡与死神擦肩;此后来至北京,受尽侮辱和嘲弄,精神的伤残和肉体的折磨已经达到忍耐极限。往事不堪回首,近于初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这记忆,伴着此后每一个春天,咬着我的心,我的春天也永远成为十分凄凉的了。”④半夜棺木前,别人已经讲起了笑话,只有翠翠(作家)凄凉地、哀痛地呜咽着,一遍又一遍地哭着。翠翠唯一的亲人也失去了,伤心而孤独的翠翠(作家)为美和美的易于流逝而感叹着:半夜里一颗又一颗大流星划空而下……
  顺顺做出让步,但在明知二老愿意娶翠翠的情况下,却以二老不在场为由不去马上确认翠翠的身份。杨马兵的陪伴,缓释了悲剧的沉重,但悲剧的趋势完全不可逆转。二老心中存留着大老的死,顺顺不能完全释然,翠翠又怎能放得下自尊和骄傲,况且还有爷爷的死!纵然时间可以冲刷大老和祖父的死所带来的创痛,时间又怎能抹平岁月的沧桑变换?即使二老回来,他们还会有纯真的爱情吗?十二个点的省略号,显出了作家无法言说的悲痛和矛盾。文本时间为零,作家完全被伤痛、绝望击倒,放弃了故事的叙述。文章末尾,“也许……也许……”表面上看作家还怀着希望,实际是恐惧彻底的绝望毁灭自我。
  《边城》是这样一部沉痛的悲剧,但它并未带来摧人欲折的哀恸。人们为悲剧的不可避免而叹息,同时也为这淳善、率真的人性而感动,泪水中含着微笑;那跌宕多变的叙述,使幕启时的欢悦里掺杂着丝丝缕缕的忧伤,当大悲痛降临时,顺顺、杨马兵和过渡的人所显示出的人性美,又使我们从哀哀不绝的哭声里听到了希望。
  《边城》的情节可以简化成几句话:爷爷希望帮助孙女找到理想的归宿,却只能含着未了的心愿无奈地死去;翠翠追求幸福优美的爱情,最终却只能独自一人在河两岸之间摆渡;天保追求翠翠不得,溺水而死;傩送怀着诗一样的生活和爱情憧憬,最终却选择了放弃和远离。几个主要的主语所生发的动作对象,都发生了逆向变化,其共同的状语都是背弃主语心愿的转折词。故事的开首是翠翠和祖父在河边摆渡,故事的结尾仍然是摆渡的场景。故事人物合理的、有价值的动态变化被压制扼杀,最后只能复归于悲剧性的、静态的循环。沉重的悲剧发生在乌托邦的世界里,大不幸降临在拥有美好人性的人身上,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船总顺顺早年参加过辛亥起事,后因看透人生的祸福变幻,回到茶峒扎下心安稳过日子。他不看重财富,洒脱慷慨常救人之急,处事公正无私,是众人理想的管理者。却在小儿子傩送的婚事上,显出了世故和私心:看中有碾坊陪嫁的财主女儿,另外也因为大儿子的死,不理智地、狭隘地迁怒于翠翠,阻挠傩送的自由选择,使翠翠的悲剧最终形成。翠翠爷爷的死,触动他的理智带来良心上的内疚,其态度虽然松动但仍有所保留。天保对翠翠的爱有世俗的计较,却也是真诚的,但这份真诚因为没有与豁达无私相结合,而种下了所有的悲剧:他的出走与被水淹死,是树立在傩送心头的阴影,是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傩送这个秀拔超群、擅长唱歌且心灵美好,爱慕翠翠而不图碾坊,甚至愿意替兄长唱歌来与自己竞争心上人,却因为兄长的死而糊涂狭隘地迁怒到无辜善良,且势弱无靠的祖孙两个,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也牺牲了翠翠的幸福和爷爷的性命。翠翠是和着风日长大的自然的女儿,是作家心中 “神性”的人物,天真美丽,对爱情做着少女的憧憬,但她的始终不吐口未尝不是造成大老愈陷愈深的原因,无意中也加重了顺顺父子对爷爷的误会和恼怒。但如果少女的羞涩和矜持要受到谴责的话,还有什么不应该谴责呢?翠翠爷爷是《〈边城〉题记》中所述“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的一个老人,是老一辈茶峒人的典型:乘船渡河恪尽职守,备下茶水、烟草、药品等与人方便,命运对他却极不公平,在女儿产下幼雏自杀后,含辛茹苦地把孙女拉扯大,竭力为孙女的归宿谋划,最终却在失望和遭人怨恨中死去。
  《边城》是完美爱情的悲剧,天保戴着爱情的创伤被河水淹死,傩送怀着对翠翠的爱恋,无奈地远走他乡,翠翠孤独地守望在茶峒对岸,守望着没有任何承诺的爱情期待;《边城》也是人伦亲情的悲剧,顺顺伤悼溺水死去的儿子,也夹杂着对翠翠祖父的一些歉疚,傩送对兄长的死含着痛心和愧悔,爷爷无力完成帮助孙女的心愿,死在风雨交加的夜晚,翠翠失去了抚养她长大的唯一亲人……《边城》是在作家理想的人物和生存环境中发生的悲剧,因此它又是作家个人乌托邦理想的悲剧。
