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鸦片贸易故事想解释好两个问题，一是中国近代的鸦片贸易是怎么兴起的，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另外是为什么要在那个时间点烧鸦片。从这两个问题的探讨，来看到中国的官场的逻辑，这是我们要注意和有借鉴意义的。
因为中国进入明清之后，版图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跟南宋比较），需要内部修养生息，国内的生产力很不错，能自给自足，所以对海外的贸易并没太大的看重。因此为了中央政府少些烦恼或者其他考虑（这个以后有机会要再查查资料再仔细讲呗），所以明朝洪武开始，对海禁比较重视。意思就是说，中国与外国人的贸易，只能局限在有限的几个城市进行才合法，其他地方都不行。
清朝初年，因为收复台湾是一件政治大事，所以有了更严格的海禁。到了康熙23年（1684年），台湾的事情基本搞定了，所以海禁解除了很多，在东南沿海的四个城市设立了大清的对外仅有的四个海关，而其中最大的就是广州的“粤海关”。后来又变得只剩这一个海关可以对外合法贸易，鸦片的故事就是在这里发生的。
在讲到鸦片贸易前，有一些前提要义的历史背景知识需要拓展。
在广州这个与外国贸易的过程中，牵扯到几个势力。第一是国家海关，第二是广州的本地官员，第三是本地的掌控着与外国人贸易的大型私营企业，古代称“商行”。第四个是外国人。我们需要了解这堆人的运作和想法，才能探查出事情的真相。
先从清朝的海关讲起，清朝直到晚清，一直没有外交部，也没有什么大使馆的东西，跟外国人的一切沟通，都是通过海关的官员（主要也就是在广州的该部门的官员），收到外国人的文件，再快马加鞭送到北京，皇上看到再批复回答外国人。因此，海关承担着今天的外交部的功能。另外两个功能就是收税和查走私。只是如今中国将外交功能给抽离了出来而已，因为晚清开始，外国势力对本国的影响力已经太大了，不得不专门在最高领导人身旁设立一个叫“外交部”的机构来应付。
关于当时的海关收税，有两种。一种是中央政府确定的，一定不能乱收的，固定税率正经的“正税”。这个税是不能有什么差错和乱来的，因为政府要监察它。另一种，是地方官员“瞒着”上级，自己加收的税，理解为“杂税”就得了。这部分收的“杂税”是不上报的，全入了直接管着收税的官员和吏员手里的。
由中央政府正式确认的，官方文件有写，称为“正税”，据民国学者王孝通的考证，进口税率一般低于16%，出口税为4%左右，为当时全世界最低的地方。（查阅海关总署2012年第15号通告，看到如今我们生存的年代的大部分商品税率在10到20%，方便读者比较之。）而收上来的这个“正税”有两个去处，一个是上交给中央政府，由主管大清朝政的户部收取，这部分用定额制，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时候，每年无论“正税”收多收少，广州海关都要向中央户部交纳这个一开始就固定了的海关税收。当然，一般海关税收只会增加，却不会减少的，断然不会出现海关收的“正税”比要交给户部的固定金额要少的。另外上交完户部后，多出来的收入，海关要交给皇帝的家里面，就是我们看《甄嬛传》里面一直讲的“内务府”。清朝皇家的钱，来自哪里？当然一个是来自全国的税收，交到户部，然后依据每年不同的国家收入再具体确认。若皇帝管理天下有功，收上来的税收多，则皇帝该年自己的分到的收入就会数量上多一些。另外两个就是“粤海关”这里讲到的这部分收入，还有另外一个是北京崇文门进出要收税，这部分的收入也是归于皇家的。
看到这里，大家就会注意到，海关的“正税”去处有两个地方，那么作为管理者，就会想到，需要有两个领导去分别负责，中央政府的户部得派官员去负责，而皇帝的收入那部分得由皇帝自己家的人去负责才行，也就是内务府得派宦官（太监）去。所以，因为海关的钱的去处，导致了海关的官员安排是来自这两派的人都要有。也就是太监和户部官员都要一起共事，别以为太监不识字，自从明朝张居正改革后，以后的宫廷内，也有专门教小太监读书写字的学校，以便更好当皇上的小秘书，所以太监也是有识字，有点文化水平的，能当官。
那么海关（或者说所有的掌管收钱的政府部门）一定会在明文规定的税率外，再加收另一种“杂税”，这就是潜规则，一直延续至今，也就是我们说的贪污。就像之前说的雍正“耗羡归公”改革之后，官员们又会想出别的理由，比如皇帝要庆生或者军需等理由，在中央规定了的“正规税”之外再加收“苛捐杂税”以入自己的囊中。这就是官员的一直以来的逻辑和做法。而这部分因为不被明文规定，所以，收税的吏员在长官的授意下，会极大的剥削着收，然后又极大部分拿去孝敬自己的直接长官，然后由低级官，一级级地向上层去孝敬，就这样进入整个官僚系统去分享。
官员压榨商人
所以海关官吏与广州官员一块对外国商人与中国本土商人，在“正税”之外任意的开出各种“杂税”，名目多，税率应该是