  《边城》的悲剧性根植于故事赖以生成的文化背景,根植于真实的人性和人类社会。几个主要人物无不具有人类无限歌颂和向往的美好而真实的人性,却都无法逃脱悲剧的命运,幸福只是虚妄的期待。其实,只要是真实的人性而非无欲无望的神性,人类就永远无法遵从上帝的安排,也就永远无法逃避痛苦和不幸。乌托邦就在这里显出了它自身永恒的子虚乌有性质,人类的生存也出现了无法解决的永恒困境。因为翠翠的爱情选择,二老享有两情相悦的幸福而大老只有堕入灵魂的地狱;顺顺对翠翠的排斥逼迫二老远走他乡,祖父在心力交瘁中死去,翠翠孤独地守望于茶峒对岸……人类的生存状态就是这样受制与社会总体、人类个体和自然界的种种约束。人类的选择既然谈不上绝对的自由,人类的终极幸福就只能是永远的乌托邦。
  与《桃花源》等单一纯粹的乌托邦作品不同,《边城》内部隐藏着分裂与不和谐。这种分裂与不和谐,部分地消解了作品的乌托邦属性,但其传播和接受并没有受到局限,相反散发着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故事深刻的悲剧内蕴、谐和欢乐的外层牧歌意象,两种完全相反的情感基调共生共长于《边城》,作品因此而呈现出复杂的审美效应。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学主潮随着整个社会的变革而变得空前的政治化,沈从文的《边城》虽然没有像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那样,对当时正在激烈进行的社会革命起到摇旗呐喊的鼓动作用,但在横征暴敛、边地杀戮的惨痛现实面前,故事中人物的美好和牧歌的境界,激起了人们的无限向往,帮助人们实现着对现实的否定和心灵超越。面对激扬飞厉的批判和斗争,作品在当时的文坛主流之外,保持着独特的审美价值。在40至70年代的单一写作语境里,《边城》几乎被当时铺天盖地的革命话语完全湮没,而作家本人的处境也很凄惨,甚至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试图自杀。一个正直、善良,从未放弃对民族、国家责任的作家,一个执着追求良善的人,却遭此厄运,不能不发人深省。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用关于未来的美好承诺,唤起人们的激情和向往,投身于现实的斗争。在革命胜利之后,借助政权力量,展开把本是“无何有之乡”不存在于客观世界的乌托邦变为现实的实践。到处盛行着革命乌托邦的话语体系,排斥、压制异己语言。沈从文放弃了写作,退守边缘角落从事文物研究,孤独而寂寞地坚守着寄寓在《边城》中的乌托邦理想和审美追求。但作家的处境并不因为沉默而有改善,“家中人对我生疏日甚,别的人对我生疏可想而知”⑤,强烈的“自毁”意识在《从文家书》中屡屡显露。
  进入80年代,沈从文和他的作品日益引起重视。《边城》在多元化的语境中,吸引着众多读者的关注和思考。阅读《边城》,当心底的乌托邦向往被唤醒时,故事的悲剧性和《边城》的接受过程又在给予启示:“无何有之乡”和现实之间永远不能架起连通的桥梁。乌托邦的美,对人类而言,永远只是天堂!这种“美的天堂”随个体和个体所处时代、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千差万别。乌托邦不能和专制、强暴联姻,应该尊重个体、尊重生命。强制地实现少数人心中的乌托邦模板,意味着剥夺和阉割众多人思考和话语的权利,意味着文明的桎梏和枷锁,无不是对乌托邦的反叛和践踏。
  
  注释:
  ①汪伟.读〈边城〉[J].北平晨报・学园. 1934年6月7日.
  ②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J].文学季刊,1935(6).
  ③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M].沈从文文集(11卷),花城出版社,1984:45.
  ④沈从文.记胡也频[M].沈从文文集(9卷),花城出版社,1984:58.
  ⑤沈从文.沈从文别集・边城集[M].岳麓书社,1992(1):14.
  
  (作者简介:李 燕(1974―)女,武汉信息传播职业技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